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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婿听从了岳父的教导，愉快地奔赴太原前线。谁知这一别竟是永诀！在总攻太原之前，狡猾阴险的敌人伪称投降。萧逸站在新占领的水泥碉堡里用话筒喊话，从枪眼中向敌人宣讲形势和政策，要他们立即放下武器。这时，敌人射来罪恶的子弹，他牺牲了。他的战友张帆把他的遗物和照片寄给茅盾，夫妻俩收到后大哭了一场。
5月2日，茅盾在给张帆的信里写道：“……感谢你不怕麻烦，把萧逸为我们拍的照片寄来。萧逸此番在前线牺牲，太出意外，我们的悲痛是双重的：为国家想，失一有为的青年；
为他私人想，一番壮志，许多写作计划，都没有实现。张帆（恕我这样直呼大名），我想您也和我一样，觉得萧逸如果死后有知，一定也恨恨不已，因为他不死在总攻时的炮火下，而死在敌人假投降的诈谋中。正如昔年小女沈霞为鲁莽之医生所误，同样的死不瞑目罢？
我已经多年来‘学会’了把眼泪化成愤怒，但萧逸之死却使我几次落泪。萧逸的朋友在此间都来看我，这给我很大的感动的安慰。您有来信也同样给我很大的感动和安慰。感动的心情您当然了解，至于安慰则是代萧逸感到安慰。一个人死后，有他的战友来悼念他，他在地下一定感到安慰的！我和您虽然不识面，但我觉得我们好像相知已久，朋友，为国珍重，为赍志而没的您的战友珍重！”
写了这封信之后，茅盾就忙着筹备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成立全国性的文艺家组织。7月2日至19日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作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国统区的文艺运动。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他被选为副主席，还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称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9月中旬的一天，沈钧儒陪着一位老人来到茅盾的房间。
“雁冰，你看谁来了？”
茅盾一看，喜出望外地连忙迎上去：“啊，张总经理！真是贵客呵。”
原来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著名出版家张元济（菊生）先生。茅盾从北大预科毕业到上海找工作，就是他安排茅盾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编辑的。
张元济告诉茅盾，他是来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老人深有感慨地说：“十多年不到北京，这次重来，真是‘王侯宅第皆新主’呵！”
沈钧儒接过话，说道：“我们现在说‘新’，就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来还叫‘新政治协商会议’，现在改称‘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以‘王侯宅第’现在是都归人民，新主是人民。”
“对，您说得对！说得好！”张元济答道。茅盾也呵呵地笑了起来。
茅盾参加了全国政协筹备会议，又出席了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他代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发言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揭开了中国历史全新的一页。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平、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像初升的太阳照耀着亚洲，照耀站世界。”
在这次全体会议上，茅盾被推选为政治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在会议期间，茅盾收到一封信，是毛泽东对他几天前的信的答复。在那封信里，他作为《人民文学》的主编，请求毛当档主席为《人民文学》题词和写刊头。
毛泽东的复信如下：
雁冰兄：
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
展开信中附来的一张宣纸，上面写着：
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
毛泽东
茅盾给周扬看时说：“起应，主席这个题词，语重心长，我们的担子不轻呵！”
他没有料到，更重的担子将要放在他的肩上。当周恩来被选为政务院总理后，来找他：
“雁冰，我受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准备任命您为文化部长，特向您征求意见。”
茅盾跟周总理很熟悉，便坦率地表示：“我一向都是搞创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同成立以后，生活可以安定下来了，我不想当部长，只希望继续从事创作。”
周总理认为他说的合乎情理，答应再考虑一下。过了一天，周总理派人把茅盾接到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堂。他看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总理已在等候。坐下后，周总理对他说，在人事安排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请他来商量。
毛泽东主席微笑着说：“我跟恩来商量过了，还是要请你出任文化部长。雁冰，你是中外知名的大作家，这第一任文化部长，非你莫属啊！”
看到主席和总理如此郑重地向他提出，想到既然革命工作这样需要，他觉得不能再推托，便答应了。
毛泽东、周恩来一听，都笑了。他们跟茅盾紧紧握手，送他步出颐年堂。
10月1日，茅盾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正式任命他为文化部部长、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两天后，他出席了政务院成立大会，又受任为文教委员会召集人。
