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制度的兴起，经济因素开始起主要作用，而宗教和政治被抛到背后，正是在这个社会环境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产生了，因而它们必然被认为是时代的产物，当历史进入新的时期，这些观点自然会被取代。简言之，这些就是直至1919年5月李大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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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一期上刊载的其他文章，大多数是在客观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其中许多在语气上是高度审慎的。人们从这些文章中很难得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确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这样的印象。
简言之，我们发现，在五四运动爆发之际，李大钊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俄国革命救世主的启示，但是尽管他感到有责任研究这个启示的学说基础，他仍然没有接受它。而陈独秀虽然以极大的兴趣注视俄国革命的局势，他仍然固执地坚持他的民主与科学的信仰。然而，1920年底，陈独秀、李大钊都坚定地站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阵营，并且还有一群当时追求每一种令人信服的学说细节的学生弟子追随他们。
由此看起来，1919年至1920年的五四运动时期是他们思想发展最重要的时期。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时期在中国学生分子中积聚的民族主义火焰终于燃烧起来。北京政府对日本压力的妥协态度以及在凡尔赛威尔逊体系的暴露是最终引发一场抗议示威形式的激烈反抗运动的导火索。尽管我们说李大钊、陈独秀是学生一代的精神领袖，尽管他们经常被说成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仍然极为明显的是，他们在引起1919年学生一代爱国主义的反抗精神方面所起的作用很小。正如我们看到的，虽然他们都为自己国家的问题全力以赴，但是他们都没有期待一个民族主义的解决办法。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继承者；是对纯粹民族主义热情并不敏感的思想传统的继承者。外来帝国主义始终是他们生存环境的一个抹不掉的特征，但是，他们都并不倾向于从帝国主义那里寻找中国困境的主要原因。陈独秀在他所有的著述中都暗示了如果西方能够剥削中国，那么中国自己要负责，西方的活力本身是值得模仿的良好品质。另一方面，李大钊总是从宇宙角度思考问题，寻找普遍的解决办法。他一直认为中国的再生一定是世界再生的一部分。的确，在欢迎布尔什维克革命中，他明确表达了消除国家界限，建立联合的全人类的信念。
因此，我们所应看作的1919年学生一代爱国主义的启示源泉，不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以及他们同时代的人。*这一代总体上是与李大钊、陈独秀一代完全不同性情的。从总体上看，学生一代所受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很少，并且表面上学生一代更熟悉西方思想体系。他们不用继续与在陈独秀、李大钊著作中经常感受到的古典教育的情感纠葛作斗争。因此，他们更易于受到在欧洲特别是日本兴起的狂热的爱国主义热情的感染。
*《学生界应该排斥的日货》（《新青年》，第七卷，第二期）文章中，陈独秀特别指责民族主义情绪的学生过分的沙文主义，“中国古代的学者和现代心地忠厚坦白的老百姓，都只有‘世界’或‘天下’的观念，不懂得国家不国家。如今只有一班半通不通自命为新学家的人，开口一个国家，闭口一个爱国；这种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乃是一班日本留学生贩来的劣货（这班留学生别的学问丝毫没有学得，只学得卖国和爱国两种主义）。现在学界排斥日货的声浪颇高，我们要晓得这宗精神上的输入的日货为害更大，岂不是学生界应该排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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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作为北京大学文学系主任的陈独秀越来越深地卷入了他的学生们的民族主义行动中，以一种他一生中特有的道德勇气，在学生们与北京政府的冲突中坚定而忠实地支持学生们，甚至为他们被捕入狱。正是由于这件事以及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他后来以五四运动领袖而闻名。然而，事实上，就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和政治方面讲陈独秀称不上是领袖。或许说正是他的学生们的行动最终迫使他开始直面帝国主义的全部表象，并最终导致他拿起了列宁的武器。
然而，虽然迫使陈独秀倾向列宁的影响力在1919年已经出现了，但是这些影响力的作用被一股强大的反影响力———杜威的社会哲学延缓了。
罗素和杜威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方面绝非不重要的事件，这两个人在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迪中的亲自出现，所产生的影响很难用“访问教授”的词语表达。虽然罗素的影响被证明是有限的和短暂的*，但是杜威教授**则如果不是在中国社会哲学领域，那么就是在中国科学哲学领域的思想史上留下了持久的影响。然而，确切地讲，正是这个社会哲学被陈独秀用来支持他的被大大动摇的民主信仰。在“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演讲中，杜威教授概括了民主的概念，它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陈独秀对这个词的任何理解。他立即意识到民主没有在中国扎根的原因可能是中国对整个概念的误解———误解也包括他本人。不久，在《实现民主的基础》（1919年11月）一文中他虔诚地接受了杜威教授更为宽泛的民主概念。
*伯兰特？罗素关于中国印象的描述见他的《中国问题》（Prob…lemofChina）。中国许多前卫的知识分子被他们所认为的卢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有用东西的荒谬倾向所激怒。
