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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志在鸿鹄》的这一年，沈德鸿十五岁。
他为了实现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抱负，孜孜不倦地读书读报，接受爱国、自由的精神熏陶，吸取科学、民主的思想营养。
他还跟着钱老先生的弟弟钱玄同（代国文教员），读史可法的《答清摄政王书》，念黄遵宪的《台湾行》：“城头蓬蓬擂大鼓……”背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亚东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抄出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句子帖在宿舍中的床头，引吭高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三年级上学期，沈德鸿向一个四年级的大同学学会了篆刻。一天，学校里的一些纨绔子弟组织一次会议，为保密起见，会前印了门票。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要和他们斗争，但苦于无票入门。这时，德鸿想出了一个办法，仿照他们的门票刻了枚肖似的图章，印出了不少票子。进步的同学拿了闯入会场，展开斗争，把他们的会场搅散了。
放暑假后，他回到家里，用父亲遗留下的旧石章，自己治了十几方印章，除刻了“德鸿”、“雁宾”、“T·H”、“沈大”等姓名章外，还刻有“醒狮山民”、“志在鸿鹄”等言志印。
他把这些印章，或镌在书籍封面，或盖在《文课》（作文本）扉页，当作一面面镜子、一方方磨石，警醒、砥励自己上进、奋飞。
五、除名
德鸿在1911年秋初转学到嘉兴府中学四年级读书。原来已在那里上学的凯崧，比他小一岁，因为是四叔祖的儿子，德鸿叫他“凯叔”。这一对叔侄，是一对要好的同窗学友。
德鸿之所以转学到嘉兴，是因为听凯崧说起嘉兴府中学英文教员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比湖州府中学的英文教员强得多，而且，嘉兴中学教员与学生平等，师生宛如朋友。校长方青箱是革命党，教员大部分也是革命党。师生之间民主、平等，也是嘉兴中学的校风。
四年级第一个学期，是在辛亥革命的热烈、兴奋、激动中度过的。一放寒假，他们两个人便结伴反回了乌镇。
一天上午，雪后初晴，德鸿到镇上去看一个同学。他母亲见邮递员投进一封信，接过一扑克，是德鸿学校寄来的。她拆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两张纸，一张是德鸿的大考成绩单。
看到儿子门门功课优秀，她脸上浮现出了微笑。另一张纸是什么呢？她一看，大吃一惊：
“啊！‘除名通知’。怎么，德鸿被学校开除了？”因为生气，她拿信的手也颤抖起来，又感到一阵眩晕，站立不稳，赶忙转身坐到一把太师椅上。
这时，德鸿从门外进来，见到母亲脸色难看，急忙上前问侯。母亲问道：“你，你说，你在学校里做了什么坏事？”这使他象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便说自己在学校没有做过对不起母亲的事。
“没有？那学校为什么把你开除了？”陈爱珠说着把学校的“除名通知”递给儿子。他接过一看，顿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在心里骂了一句：“陈凤章这个坏蛋！”
看见他不吭声，陈爱珠催问道：“你怎么不说话，还想瞒我吗？”
“我没有做坏事。不信你问凯叔好了。”德鸿对母亲说。“好，我就叫人去找凯崧来。”
她说着便唤人去喊凯崧前来。
不一会儿，凯崧跟着沈家的佣人走来了。还未等陈爱珠开口，他就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纸递过去。陈爱珠一看，原来也是一张同样的“除名通知”。她着急地问，这一对叔侄、同学究竟因为什么被学校开除呢？
德鸿和凯崧便把他们被“除名”的原委说了出来：
11月初，德鸿、凯崧同时接到学校通知：嘉兴已经“光复”，因学校临时放假返家的学生，着立即回校上课。他俩结伴返校后，才知道教员中的几个“革命党”（同盟会会员）
已离开学校，或参加革命军，或到军政府工作。老校长方青箱已经出任嘉兴军政分司的官职，校务无暇顾及，目前的校务由一位新来的学监陈凤章负责。这位新学监一反方青箱的做法，把嘉兴府中学师生之间民主平等的校风抛到一边，按照旧的一套教育方法管理学校，只准学生埋头读书，不让学生过问政治。德鸿在后来回忆时写道：“这位学监说要整顿校风，巡视各自修室，自修时间不许学生往来和谈天。我觉得‘革命虽已成功’，而我们却失去了以前曾经有过的自由。”
一天晚上，凯崧到德鸿的自修室来，拿着一张刊和革命军光复各地消息《申报》，指着对德鸿说：“你读读这一段！”德鸿接过报纸看了起来，几个同学闻声也围拢在他俩身旁。这时，猛然传来大声的喝斥：“自修时间不准谈天！你们知道吗？”
他们往门口一看，学监陈凤章铁青着脸正举着手杖怒视着教室里的学生。几个围在一边的学生赶紧溜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只剩下德鸿和凯崧。陈凤章此时已站在两人面前，抓起课桌上的那张《申报》撕成破纸，扔在地上。
“你怎么撕掉我们的报纸？”德鸿不服，起身问学监。
“不准读报！”陈凤章想不到这个学生竟然敢质问他，便说：“自修时间要做功课！”
“我们功课都做完了，看报不行吗？”凯崧问。
