煤眯菡幌隆！ �
首先要解决填饱肚子的问题，所以打算写点东西。”
茅盾发现桂林并不大，然而“文化市场”特别大。短短的一条桂西路，就有几十家书店。
邵荃麟对他说，加入书业公会的书店、出版社，就有近七十家，虽然有一些是“皮包书店”。
“皮包书店，怎样讲？”茅盾不理解地问。
“这样的书店大半是贩卖文具起家，他们除了囤积贩运纸张文具和上海出版的书籍，也做翻版盗版的生意，其中少数也出版了一些进步书籍，获利比大书店还多呢。”邵荃麟答道。
不久，许多出版商打听到茅盾的住址，纷纷打上门拉稿。一些人了解到他手头拮据，主动提出可以预支稿费，而且书在出版之前，某些章节还可以先在刊物上发表。这些条件使他动心了，可是他只答应了可靠的书店，并未一概同意。
以往，茅盾每到一地，总是先为报刊赶写短论和杂文。这次他却一反往常，婉辞了各家报刊的约稿，先写长篇。他是这样考虑的：写短论的杂文，是向敌人掷投枪，但目前的桂林不同于过去，更不同香港，国民党的图书检查十分严厉，人身自由又无保障，如果匆匆忙忙上阵，既不能使“投枪”通过图书检查老爷的关口，反倒授人以口实。还是先不要急于发表文章，看清局势再写不迟。可是德止在等米下锅，那就先写长的吧。香港战争和东江脱险都是很好的题材，都可以写成几万字的中篇。
茅盾有眼病，晚上无法执笔，只能利用白天。房中只有一张方桌，夫妻在房口做饭，半张桌子放油盐酱醋，瓶瓶罐罐。他用另一半桌子，歪坐在竹椅上进行创作。
5月1日，描写香港沦陷前后市民生活和艰难遭遇的《劫后拾遗》脱稿了。这部中篇小说写法别致，近乎特写，纪实性很强，由桂林学艺出版社出自动，被称为是有“文献价值”的作品。
在抗战前夕，茅盾就打算写一部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的长篇小说，因为抗战爆发而作罢。如今他又开始酝酿、构思，决定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表现“五四”运动前到大革命失败后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
他设计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些出身剥削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革故鼎新的志向，但是认不清方向。当革命浪涛袭来时，这些人投身风浪之中，然而一旦革命退潮，他们又陷于迷惘，或走向了个人复仇，或消极沉沦。
写作进行得很顺利。由于他在桂林是客人，许多社会活动可以不参加，能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于写作。写作的条件很差，不得不在他称之为“两部鼓吹”的特殊环境中爬格子。
什么是“两部鼓吹”？茅盾曾作过这样的说明：“我的小房外边就是颇大的一天井（院子）。
每天在一定的时候，天井里非常热闹。楼上经常是两三位太太，有时亦夹着个把先生，倚栏而纵谈赌经，楼下则是三四位女佣在洗衣弄菜的同时，匀换着各家的新闻，杂以诟谇，楼上楼下，交相应和；因为楼上的是站着发议论，而楼下的是坐着骂山门，这就叫我想起了唐朝的坐部伎，而戏称之为‘两部鼓吹’。”
他住的小房里没有电灯，点了一盏桐油灯照明。夜晚，妻子在昏黄如豆的灯光下缝补衣裳，他唯有卧床闭目构思，打腹稿、推敲字句。白天的八九个钟点，对他来说是太宝贵了。
然而，“两部鼓吹”却常干扰他的运思作文。有一天，他正写着，“两部鼓吹”又开场了，嘻笑谩骂，撕打哭闹，扰得他实在忍无可忍，便把笔一扔，冲到天井里，对“立部伎”中的宋云彬大声吼道：“老宋，你一天到晚可以打麻将、讲赌经，我可是要靠做文章吃饭的！你要讲，好不好回到房……房里去……去讲！”
看他气得说话有点结结巴巴，宋云彬知道茅盾是真的发火了，连忙说：“好，好，不讲了，不讲了！”
“坐部伎”的几个女佣也吓得互相吐舌眨眼，不再高声骂街。
孔德沚低声对丈夫说：“你平时忍着性子不声响，一发火，倒蛮灵光哩！”
这以后有六七天，“两部鼓吹”停止“演出”，使茅盾得以安心致志地写一百多项原稿纸。
不久，就完成了这部后来题为《霜叶红似二月花》的长篇小说。
8月的一天，他从外面回来，妻子问他：“熊佛西先生找你去做什么呀？”
“嗨，他胃口大得很，雄心勃勃要创办一个大型文学期刊，叫《文学创作》。要柳亚子、田汉和我帮忙，给他写文章，还派定我每期至少写一篇小说。”
“你答应他了？”
“答应了。他有那么大的劲头，应该支持他。”
茅盾认为，支持熊佛西创办大型文学期刊，要比自己上阵更为有利，也更有效。而且，这本刊物有可能在西南部站住脚跟。于是，他改变原来的打算，提笔再写短篇小说。
可是，现实性很强的题村无法写，于是他想了个主意：选择圣经中的一则故事来写，用它来隐射现实。凶就写了《耶稣之死》。写到叛徒犹大出卖了耶稣，要来捉拿耶稣时，耶稣说：“你们带着刀捧出来捉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倒这样鬼鬼祟祟来干？现在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
这“黑暗掌权了！”影射的便是国民党反动派掌了权。茅盾正是要借喻圣经中耶稣与法利赛人的斗争，诅咒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
熊佛西读了这篇《耶稣之死》，看出了茅盾的创作意图，担心通不过国民党图书期刊检查官的审查。岂料它竟顺利逃过了“关卡”。
在熊佛西的怂恿下，茅盾又用圣经中的另一个故事写了《参孙和复仇》，预言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没落。
对这两篇借用圣经故事改写的作品，茅盾自己很喜欢。他后来说：
