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出一张葛任的照片，“这不，他的照片我都保存着。”他捏着那张照片，看了一会儿，还让我看了一下。那是葛任的一张侧面像，是在窑洞前照的，设若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一个叫史诺（注：现译为斯诺）的美国记者照的。他还说，葛任有一首诗叫《谁曾经是我》，他在很多年前就拜读过，爱不释手。他问我是否晓得。我说当然晓得。因为担心言多必失，我就没敢多说甚么。接着他就朗诵了起来，他的嗓子哑了，间或有个亮音，就像铁锨在石面上铲过。而且，朗诵的时候，他会遽然做出挥手向前的动作，吓人一跳。我想，倘若葛任在场，也会被他搞迷糊的，定然不会承认那是自己的诗。我记得，说到“小溪”一词时，窦的语气活似日本人挂在嘴上的“哟西”。更多的时候，他将句子切成一小截一小截的，短促有力，就像射击。
＆ 谁曾经是我
李洱
窦思忠提到的那首诗，是葛任最有名的作品。它有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完成于日本，题目叫《蚕豆花》。遗憾的是，它现在已经遗失。第二个版本，是葛任在狱中修改完成的，题目就是窦思忠所说的《谁曾经是我》。最后一个版本，题目又改成了《蚕豆花》——关于它，我在第三部分还要提到，此处暂且不论。
关于《谁曾经是我》，1920年7月，葛任的狱友孔繁泰先生，在接受一个名叫费朗（Jac
ques Ferrand）的法国记者的采访时，曾经提到过。熟悉五四运动的人，对孔繁泰或许不太陌生。他和葛任都是因为参加六月三号的大游行，而在次日被捕的。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一、他本人是一名记者；二、他是孔圣人的第七十四代孙。所以，他出狱之后，成了中外各大媒体争相采访的目标。他在与费朗谈话时，他不光提到了这首诗，而且透露了他与葛任的狱中生活。采访结束之后，费朗先生就把这首诗和采访记，一起送到了当时名噪一时的《新世纪》杂志。但杂志社以“篇幅有限”为由，没有录用采访记，只录用了这首诗：
谁曾经是我，
谁是我镜中的一天，
是山中潺潺流淌的小溪，
还是溪边浓荫下的蚕豆花？
谁曾经是我，
谁是我镜中的春天，
是筑巢于树上的蜂儿，
还是树下正唱歌的恋人？
谁曾经是我，
谁是我镜中的一生，
是微风中的蓝色火苗，
还是黑暗中开放的野玫瑰？
谁于暗中叮嘱我，
谁从人群中走向我，
谁让镜子碎成了一片片，
让一个我变成了无数个我？
那篇采访记，后来收到了费朗先生的文集《L'Entretieninfini》（无尽的谈话）之中（此书中译本已由近岸出版社出版）。下面是与葛任有关的部分：
费：孔先生，据说你被关在马厩里？还挨了揍？
孔：不，步军统领衙门的马厩（条件）太好了，我无缘享受。（笑）我关在紧挨着马厩的房子里，窗户上贴着马粪纸。里面一共三十二个人。翌日，就成了三十个。死掉了两个。半夜，能听到马儿咻咻的鼻息。至于挨不挨揍，那要看他们从哪头揍起了。从马厩这边揍起，皮肉之苦少不了。从军械库那边揍起，轮到我们时，他们已是少气无力。我们的运气不错，马厩这边太臭了，他们轻易不到这边来。
费：你是怎样挨过那段时日的？
孔：读诗，唱歌，静坐，打瞌睡，还有，还有挨揍。（笑）
费：读诗？唱歌？
孔：是呀。有一首好诗，是我的朋友在狱中写的，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你若想看，我可以抄给你。
费：我最崇拜的神就是缪斯。你能否将我引荐给那位诗人？
孔：你会见到他的。正如你已经知道的，他和我一样，他也是因为游行而被捕的。你当然可以见到他。不过，不是在这里，而是在法国。他的未婚妻就在法国。他可能也要到法国去。他想到法国疗伤。是的，他有肺病，在狱中多次吐血。若有可能，届时，我可以写信给他，让他接受你的采访。他乃羞怯之人，一般不接受采访的。你的咖啡太好了。这是我喝到的最好的咖啡。
费：谢谢。你说他很羞怯？
孔：是的，羞怯。
费：哦，羞怯可是一种秘密，是个体存在的秘密之花，是对自我的细心呵护。
孔：不，他并不自私。中国人并不都自私。事实上，我和他都是为了声援别人而被捕的。他是一所医学院（注：即北京医专）的教师，我是一名记者。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不需要靠游行来领取工资。
费：孔先生，我的意思是说，他是懂得维护个人尊严的人。
孔：葛任？你怎么知道他叫葛任？
费：我说的是“个人”。（笑）不过，尊敬的孔先生，你无意中透露了他的名字。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我还知道，他的未婚妻是冰莹女士，胡安的女儿。
顺便说明一点，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后来葛任并没有到法国去，而是去了苏联。倒是孔繁泰本人在费朗的帮助下去了法国。在那里，这位孔子的后裔成了卢梭的信徒。1943年春天，他还将回到中国，与冰莹以及本书第三部分的叙述人范继槐先生相遇。
＠ 鼻出血
李洱
他念诗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光线从窗格照进来，照着他的脸。他脸色发白，但耳朵却十分灰暗。好像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与耳朵都关。天虽然很冷，可他的鼻尖上却有一层细汗。我发现，他的嘴角时常遽然抖动一下，就像遭受了蚊虫的叮咬。就在此时，一个事件发生了，他左边的鼻孔流血了。