“不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陈凤章专横地大声说。
“方校长让我们读报的！”“也允许我们自修时间往来和谈天！”德鸿、凯崧不服，和陈凤章争吵起来。这时，不少学生围了过来，也帮他俩跟学监讲理。还有一个学生把陈凤章的手杖悄悄拿走藏了起来。陈凤章讲不过学生，又找不到手杖，气急败坏地说：
“好！你们不服我学监管教，居然如此捣乱，看我不处理你们！”一边说一边离开了自修室。
第天，陈凤章就挂出布告牌，对德鸿、凯崧等几个学生给予记过处分。
德鸿、凯崧和其他被记过的学生都不服，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捣乱校纪”，是陈凤章故意刁难他们。一个同学说，“他是拿我们开刀，杀鸡给猴看！”另一个同学说，“去找方校长，告他！”
恰在这时，德鸿收到家里母亲的来信和汇款，嘱他好好复习功课，把期终的大考考好。
又叮咛他：“一人在外，要处处谨言慎行。”汇来的钱作他寒假回家的路费。于是他对凯崧和另几个相好的同学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算了！”
凯崧说：“等大考完了再跟他讲话！”
紧张的大考考过以后，德鸿、凯崧和几个同学去郊游。他们在南湖划船、赏景，还在烟雨楼中喝酒，又谈起学监给他们记过处分的事情，都愤愤不平。德鸿没有喝酒，对于同学的气忿之情，也抱有同感。他们回校后，几个同学趁着酒兴就去找学监陈凤章，质问：
“凭什么记我们过？”
“你们捣乱校纪，目无学监！给你们记过处分，这是轻的。看你们还敢再捣乱！”陈凤章说完，“砰”一声关上门，不再理他们。
有两个年岁大的学生，听了这话更加气愤，经过布告牌时，拾起两块石头，打碎了布牌。
德鸿和凯崧看了，也说砸得好，也了一口气。
回到宿舍后，他看到同学打死的一只老鼠，起了一个恶作剧的念头。他叫凯崧找来几张南货店糕点的草纸，把那只死老鼠包在里面，外面贴上一张红纸，象是一只礼品包。他抓起毛笔，在“礼包”的封套上写道：“南方有鸟，其名为雏。子知之乎？夫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食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雏过之，仰而视之曰：‘赫！’今子欲以之梁国而吓我邪？”
这是德鸿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庄子》中《秋水》里的句子。凯崧看了，拍手喊道：
“妙！妙！德鸿，这个脑筋只有你动得出。”
德鸿笑着抓起这个包着死老鼠的“礼包”，说道：“凯叔，走！我们给学监送礼去。”
两人悄悄地把这个“礼包”放到陈凤章的办公室里，看看没有人瞧见，就回到宿舍。
他们给学监送了这份特殊的“年礼”之后，第二天就回到乌镇度寒假了。两人哪里想得到，这下会闯了祸──被学校开除了。
陈爱珠听了儿子和凯崧的叙述，感到学监太专横，德鸿他们因为反对学监的专制而被除名，也情有可原。她看看两份同样的“除名通知”，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看来学监对你们还算客气，居然给你们寄来了大考成绩单。”待凯崧走后，她望了望儿子说：
“德鸿，你今后到哪里去读书呢？是不是还回湖州？”
德鸿表示不想回湖州。陈爱珠安慰儿子说：“到何处去，一时不忙，只是年份上不能吃亏，你得考上四年级下学期的插班生。”
后来，经过反复考虑，陈爱珠决定让德鸿到杭州读书。而凯崧由决定到湖州中学去。直到两年后，这一对叔侄与同窗好友才在北京会面。
六、学作对联
1912年初春的一天下午，沈德鸿乘坐的“乌杭班”客轮抵达杭州卖鱼桥码头。他提着一只小皮箱，夹着一个铺盖卷，登上岸来。叫了一辆黄包车，拉他到了位于葵巷的安定中学，很快办好了入学手续，成了这所四年级的正式学生。
他是一个月前来杭参加插班考试而被录取的。当时他住在一家与他这“泰兴昌纸店”有业务来往的纸行里，曾听纸行老板说过，创办安定中学的是一个姓胡的大商人，住宅有花园，花园里有四座楼，每座楼住一个姨太太。他办这安定中学是要洗一洗被人说成铜臭的耻辱。
其实，创办安定中学的大实业家胡趾祥，并不是一个满身铜臭的奸商，而是一位具有爱国心的有远见的富商兼学者。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举国上下力图复兴，多以科学足以救国，大兴办学之风。”胡趾祥的好友胡适、邵伯炯、陈叔通，都力劝他创办学校。
《杭州文史资料》载：“胡趾祥即手示二子焕、彬，拨八千元为开办费，六万元储息为学堂经常费，并请陈叔通来杭筹建。”他的治学精神是：“学唯诚意正心四字，教育经义治学两斋。”为了办好学校，与公立中学竞争，凡是杭州的好教员，他都千方百计聘请来。如当时被称为浙江才子的张相（献之）、举人俞康侯就被聘请担任国文教员，其他的数理化和史地教员，也多为知名学者和外国留学生。这些教员熏陶、培育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与德鸿先后在安定中学毕业或肄业的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尹民，及范文澜、钱学森、潘洁兹、蔡振华、华君武、冯亦代等人。
新的校园，新的师长，新的同学，这里的一切都使沈德鸿感到新鲜。杭州人说话差不多每句话都带着个“儿”，也是他闻所未闻的。教员上课没有通用的固定课本，每个教员爱教什么就教什么，不受任何约束。因此，学生上课的兴趣很浓厚。
德鸿上的第一堂国文课，是张相（献之）教的。他对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