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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说：
这种意见好，现在要提出问题，提出任务，大家想办法。我的一个残疾孩子躺在床上。忙得不得了。成天修收音机、录音机等等。同他一起学习的同学学得比他好的不少，但大多学非所用，搞别的事去了。凡是用非所学、学非所用的人应该收集起来，使他们归队。
5 邓小平谈当顾问
王震同志讲，他曾对罗瑞卿同志说过，希望罗当个顾问头，五届人大后自己也想参加这个顾问队伍。这种顾问应该有顾有问，到处跑跑，提出意见。顾问不应该是照顾老弱病残。
小平同志说：
我曾对一位同志说过，如果让我当顾问，我还可以活二十年，如果让我工作。我只能活十年。我自己就提出过让我当顾问。我想当的顾问，就是这种又顾又问的顾问。
6 邓小平谈理论问题应该允许争论
我又谈到理论工作中的民主作风问题。我说：理论队伍中要提倡和实行民主作风，对有不同意见的理论问题应该允许争论，没有把握的不要在负责同志的文章中把话说死。
小平同志说：
这个问题很重要。毛主席讲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辩证法嘛，不“辩”怎么能〃证〃呢？经过〃辩〃才能〃证〃。民主作风，是个党风问题，军风问题，民风问题，学风问题，总起来说是党风问题。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延安作风，延安精神。延安作风、延安精神要恢复。延安的传统要继承发扬起来，最主要就是党的作风。关于党风问题。马恩由于当时的条件很难有什么建树，列宁有发展，但比毛主席在延安时的那些还不够。毛主席继承列宁的党风加以总结、创造，把党风大为发展。我们党的、很完整的作风。经过延安整风已经建立起来了。现在我们要继承发扬的就是延安那一套。要把被林彪、〃四人帮〃等破坏了的那一整套的东西贯彻下去。鞍钢宪法，自己没实行，实际上有了大庆才真正创造一套完整的经验。
在创造大庆这一套经验上，他对王震同志说：
你也是有功的。你把部队里那些不信鬼、不怕邪的干部交给他们了。在延安作风中包括艰苦奋斗的作风。学校教育中也要培养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这个人有一个优点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有话就说，不管对谁都说。在主席面前我也讲，我从来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我头上也长几根刺。因此也就得罪了一些人。以后我要说的还是要说。至于说了人家听不见。那我就不好管了，但是我还是要说。
关于要解散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事，小平同志对着我说：
你们的事。以后再说。反正有用的人总还是要用就是了。
接着，就讲了前面已经说过的评论所谓“三株大毒草”“是香花，不是毒草”的那段话。
7 胡耀邦对五月二十四日谈话的评价
邓小平同志同王震同志和我的谈话记录，经过王老的儿子，在北京市的范围内广为传播。这确实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胡耀邦说，小平同志指出“凡是”不对，这个谈话广为流传，开了党解放思想的先导，思想解放是从此开始的。胡耀邦同志的这个估价，是准确的。
注释：
①1976年6月毛泽东病重时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对他们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总可以论定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②《李先念文选》注释第157条，该书第518页。注释全文如下：〃四人帮〃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反革命集团。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九月，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九月二十一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后经他们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于十月六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实行隔离审查。这一措施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欢呼与坚决支持。
③后因邓致闭幕词，未用，改为聂帅的发言。
④《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书于1977年6月作为征求意见稿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1978年3月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时，书名改为《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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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财贸小组
一 任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
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七位负责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李鑫带胡绳、吴冷西、熊复去毛著办公室；另一部分，就是留在紫光阁的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李鑫带头积极拥护华国锋，紫光阁的人被冷淡了。很快，中央下发了一个通知，宣布解散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通知中限定时间，让研究室的人从哪个单位来的，回哪个单位去报到。当然，毛著办公室的人除外。
中央决定解散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我们不能不服从。在讨论会上，吴庆彤给我们出了一些好主意。他说，1976年8月〃四人帮〃公开印发、进行批判的所谓〃三株大毒草〃，房维中已经在写文章，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翻案，中国科学院也写了文章，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翻案，你们也应写文章，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翻案。我们采纳了他的意见，提出有几件事还要办，要求办完这几件事再解散。比如，要写几篇批判〃四人帮〃的文章，要做个总结，这些事情办完了，再到大庆、大寨去参观一下。这个意见得到李先念同志的支持。实际上我们是想拖，因为我们知道，邓小平同志终究有一天会出来工作，只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就解散不了。
1977年6月，就在政治研究室去大庆参观的同志刚回到北京的时候，姚依林同志按照李先念同志的意见找我谈话，让我到国务院财贸小组去工作。姚依林说，你不愿去《红旗》杂志，也不愿去中央党校，愿意不愿意去财贸小组？我知道，财贸小组是陈云、李先念同志分管的国务院的办事机构，姚依林又是〃一二·九〃运动时的老战友，所以他一说，我就答应了。很快，我被任命为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当时的组长是李素文，姚依林是第一副组长，陈国栋是第二副组长。后来，姚依林同志做了组长。
我去财贸小组时，姚依林同志告诉我，他正在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办几件事。一是进口粮食，并从思想上解决进口粮食不是修正主义的问题。二是降低向农民购粮的指标，减少征购粮和议购粮。陈云同志说，国家可以进口一些粮食，以减轻向农民征购和议购粮食的压力。三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陈云同志是想通过这些措施，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得到休养生息。姚依林同志还告诉我，财贸小组日常工作我可以不必去管，只负责理论研究工作，要关注思想、理论界的情况和材料。姚依林同志这样一说，我就提出建议，应该调一些同志来，成立一个理论组。他同意这个建议。于是就调来了有林、卢之超、林子力、李智盛、卫建林等同志，成立了理论组，我兼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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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财贸小组
二 批驳〃四人帮〃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诋毁
有林、林子力调来时，他们合作写的书稿《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刚完成。完成书稿以后，有林即开始收集“四人帮”诋毁商品生产的材料，准备写批判“四人帮”否定商品生产的文章。他和林子力、卢之超等同志调到理论组后不久，很快就收集了大量的材料。
理论组的同志在收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从1977年1O月份起，编了两份材料，一份是《〃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关于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方面的谬论》，另一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部分论述》。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把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从而否定商品生产，在人们的思想上制造了很多混乱。在收集“四人帮”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谬论的材料之前，虽然明显感到“四人帮〃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制造了不少混乱，但总觉得很零碎，没有体系。我们在收集了〃四人帮〃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货币方面的材料之后，发现他们在经济学方面确实有一套系统的反动理论，集中表现就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攻击、诋毁。
“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攻击、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主要方法，是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以前的小商品生产的特点，说成是所有商品生产的特点。还有这样的说法，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就必然存在资产阶级。他们把小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殊形态，说成是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内的一切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所共有的东西。他们还肆意歪曲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性质，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在本质上就不可能有多大差别”。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论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必然产生资本主义，必然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专门突出地讲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加以区别。这是苏联理论界的一大进步。毛主席对此也充分肯定。“四人帮”在商品生产方面的谬论，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观点相比，是个很大的倒退。他们把一切罪恶都归之于我们现在存在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说一切坏东西都是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来的。在他们看来，要革命，就要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革掉。
发现这些问题以后，我们开始动手起草批驳“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文章。这篇文章从酝酿起草到公开发表，用了近一年时间。初稿写好后，我曾拿给姚依林、陈国栋同志看，他们同意文章的观点。我们还送给纪登奎看，他也同意。后来送李先念同志，先念同志也同意。最后决定把文章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