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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1946 年出版的“香港年鉴”，说仅在“深水岗、旺头角及油麻地一带，匪徒乘机发动，大肆抢劫。殷商富户多被抢，损失惨重。。”，如此寥寥数十字，来形容这场沦陷前的浩劫，跟实际情形相比，简直是避重就轻了。
10 日早上，上述各区已被近千名黑色人物洗劫殆尽，便又向南（柯士甸道以南的尖沙咀地区）发展。在此之前，这个地区并没有被黑社会人物列入“行动区域”，原因是尖沙咀地区，多为外籍居民，匪徒还看不透这些外籍人士（战前的外籍人士，一向自视颇高，而一般中国人对他们也敬而远之），是否仍有反抗之力（例如有自卫枪械之类），故未敢贸然动手，这时，各区已被搜劫得一千二净，而九龙城区，亦已被潮帮的“福义兴”反复洗劫，再不开辟新地盘，便会坐失良机，因为新界的英军败讯频传，日军进入九龙市区，已是迫在眉睫。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决定向尖沙咀发展。
经过一日一夜的烧杀，许多黑帮人物以外的地痞无赖及胆正命平之辈，都纷纷尾随这群“胜利友”之后，参加烧掠行列，“和安乐”的主力首先捣毁九龙仓大闸，率众蜂拥而入，仓内存留的白米、砂糖、棉纱、布匹、罐头及洋酒等，迅即被掠一空。留守员工，被杀及被殴伤的，亦逾十名之多；跟着，箭头又指向红区。
战前红街道简单，居民很少，大的商户不多，只有黄99 埔船坞（即如今的“黄埔新）最为惹人注目。其实船坞之内，除却修船机械及笨重的钢铁材料之外，哪会有什么贵重物品？但这时黑帮人物已失去理智，不管里面有些什么，一律列为洗劫对象。当发觉里面全是笨重的机械和钢铁材料之后，不禁恼羞成怒，一把无情大火，几乎把整个船坞烧个精光。
匪徒们因利所驱，又向红区三约的居民区进发。能带走的便带走，不能带走的便付之一炬。当时天寒地冻，北风凛冽。芜湖街的一名老妇，为了抢救一张棉毯，竟被匪徒们推入火堆之中，活活烧死。
如上所述，战前的红■区、土瓜湾一带，并没有什么巨商富户。当匪徒们向这些地区“发展”时，为了彻底搜刮，在每条街道中间，首先将一些易燃物品，烧起一堆熊熊烈火，然后将所有居民，驱赶到街道上，排列成行，勒令奉献财物。胆敢反抗或毫无贡献的，多数会被推入火堆之中，据一位目击这场浩劫的张老太指出，仅仅马头围道（今天的金门戏院附近），便看到十名以上的居民，被匪徒们活生生的烧死，事隔数十年，谈起这段恐怖往事，此老还余悸犹存，伤心泪落。因为她的一位同胞兄长，便是在这场浩劫之中，丧失了宝贵生命。
下午，这群匪徒边烧边抢，已接近九龙城区。当进至九龙城道北帝街附近时，和正在该区进行烧杀的潮帮人物相遇。后者认为前者侵入地盘，不许之前进。当时，这些人都已陷入疯狂境界，哪还有道理可说？一言不合，刀棍齐飞。一场混战下来，双方死伤累累，如此行动，可见双方已完全抢红了眼，早将前约丢于脑后。
晚上，枪炮声愈来愈近，军警亦纷纷撤往港岛，于是匪徒们又再回师，向尖沙咀进发。这时，已再没有区域之分了，所有各堂口的黑社会人物以及一些乘机捣乱的无赖地痞，甚至黑帮人物的家属，全部集中在一起，携带着担挑绳索、麻包布袋等物，浩浩荡荡，分别由弥敦道、漆咸道、广东道进入尖沙咀区。一场鬼哭神愁的大洗劫，又再度上演。
居住在汉口道的葡人施路华，在1947 年12 月接受澳门一家报纸（已停刊）访问时，曾对当时情况进行了介绍。
12 月10 日凌晨，忽然震天的喊声来自四方八面。起初人们以为日军杀到，但聆听之下，却全是本地口音，并夹杂着粗言秽语，便已料到是怎么回事了，还未来得及做应变准备，大门已被乒乒乓乓地猛力推撞。推不上几下，终于给撞开了。匪徒们便蜂拥而入。
据施君回忆所及，所有进来的人，都以白布或毛巾缠着左臂，均手持利器，有如凶神恶煞。入屋后不分青红皂白，喝令蹲下，拳打脚踢一番，然后翻箱倒筐，大事搜劫。
施君住的那座楼共是四家人，男女老幼共十三名。除了一对丹麦籍（海员）夫妇之外，其余都是葡籍人。当时葡萄牙是亲德的，而日本则为轴心国之一，所以这些葡人都以为日本会“尊重”他们，并不急于走避。不料日军还未前来，却先被匪徒们劫个精光。
匪徒在屋内搜索一番之后，认为仍有财物被收藏起来，于是向缩在厕所中的十多人拷问。这些人中，只有施君懂本地话，便作两者之间的通译。当匪徒们听说再无其他财物时，便狂性大发，以麻绳当作皮鞭使用，没头没面向他们抽打。一位五十多岁的卡素太太，竟被匪徒打碎了眼镜，玻璃片刺入左边眼球之内，事后成为“独眼夫人”。
拷打之后，仍然得不到什么，金钱等自然全部取去甚至连眼镜、发饰等物亦不放过。临走前还把家具杂物乱砸一通，才呼啸离去。对门的一户华人，任职某航空公司，其二十多岁的妻子惨遭轮奸，丈夫企图拯救时，惨被打折右腿（施路华君战后在澳门邮电所工作，现已退休，住在荷兰园正街）。在广东道开设找换店的秦君（顺德人），也在这场灾劫中丧失了性命。