我赶紧扶他躺下。我刚扶住他，南开就进来了。窦思忠似乎还沉浸于他的朗诵之中，不
停地抖动。随着那抖动，右边的鼻孔也开始流血。南开说：“首长千好万好，就是一点不好，不晓得休息！”我连忙说道，这不过是小事一桩，不要放在心上。逮些蜗牛烧熟，研成粉末吹入鼻孔，血就止住了。南开搔着头皮，说这么冷的天，去哪里逮蜗牛呢？我想了想，告诉他还有一种办法可以一试。他问是甚么办法，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去找些驴粪。”我说。南开一下子变了脸色。我赶紧说，在延安时，我用驴粪烧成的灰，给人治疗过鼻出血。窦思忠说：“白医生说甚么，就是甚么。”我听了很感动。我想，毛驴虽说回了延安，可它总留有粪便吧。
很快，我们就在院子里找到了驴粪。我用炭将它烘干了，尔后用洋火点了。南开跪在一边，小心地看护着驴粪的火苗。烧成灰时，南开四爪着地，趴在那里狠狠吸了一口。他的举动使我想起了田汗的卫士。我曾给田汗看过便秘，我每次开的药方，田汗的卫士都要亲口尝尝，不过，我当时开的不是驴粪，而是牵牛花和桃花。这会儿，南开也捏了一撮灰，放到嘴里品了一会儿。我问他是否有些腥？他点点头。腥中是否有点甜？他点点头。甜中是否有点苦？他又点了点头。“这就对了。”我说。他盯着我看了片刻，才允许我动手。我让窦思忠仰脸躺下，尔后我把驴粪的灰烬吹进了窦思忠的鼻孔。鼻血很快就止住了。还没等窦思忠开口，南开就抢先说道，他代表首长感谢我。我对南开说，要谢就谢那头毛驴吧，那可是革命的毛驴。
有甚说甚，止住了鼻血，窦思忠对我的态度就有了变化，不光是同志，好像还是战友了。他请我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火烧，羊头，此外还有羊腰子。半生不熟的羊腰子，最合他的胃口。吃腰子时，他说，他想不通葛任为何要跑到那么一个鬼地方，想听听我的看法。虽说对葛任的任何理解，都可能是曲解，但我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三句话不离本行嘛，我就说，○号可能是躲在那里养病，因为他有肺病，需要南方的湿润和阳光。“还有呢，说说看。”窦思忠说。我只好继续说下去，说○号骨子里是个文人，或许是为了安静地写书，才跑到大荒山。出乎我的意料，窦思忠竟然附和了我。他说，他也是这么想的。尔后他就说道，到了大荒山，要把葛任写的东西弄到手，不能让它落到外人手里，一张纸片也不能落下，因为那都是革命的财富。他板起脸，说，这并非他本人的意思，而是首长的命令。
＆ 粪便学
李洱
坦率地说，最初看白医生的自述，我很纳闷：这人动辄提起粪便，是不是有什么毛病，起码算是低级趣味吧？后来，我才知道误解了他。他是位粪便学专家，这么说，其实是出于职业习惯。
如前所述，白圣韬在北京医专读书时，日本人川田是他的老师。而川田本人，就是这方面的专家。现为上海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的于成泽先生，当年与白圣韬同班。据他回忆，白
圣韬是班上最用功的学生，深受川田的喜爱。于博导为《医学百家》杂志写过专栏文章，在1993年第5期的《名人趣谈》栏目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一段文字：
白圣韬比我们都要大上几岁，入校也比我们晚。他入校的时候，川田刚好来给我们低年级学生上课。川田先前在仙台医专读过书，与鲁迅先生同门，都是藤野先生的弟子。但他与鲁迅的性格完全两样，常给人一种我们现在所说的嬉皮士似的感觉。川田经常向我们提起粪便。他从婴儿的粪便讲起，说婴儿的粪便多么好多么好。他站在讲台上，手捧着一泡婴儿的粪便，揉来揉去，揉成一个团，然后再一分为二。因为婴儿的粪便是米黄色的，所以它们看上去活像两只微型的梨。他边讲边把它们抛起来，再接住，循环往复，就像魔术师在表演节目。有一次，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被他叫到跟前。他让我们拍拍它，闻闻它。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还鼓励我们咬上一口，尝尝它的味道和硬度。有些女生吓得捂着脸，连连后退。这时候，川田先生突然自己带头尝了一口。他嚼着那东西，就像嚼口香糖，还把舌尖挑出来，让我们看。我记得，学生当中，第一个去咬粪球的就是白圣韬。他确实是一个可以为真理献身的人。后来，在那届同学中，第一个去苏联的是他，第一个到延安去的也是他。当时，他本来可以不去延安的，因为他当时在上海开了私人诊所。但他后来下落不明，可能是牺牲了（注：原文如此）。
川田向我们解释，他并非故意刁难大家，而是想让大家熟悉人类最隐秘的东西。他说，粪便、尿、脓、痰，还有血、脑脊液、胸膜液，都是人的正常的生理化学反应。通过它们，可以了解人的身心状况；人的一生中要放十万多个屁，拉三十吨的粪。有人被他说笑了。他说，这没什么可笑的。对一名医生来说，有必要了解这些，就像木匠需要了解木头的纹理一样。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们从他那里学会了许多关于粪便的知识，也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从中国教师那里学不到的与粪便有关的宗教知识。他曾问我们谁信上帝。没有人举手。他点了白圣韬的名，说你不是在教堂里干过吗？我们至此方知白圣韬原来在教堂里当过仆役。川田说，西方的医生认为，上帝把许多灵丹妙药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