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主张讲阶级斗争的部分要讲得准确一点，周到一点。李鑫主张保持原貌。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胡的意见占优势。“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矛盾暴露出来，李批评胡的意见就多了，说这里改的不行，那里改的失去原意。李鑫批胡乔木的话，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对阶级斗争，胡乔木一窍不通。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乔木被挤出《毛选》编辑班子，理由就是他篡改毛主席的著作，不宜继续担负这项工作。到那时，胡乔木提的修改意见大部分给否了。有同志主张毛主席原来怎么写的，就保持原样，一点不给他改，甚至错别字也不改。这件事情，公道一点讲，胡乔木的意见不能说每个都对，应该说，对的多一些。胡乔木熟悉毛主席的思想，文字功力深，又有经验，从《毛选》第一卷一直搞到第四卷，做了很多工作。
李鑫对胡乔木不高兴，除阶级斗争观点之外，还说了一句话，你记得吗，康生给我们说的是让你帮助我们做工作呀，结果你参加进来以后，喧宾夺主了，不是帮助我们，成了指示我们了。他们的矛盾，实质是在这里。
胡乔木被戴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帽子，从《毛选》五卷编辑工作中排挤出来。后来，成立了毛主席著作编辑办公室，主任汪东兴，副主任是李鑫，就没有胡乔木的份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乔木才重新负责编辑毛主席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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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整顿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三 国务院政研室成立以后做的几件事（2）
2 意识形态领城里同〃四人帮〃的斗争
先念同志曾经跟我说过，成立政治研究室是小平同志同他商量的，负责人的名单是他们两个人提的。他说，他当时担心，被“四人帮’看成是同他们唱对台戏的班子。事实上，这个班子一成立就是和“四人帮”唱对台戏的，要不然就不会成立这个研究室了。全党的工作，党中央、国务院的经常工作是邓小平管，意识形态领域是“四人帮”管，“四人帮”干“四人帮”的。是当时的这个局面，斗争的需要，促使邓小平成立政研室。政研室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对当时党中央、国务院作的决定做点宣传，能够帮助了解一点情况，起草一点文件。政研室自成立那天起，实际上就是拉开了一个架子，准备同“四人帮”唱对台戏。
当时毛主席在批评“四帮”的错误，他想进行一些揭整，如果没有这个形势，政研室的工作就寸步难行，毛主席也不会同意成立这个政研室。
从3月以来，关于铁路整顿的9号文件，关于钢铁整顿的13与文件等等送到毛主席那里，由主席圈阅下发。那时主要涉及的是经济工作。
7月初，毛主席同邓小平谈话，他的脑筋开始转向意识形态领域。毛主席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所以政研室一成立，邓小平就给胡乔木说，毛主席开始注意文化教育工作，而我对这方面情况很不了解，政研室成立以后，你们注意收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材料。这样，政研室一成立，我们就做这件事。
（1）上送报刊上删掉〃百花齐放〃和宣传〃三突出〃的材料
我们搞了两个材料，一是经过查阅报刊的文章，证明毛主席讲的“百花齐放”没有了，不提了，确实是事实。这个主要是王子野他们几个同志看报，看刊物，从当时查到的材料中，选出12篇文章，都是把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四句话中的〃百花齐放〃删掉了。这个材料证实了毛主席讲的〃百花齐放〃没有了，不仅文艺工作实际情况是如此，而且文艺方针政策的提法也是如此。送给邓小平以后，邓说，这个材料很能说明问题。以后，他在中央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的讲话里头就说，对毛主席的指示，不能歪曲，不能割裂，不能片面，比如说吧，过四句话是比较完整的，这些年来，把〃百花齐放〃砍掉了，只剩三句话。后来查出来是姚文元定的调子。
在此期间，我记得和北影的李晨声他们有了接触。李是电影《海霞》的摄影。他们也是从报刊宣传中看出来，“四人帮”不仅把“三突出””当作样板戏塑造人物的成功经验，而且推而广之，成为艺术领域，文学领域，都要普遍遵守的创作原则。我让理论组整理了一份《关于报刊上宣传“三突出”创作原则情况的材料》。这个材料也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也转给了毛主席。
（2）转送《创业》编剧张天民的申诉信
我记不清楚，是我们的材料送上之前，还是送上之后，毛主席在7月14日，有了一个多方面说到文艺政策要调整的谈话，其中讲到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准备用两三年的时间，改变现在缺少小说、诗歌、散文、文艺批评的状况，并且说到了，对于作家要团结大多数。其中讲到周扬的问题，说：如果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这样一种作法是脱离群众的。并且说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