**约翰？杜威在北京停留期间的形象记述见他的LettersfromChinaandJapan（NewYork，1921）。他在北京期间作了如下演讲：1）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2）教育哲学；3）思维方法；4）我们时代的三位哲学家（伯克森、卢梭、詹姆斯）；5）关于伦理学。
陈独秀大声疾呼：“我相信政治的民治主义和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将来都可以在中国大大的发展，所以我不灰心气短，所以我不抱悲观。”［27］如果民主失败了，那么是因为中国人只是从上层统治阶级强加的政治制度方面考虑民主。杜威充分说明了“法律产生事实的力量小，事实产生法律的力量大”［28］。民主必须具有一种草根一样的社会基础，它必须是人们生活内容的一部分，必须从每个村庄、每个城市街区开始。只要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还没有完全具备民主态度，没有参与到民主生活进程中来，有关内阁制、议会制甚至集权制度与联邦制度的讨论都是不现实的。对于那些连起码的人民主权含义的概念都没有的政党，以及在共和招牌后继续搞专制主义老一套的军阀是不能寄予任何希望的。
在过去，中国在专制官僚政治统治下，它除了税收和司法职能外与人民很少有直接关系，政府这种薄弱控制的一个积极影响就是，它使得各种地方互助会和乡村互济会得以产生。虽然这些组织远比不上人民主权的现代目标，但它们的确为中国的草根民主提供了一些历史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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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注意到，在中国传统的公共机构中发现积极要素的倾向是陈独秀思想中一个相当新奇的特征，而这种倾向本身可以追溯到杜威教授更为公正地评价了传统的作用的影响，这个特征随着陈独秀转向马列主义而完全彻底地消失了。
杜威教授使陈独秀的注意力转向了经济民主问题，由此陈独秀特别提议建立以每个村庄为单位的遍及全国的工业组织。在这些组织中，人民将最终享有自己的发言权，民主将从这些组织扩大到政府的最高层。我们有些惊奇地发现，直到1919年12月陈独秀仍然没有认识到设立生产者和管理者分离独立的组织才是合理的。“一般商界的店东店员，工界的老板伙计，地位都相差不远”［29］。在1920年年底才看出只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陈独秀，在1919年12月还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社会是一支微不足道的力量。
由此很明显，工人阶级的兴起并不是使陈独秀走向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因，然而，即使当陈独秀试图将杜威的公式用于中国的现实的时候，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反向力量已经开始产生影响。
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领袖不同，列宁在比较早的时期就开始致力于“落后地区”的问题。尤其作为一个从政治行动方面考虑问题的人，他意识到了世界“落后地区”初期的民族主义本身可以用作实现世界革命的力量。由此，他在1916年2月的“社会民主”一文中写道：“我们不仅要坚决实行我们全部的最低纲领，而且要立即逐步开始鼓动目前尚处在沙俄压迫下的人民以及所有亚洲的殖民地和独立国家（印度、中国、波斯等等）起来反抗。”［30］当然，这一政策在列宁主义著名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可以找到其理论框架。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为中国知识分子展现了一幅庞杂的充满纷争的世界图景，在这一理论中，“落后地区”所遭受不幸的全部责任几乎都被归咎于国际金融资本。［31］1919年这幅图景的大致轮廓似乎足够简单了，一方是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集团，另一方是代表了劳苦大众以及所有受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利益的工农苏维埃国家。1919年的世界图景似乎最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所发生的事件，难道同盟国在凡尔赛会议上没有联合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吗？难道苏联在加拉罕问题上没有完全站在中国一方吗？*
*不能低估加拉罕协定在中国产生的影响。1920年5月的一期《新青年》刊登了协定的翻译件以及来自全国各组织团体的赞同意见。见《对于俄罗斯工农政府通告的舆论》。这些组织有：全国报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各界联合会，中华实业协会。在通告中加拉罕说：“我们不要仅仅援助工人，而且还要援助中国人民……每个民族无论大小都应该完全自治。我们宣布所有在革命前沙俄与中国和日本或同盟国签订的秘密条约从今以后全部废除。”然后，他特别指出废除所有给中国主权造成危害的不平等条约。“我们从今以后放弃所有前沙皇俄国政府通过侵略方式获得的中国满洲以及其他地方的领土。……总之，从今以后我们放弃前俄国在中国获得的所有最惠国待遇……如果作为我们的通告的结果，中国人民希望成为自由的民族，摆脱巴黎和会上所安排的使中国成为第二个印度和朝鲜的厄运，那么我们热切地希望中国人民与苏联的农民、工人以及红军进行共同的事业，为自由而奋斗！”来自各组织的声明都充满了最热烈的感激，并且所有这些组织不顾各自的不同政见都一致公认，苏联的这一举动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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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甚至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就已经信服了这个纷争的景象，把它想像为过去已死的幽灵与人类的自我新生之间的斗争。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也开始感到这个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