当匪徒破门而入时，秦君便将所有钞票（包括港市及外币）共约三千多元，双手奉献。但匪徒们太过于无知，认为一定藏有金条光洋之类，因为战前的找换店门首，通常都标贴着“金银找换”的字样，其实不过是由清末民初一直遗留下来的商业惯用语而已。秦君百般解释，都不为匪徒接受。在一再拷打之后，身受重伤。兵荒马乱中缺乏医药治疗，沦陷后不久，便伤重而死。遗孀现居红■区，提起这些当年惨事，仍然悲愤万分。
洗劫尖沙咀区之后，部分匪徒意犹未足，认为旺角地区，可能还有“漏网之鱼”，于是又“回师”旺角，再度洗劫。正是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可怜当时的市民，既担心日军杀至，又三番四次被这群“胜利友”轮番蹂躏，但除了“逆来顺受”之外，竟别无他法。
黑帮人物搜劫九龙的消息，很容易就传到香港。当时的警察自然已基本没有保护市民的能力，自然引得香港这边的黑社会人物垂涎三尺，也想乘机捞其一把。只是香港方面不同于九龙，虽在兵荒马乱之中，仍然有若干警察及转队（即义勇军）维持秩序及指导市民防空常识，所以除了薄扶林及香港仔曾被劫掠之外，对市区还不敢动手。但九龙的“胜利友”捷报传来，港岛方面的黑帮人物怎能无动于衷，于是西区的“和合图”及湾仔区的“单义”两帮首领，便紧急会商“过江”之计。
终于，“单义”的一名红棍“报纸洪”想出办法。
原来九龙方面的英军撤至港岛之后，判断日军渡海时，肯定会从铜锣湾及北角一带登陆，于是将主力集结于该区。上环以至西环一带，则较少军事部署，若干有必要往返港、九两地的居民，则以较多的酬金，雇请小艇由上环前往旺角（渡海小轮当时已全部停航）。“报纸洪”纠集两帮黑人物共六十余名，以暴力威胁八只小型船艇，由上环码头渡海，在九龙山东街码头登陆。时为11 日上午。
实际上，经过两天两夜的洗劫，居民哪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供劫掠？但这些凶神的想法却不一样。他们认为“烂船也有三斤钉”，偌大一个九龙，绝不会一两天时间便给洗劫干净。“报纸洪”首先到钦州街跟“水房”的梁棠取得联系，作礼貌上的“投帖拜山”。道明来意之后，梁棠认为“胜利友”既已捷足先登，剩下的何妨做个顺水人情？便同意这些人再来一次彻底搜刮，且还派出二三十名手下“协助”。于是一场更残酷、更彻底的劫杀行动，又告展开。
这批人也知道九龙城区是潮帮地盘，由于彼此一向没有“交情”，不去招惹他们也罢。但认为旺角的何文田，及深水岗的横街小巷等处，总会有些“保持完整”的地方。于是放弃通冲大道，专向较偏僻的街道下手。
战前的香港工业并不发达，青山道一带仍未成为工厂区，甚至大埔道尾（即今北九龙裁署一带）仍然还很荒凉，但太子道以北、钦州街以南那段地区，却是人口集中之处。虽然103 经过一再洗劫，但匪徒人数到底有限，而且多数着重抢劫街道两边的商店，因此，还有部分未经洗劫的住户。这些“幸运者”还以为可以逃过此劫，不料这批会师人马又一次卷土重来，也只好认命了。
上述地区虽然人烟稠密，但居民大多数都是普通大众。在战前那段人浮于事的日子里，能够保持温饱已属难得，即使积聚了几个钱，在风声鹤唳的环境中，谁都拿来买入油盐柴米，以备不时之需了，那还有什么余钱供这些人劫掠？于是，这班匪徒的足迹所至，不论新旧衣裳、油茶米面，以至一些普通日常用品，能够拿走的都丝毫不漏。鸭寨街若干户人家，剩下的丁点粮食也被抢掠精光，继而日军入城，他们连粥水也没得喝，最后活生生饿死。这是“胜利友”在九龙的最后一次搜掠了，因为12 日黄昏，日军已攻入市区了。但这次最后的搜掠，却出乎意料的遇到一次抵抗，匪徒方面也死伤了不少。
原来今天的大角咀一带，战前还是海滩和烂地，但却盖搭着许多棚舍板屋。那是一批修船工人聚居的处所，因简就陋地聊作栖身之用。由于破破烂烂的全不起眼，所以较早的两次搜劫，尚且未蒙光顾。当然工人们并未存有幸免之心。他们先把妇孺集中一起，由少壮男子组成一支“自卫队”，以修船工具为武器，准备万一被抢劫时便全力反抗。
那批匪徒理当倒霉，当他们路经此地时，认为总会有多少油水。便一声呼啸，如人无人之境。正待动手之际，木屋中竟然冲出数十名大汉，手持铁筒、士已拿等“武器”，拦住去路。为首的“报纸洪”勃然大怒，右手一挥，带领着匪徒们向前冲杀。一场混战，于是展开。
过去这些匪徒之所以无往不胜，完全是靠人多势众，也从未遇过胆敢反抗的对象，但目前这批修船工人却大大不同，他们除了具有放手一搏的胆量之外，还看准了匪徒们“欺善怕恶”的弱点。一个照面下来，匪徒方面已倒下十多个。虽然反抗的一方也有受伤，但却前仆后继，拚死搏斗。这一来，匪徒们怯场了。一声散伙，狼狈奔逃。作恶多端的“报纸洪”，也给砸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