“因为只有用这样的借喻，方能逃过国民党那时的文字检查。蒋介石自己是基督教徒，他的爪牙万万想不到人家会用《圣经》来骂蒋的。”
茅盾在桂林写的另一个短篇小说是《列那和吉地》。他在这期间还写了大量的创作艺术技巧短论、书评及杂文。九个月“笔耕”的收获竟有五十多万字，真是惊人！
他还和柳亚子、陈此生等人论史作诗。这些诗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郁闷心情和对延安亲人、同志的思念。其中一首七律《无题》写道：
偶遣吟兴到三秋，
未许闲情赋远游。
罗带水枯仍系恨，
剑芒山老岂惠愁。
搏天鹰隼困藩溷，
拜日狐狸戴冕旒。
落落人间啼笑寂，
侧身北望思悠悠。
四五、蒋介石发出邀请之后
茅盾从香港来到桂林不久，听说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给广西当局下了一道电令：中央对由港归来文化人将有所借重，广西不得为他们安排工作。他冷笑道：“这一手分明是想扼断我们的生机，逼我们就范！但蛇对我不起作用，我是靠卖文为生的，并不需要别人安排什么工作。说什么‘将有所借重’，我倒要看看它是什么货色！”
不久，这所谓的“将有所借重”便真相大白。1942年5月初，公开身份是文化服务社社长、实际是CC系文化特务的刘百闵由重庆抵达桂林。一天，他邀茅盾到乐群社共进午餐，客气地说：“沈先生此次从香港脱险，回国效力，忠诚可嘉。我代表中央向您表示慰问。
请允许我敬您一杯！”
茅盾虽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也以实相告：“我素来不会饮酒，请原谅。”
刘百闵又客气一番，便自斟自饮地转入正题：“近两年来，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委员散居各地，使得重庆总部的工作难以开展，所以，蒋委员长特意要我来请沈先生以及其他原来在重庆的委员回去。至于工作问题、生活安排，这些都好说。”
茅盾心想，蒋介石此时向我发出邀请，不知要干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想把我置于中统和军统的严密监视之下。于是对刘百闵说：“我刚到桂林，需要歇一口气，会会老朋友，手头又正写一部小说，不好打断，去重庆的事以后再说吧。”
谈话之后，他了解到刘百闵在代表蒋介石“邀请”他的前后，还找了张友渔、沈志远、千家驹、金仲华、梁漱溟等人。但大家都在观望，没有一个人愿意冒风险。
刘百闵游说没有结果，不敢回重庆，每隔一段时间就上知名的文化人家里继续游说。茅盾自然是他经常“光顾”的对象。
7月间，刘百闵还托刚到桂林的叶圣陶来劝茅盾。他推托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无法离开。
10月底，茅盾完成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一部，以及《耶稣之死》等几个短篇小说。
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他下了决心：离开桂林去重庆。为什么呢？
对于蒋介石，他虽然只见过几次面，却深知其人。1925年初，他由上海去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大会期间，蒋介石在黄埔军官学校招待全体代表，并当场演说。茅盾实在不很懂这位“大同乡”的宁波官话，但却听懂并且记得他曾厉声怒色地说：“我不但有子弹打我的敌人，也有子弹打我的不敢冲锋的学生！”
“四·一二”政变发生，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激起了茅盾极大的义愤。
他以总主笔的身份在《汉口民国日报》撰写社论，揭露和抨击蒋介石的反革命嘴脸及本质，怒斥蒋介石是“一个具体而微的袁世凯第二”，是“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大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他转入地下之前写的最后一篇社论就是《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蒋介石因此对他恨之入骨，密令通缉茅盾。
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蒋介石举办庐山谈话会，邀请全国各党派暨各界知名人士“共商国是”。茅盾也接到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处的请柬，邀他参加第三期庐山座谈会。
当时，他曾对转送此信的郑振铎说：“发这封信的人大概忘记了十年前他们对我的通缉令还没有撤消呢！我看应该去封信问问清楚，免得上了庐山他们却拿出了那个通缉令。”
“不要开玩笑了，你打算去不去呢？”郑振铎问。
茅盾表示要想一想。
郑振铎劝他去：“你可以听听老蒋说些什么，这比报纸上的新闻可靠。”
“好吧，那就去听听他谈些什么。”茅盾答道。
然而，过了二十多天，郑振铎却转给他一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处庐山办事处的电报：“鉴三期谈话会因时局关系暂缓举行特此奉闻。”
“蒋介石是何许人，我沈某清楚得很！”茅盾想。近几个月来，为什么刘百闵三番五次上门转达蒋介石的“邀请”呢？他几次和妻子商量。
从政治环境讲，桂林比重庆较为开放，国民党特务组织考虑到广西派的实力，还不敢在桂林横行。但是桂林毕竟不是香港，它和重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