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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肇煌觉得“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这个名称，是日伪时期采用的，如沿用下去会受人讥笑和指责，于是便将这个洪门组织的名称改为“洪门忠义会”，葛自封为会长，并对外宣传，洪门忠义会是他另行建立的，与过去的“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无关。
葛接收“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后，进行会员登记。在改名为忠义会时，何崇校曾向他的助手梁达章询问来登记的旧会员有多少人，梁说尚不到三百人。以前“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向外宣称，他的会员人数是以万计的，当汉奸李荫南、冯壁峭、郭卫民利用权力强迫人入会以便勒索会费时，参加者只是被迫挂一个名，现在葛肇煌不能再用那种强迫人入会的手法，过去被强迫参加的人，当然不愿再来登记。来登记的两百多人，可以说是帮会的忠实分子。
那时葛肇煌已不便再用一德路那座旧会所，他将那座三层大楼交出，改在广州西关宝华正街租赁一所旧式大屋，门牌是十四号，作为忠义会会所，葛过去未参加过洪门，这时（1946 年3 月间）才由一个过去在“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充当军师的吴一峰，“扎”他为三合会的“双花红棍”。
“扎”是三合会黑话，意即提拔他或颁封他（军师吴一峰是粤剧演员出身，作演员时默默无闻，解放后被逮捕）。“双花红棍”是洪门三合会这一派系中的最高职位，类似另一洪门派系哥佬会中的山主（龙头）。三合会中的职位比较简单，大致分为红棍、纸扇、草鞋三类。红棍是主持人，是当家，是执行者；纸扇是幕僚，是参谋，是秘书；草鞋是外勤，是交通员、联络员、通讯员。三合会中，所有职位都是由会中传斗师扎封的（“斗”与“道”同音，可能由此讹转）。传斗师是一代传给一代的。相传三合会的创始人陈近南，就是第一代传斗师。这个职位是三合会中“清贵”之职，地位很高，但无实权。
葛肇煌建立忠义会后，开始时，并未想利用它来搞什么政治活动，而是想在黑社会中树立个人的地位。他乐于做别人的“大哥”，想利用它来做些包烟庇赌，干些走私讹诈的勾当。1946 年至1949 年这几年，葛在荔枝湾附近另租一屋，作为俱乐部，诱人聚赌，从中抽头。葛既是黑社会分子，又是军统成员。广州警察局的刑警多是军统分子，葛又暗中分些好处给他们，所以他们对葛的聚赌，双眼只开只闭，不予过问。那时在广东掌权的军事方面是“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政治方面是“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罗卓英。罗是陈诚的左右手，这两个人对军统不完全买帐。有人向罗卓英报告，说有个葛肇煌在广州搞帮会活动，并在市区内开设俱乐部赌博。罗准备将葛逮捕。这个消息传到葛肇煌的耳中，他惊慌起来，赶忙逃匿到北郊棠溪村一个性梁的忠义会友家中，躲了半个月。后来得知当时军统（1946 年6 月，军统已改称保密局）广东站负责人向罗卓英说情，向罗解释葛肇煌组织帮会是经军统同意的，并替葛掩饰聚赌行为，说聚赌可能是葛的手下人所为，以后当令葛约束停止，同时，广州行营参谋长甘丽初也支持葛，替葛向罗卓英疏通。甘丽初任第九十二师长时，葛肇煌是他部下的一个营长，甘有意包庇旧部；而且甘正是葛在西关开设赌博俱乐部的常客之一，自然更要为葛的聚赌开脱。罗卓英和甘丽初曾是同事，罗卓英做入缅远征军总司令时，甘是远征军中的一个军长。现在甘又是广州行营参谋长，同时又是罗的旧部，罗不能不买帐，因此罗想逮捕葛的事，才没有实行。
当上了洪门忠义会的会长，俨然成为广州第一大帮帮主；葛肇煌便开始排挤其他帮派，独霸广州。这时葛肇煌出于自己的利益，甚至敢抑制军统发起组织的“新社会建设协会”。
1946 年8 月间，军统向它所属单位发出一个通令，大意是军统骨干准备参加国大代表的选举，为了竞选，以控制国内帮会组织，要对之加以利用。在上海已成立有“新社会建设协会”筹备处，将来正式成立后便作为控制全国帮会的机构，希各地军统人员，对各地帮会加强联系，吸引他们参加该会。随令还附发“新社会建设协会”发起宣言和章程多份。宣告上列名的发起人，有洪门头子向松坡、青帮头子杜月笙以及军统骨干徐慰冰等十人。显然，这个所谓新建会，实是军统的一个外围机构。