11月2日，茅盾主持了文化部成立大会。从此，他挑起了新中国文化部门领导的重担，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和文学艺术事业，筚路蓝缕，殚精竭虑。
五三、吃闷棍
1950年1月27日傍晚，电影剧作家柯灵和导演黄佐临来拜访茅盾。柯灵说他们打算把《腐蚀》改编成电影，想听听茅盾的意见。
提起这部小说，茅盾清楚地记得它在香港《大众生活》连载后引起轰动的情形。当时一封封读者来信由邹韬奋转到茅盾手中。许多读者都很关心赵惠明的命运。邹韬奋还对他提出：
不少读者来信，希望作者在小说中给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能否再写几节，给主人一个光明的前途？茅盾为满足众多读者的请求，续写了赵惠明走向自新的道路。后来他曾写道：
“《腐蚀》在《大众生活》上连载之后，上海的华夏书店在十月份赶印了单行本。然而，由于当时环境所限，《腐蚀》引起的轰动，仅限于香港、南洋和孤岛上海等几个城市，而且是短暂的，因为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也就在战火中湮没了。《腐蚀》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在日本投降之后。那时，上海的知识出版社重新把《腐蚀》印了单行本，并且运到了重庆等地出售。
不少报刊发表文章，称赞它是‘当前政治有力的诤言’，‘是一部用血写成的特务反动分子罪行的记录’，‘是胜利后一本最爱欢迎的书’等等。这就既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也受到了共产党的欢迎。国民党紧急下了命令，到各书店查禁。共产党则在各解放区翻印，向广大群众推荐，有的单位甚至把它规定为学习材料。在我所写的长篇小说中，《子夜》是国外版本最多的，而《腐蚀》则是国内版本最多的。想不到作为‘紧急任务’赶写出来的这部小说，竟发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当时《新华日报》发表了陈稻的《介绍茅盾先生的〈腐蚀〉》，指出：
“惠明的发展是完全合理的，不仅惠明如此，过去、现在和将来许多被害的人们也要跟着这唯一的道路打到光明。”延安的《解放日报》也发表了李伯钊的《读〈腐蚀〉》，称赞《腐蚀》“是一篇对国民党特务罪恶的有力的控诉书”。
现在，茅盾听说柯灵要改编《腐蚀》，他表示同意，并对改编提出了几点具体的意见。
这年下半年，柯灵编剧、佐临导演的《腐蚀》，由香港文华公司拍摄成影片，在全国各地上映，观众踊跃，盛况空前。
然而，不久《腐蚀》忽然莫名其妙地停映了。柯灵感到很奇怪，就去打听。答复是：
《腐蚀》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回答是：特务是应该憎恨的，而《腐蚀》的女主角却使人同情。
柯灵写道：“这理由当然无可訾议，而且牵涉到危险的立场问题：同情特务，还得了吗！”
他说，“照我粗浅的想法，惩治特务，律有明文：‘首恶必办，胁从不问’。《腐蚀》的女主角是被拐骗走的，正是胁从分子，衡之以政策，不是很好的配合吗？而且，观众如果同情失足者，自然会更引起对特务制度的憎恨。分化瓦解敌人，作用下地在于此。但到了文艺作品中间，不知何以就变得如此‘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对一个天良未泯的失足者（实质上也是被害者），连少许的同情也靳而不予？”
电影剧本的编写是根据原著的。当影片《腐蚀》遭到停映有厄运时，揣为文化部长的茅盾，犹如挨了一记闷棍。按照他的性格，如在过去，他必然撰文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进行论争。当《蚀》三部曲遭到创造社、太阳社的“左”的攻击时，是如此；当“第三种人”诬蔑鲁迅和他写的杂文时，是如此；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也是如此。而如今，他却默无一言。
对于茅盾的不置一词，没有表示态度，柯灵说：“我不信他心里没有任何想法。”
是的，茅盾并非没有想法，而是当时没有形之于语言文字。那时，他不仅知道影片《腐蚀》被停映，是因为公安部门提出了意见，而且还听到一位很有权力的人指责《腐蚀》“不该给赵惠明这样一个满手血污的特务以自新之路。”还批评原著：“这是一本对特务抱同情的书。”茅盾对于这种不符合实际的指责，当然不能接受。直到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腐蚀》时，问他对原书有无修改，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作任何修改”。并且在《腐蚀》新的《后记》中，对人们加给该书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一一作了分析。他写道：
“《腐蚀》是采用日记体裁的，日记的主人就是书是的主角，日记是的赵惠明的自讼，自解嘲，自己的辩护等等，如果太老实地从正面去理解，那就会对于赵惠明发生无条件的同情；反之，如果考虑到日记体裁的小说的特殊性，而对赵惠明的自讼，自解嘲，自己辩护等等，正是暴露了赵惠明的矛盾，个人主义，不明大义和缺乏节操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一九四一年向作者提出要求给予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的大多数读者，是看清了赵惠明的本质。”“我想，如果我现在要把蒋匪帮特务在今天的罪恶活动作为题材而写小说，我将不用日记体，将不写赵惠明那样的人，──当然书名也决不会是《腐蚀》一类的词儿了；但《腐蚀》既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那么，如果我再按照今天的要求来修改，恐怕不但是大可不必，而且反而会弄成进退失据罢？”
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茅盾又挨了一棍。那是1951年初的一天，一位部队青年作家白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