1946 年底和1947 年初，军统陆续派出一些骨干分子在蒋管区设立新建会各省分会的筹备处。华南方面，在1947 年，军统派张辅邦任新建广东分会筹备处书记，钟可庄为广西分会筹备处书记。张荔浦是广东肇庆人，黄埔四期学生，曾在军统组织的“忠义救国军”内工作过，他虽然参加过洪门，可是与香港的洪门组织毫无渊源。港英政府虽然一面承认洪门在香港存在，但一面又严禁洪门在香港公开活动。张荔浦知道他无法在香港建立新建分会，索性不到香港，只游荡来往于广州肇庆间。钟可庄是广西人，曾做过军统广西站站长。他受派后，在桂林新树起新建会广西分会筹备处的招牌，但遭到广西当局黄旭初的抵制，使他无法活动。张辅邦是广东大埔人，黄埔三期学生，是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复兴社、军统的骨干。曾经短期做过蒋军师长，和罗卓英同乡。他受派后，兴冲冲地跑到广州，请求罗卓英支持，罗也答应。他凭借罗卓英势力，用极低的租金，向广州“敌伪产管理局”租得广州市桨栏路一座四层楼大洋房，将下面三层以高额租金租给商人开设“凯旋酒家”，四楼留作分会筹备处办公之用，另外又与一位军统骨干林郁民合办一个商营的“风行广播电台”；同时还在中山县买下近千亩沙田，转佃给别人，他做“二路地主”。在这方面，他获利不少，表面上他说是拿来补充分会经费，实则放进他的私囊。张辅邦虽然得到省主席罗卓英的支持，可是他的分会工作无进展，原因是他与广东帮会没有渊源，首先是葛肇煌不肯合作。
那时（1947—1948）广东的主要帮会组织，只有葛肇煌的洪门忠义会和骆天一主持的五对山仁文堂在广州的一个分堂（此时，熊社曦、何崇校领导的洪门大洪山，仅在广东境内钦县和小董建立分堂），但葛肇煌对张辅邦始终不合作。新建会是军统发起和支持的，葛肇煌是军统分子，但他不肯对新建会捧场，不以他领导的洪门组织参加新建会，似乎奇怪。其实这是反共派别内部互相勾心斗角的常有之事。1945 年5 月间，一次葛肇煌和何崇校闲谈，他曾向何说：“我可以对你老实坦白地说，我是不准备将忠义会加入新建会的。忠义会是我自己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军统）局本部对它未曾有过什么帮助，这几年为了搞忠义会，局本部还曾想将我查办，广东当局也曾经想将我扣留，是得到你们几位朋友的帮助，才替我解围，这与军统局无关。如果我将忠义会加入新建会，他们就会插手进来，可能还会在忠义会内将我排挤掉，我没有这样笨。忠义会不是军统属下的一个组织，军统不能对它直接发号施令，何况新建会对军统局又是相隔一层，所以我对张辅邦只能敷衍。”葛这些话，的确是肺腑之言，何崇校表示赞同。何说：“我同意你的看法。我在广西搞的‘大洪山’，我也不想让它加入新建会。何况新建会的总会，现在暂不能成立，我们至少要看看风头，待新建会总会成立后，我们再作考虑。”何崇校又说：“忠义会和大洪山都是洪门组织，洪门已存在几百年了，而军统只是现在政府的一个机关，性质根本不同。洪门和军统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何况我们虽然是洪门组织的一个头人，但忠义会和大洪山毕竟不是我们个人的。如果我们把它们完全交给军统属下的新建会控制，这是违背洪门传统的。”
葛肇煌认为何崇校说得极是，当时葛、何二人都想利用军统来掩护他们的洪门组织，却又不愿让军统来控制忠义会和大洪山，而是想把忠义会和大洪山作为自己的私人工具，作为自己的资本。
新建会广东分会筹备处得不到忠义会的支持，肯定不能有所发展，当时在广州的帮会组织，仅有五圣仁文堂下的骆天一分堂和张辅邦稍有接近。骆天一对张的筹备处表示支持，其实也只是想借重张辅邦和葛肇煌对抗。骆天一与人合资在广州上九路开了一家“式式酒家”，他的住宅和分堂便在酒家的后边。分堂人数不多，有些是广州法院和广州宪兵团人员以及广州一些不良法官。自葛肇煌在广州组建忠义会后，由于葛野心勃勃，一心想控制广东境内所有的洪门组织，排斥其他洪门组织在广州活动，除了何崇校与他有密切关系，听任何的大洪山在广州活动外，对其他洪门组织尽力压迫打击。骆天一也深受其威压，因而心中极为不满。骆天一曾发牢骚说：“人家（指葛肇煌）有力量，我只好退让啦！”骆想借助张辅邦的新建会分会来与葛肇煌斗争，可是张辅邦不是洪门中人，新建会广东分会后来也没有正式成立，他对葛始终无可奈何。1949 年10 月广州解放，骆天一只身逃亡澳门，他在广州的分堂也就瓦解了。
战尘旋至，兴风揽势，“行政院长”感佩有加，大小帮主麇集洪堂，第一帮主邀功请赏，阴风八面。
进入1949 年，蒋介石政权的支柱——国民党的军队在三大战役中被打得大败。蒋介石的本钱已快输光，他只好引退，让李宗仁上台。此时，在未解放的地区的反动派和反动分子，可以说是“人心惶惶”。他们中大致有三种思想状况：一种是准备顽抗到底，一种是准备逃亡，一种是“听天由命”。当时在广东的帮会头子的思想状况，大致也是如此。
葛肇煌是属于第一类型，他对人民的革命巨浪准备顽抗到底。为了顽抗，他认为必须增强他的力量，增大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