这次谈话涉及的面比较宽，例子也比较明确，说明他对“四人帮”搞的这一套，意识到不对头，不满意，需要调整。
这些谈话，当时没有全文传选，邓小平通过胡乔木已经告诉了我们，促进我们收集过方面材料。我们更有信心，同时找了一些文艺界的人物了解情况。文艺界有些人分别地给我们那里通消息，反映情况，或是直接写信。
1975年2月春节期间，影片《创业》公开放映，可是放映后第二天就被禁止。江青和她控制的文化部百般挑剔，压制了几个月，到4月上旬，罗列了十条罪名，不让《创业》公开发行。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胡乔木曾经找李季谈过一次话。李季是诗人、作家，又长期在石油系统，要他写信反映关于《创业》的不同意见。后来车季同志病了，住进了医院，熊复和王子野约李季谈，记录整理了一封信，想由李季同意之后签名发出。胡乔木看了不满意，也就算了。后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就说过是秘密串联，捉刀代笔。
在此过程中，《创业》编剧张天民写了一封申诉信，一式两份，通过贺龙的女儿贺捷生走两个途径上送，一封交王海容送毛主席，另一封交胡乔木送给邓小平，邓小平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写下对《创业》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个事情批了江青，惹恼了江青。江青后来当面斥责张天民：“告也娘的刁状。”张春桥竭力抵消毛席批评的分量，说：主席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用字是非常准确的，“此片无大错”，没有大错，还有小错、中错呀！
（3）转送《海霞》主创人员给毛主席的信
《创业》批示传达以后，引起强烈反响，轰动一时。文艺界奔走相告，精神为之振奋，“四人帮”狼狈不堪，等于抄了文化部的家。在这个期间，我同《海霞》摄制组接触，胡乔木知道后，给我讲，在这个形势底下，你要找《海霞》导演，让他们向中央写信。在此之前曾同李晨声、惠宏安同志谈了几次，后来谢铁骊同志来我家一次。当时精神有些紧张，车停得很远，然后走过来。他诉说一番《海霞》受刁难的苦处，对文化部、“四人帮”的作法深为不满。我主要是传述了上面关于文艺调整们信息，还说，你们的争论我没有发言权，最好是看看毛主席著作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段话，以及有关文艺政策方面的论述，你们觉得你们是按毛主席思想办事的，你们就写信，如果你们觉得你们的作法与毛主席的著作不一致，你们就不要写信。
他们给毛主席写了信，是7月25日，由我交给胡乔木，胡乔木交给邓小平，邓小平交给毛主席。7月29日毛主席就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专门召集政治局同志看《海霞》，一共到了八个政治局委员。江青称病没到，张春桥也没有到。大家认为影片的所谓毛病也只是看法不同，建议可以发行。这样《海霞》也通过发行了。江青就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政治局审看电影。
（4）转送周海婴、姚雪垠给毛主席的信
也是这个时候，周海婴要求出版鲁迅的书信集，要求重新出般鲁迅全集，要求对鲁迅的著作深入研究。给毛主席写了信，经胡乔木送给了主席，主席同意了。
历史小说《李自成》在“文革”前出了第一卷，“文革”开始后，姚雪垠在武汉受到批判，写作停顿下来了。这时，他听说毛主席有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就给毛主席写信，要求给他一个条件，把《李自成》完成。也是胡乔木把信转给了毛主席，解决了《李自成》的写作和出版问题。作者姚雪垠调到了北京。
（5）转送冼星海夫人给毛主席的信
在音乐界，恰好1975年是冼星海去世30周年，聂耳去世40周年，音乐界想组织一次音乐会，纪念这两位音乐家。冼夫人钱韵玲向毛主席写信提出这个建议。这封信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陈莲代为起草，预先同于光远、胡乔木通过气。信寄到中南海后立即经过邓小平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即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委员。照说主席批准了，就应该没事了，但〃四人帮〃还是刁难。一个是会议的横标，不能写〃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只能够写聂耳、冼星海逝世多少周年音乐会。音乐界认为〃人民音乐家〃是过去毛主席的题词，一定要写上〃人民音乐家〃这五个大字，〃四人帮〃就是不同意。另外一个是演出地点，计划在民族文化宫演出一二场以外，到首都体育馆演出一次。计划进到国务院，也被张春桥卡住了。这就更引起音乐界的愤怒。李德伦找到我，我建议他向胡乔木反映。胡乔木接了李德伦的电话，讲了一句很厉害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让他们搞。李德伦找到我，说想请周总理、邓大姐他们来看演出。我就把他领到我们的办公地点，在那里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建议由他请周总理、邓大姐他们来看演出。邓大姐给李德伦他们回了一个电话，说周总理身体不好，从电视上看你们演出。
（6）抄转李春光的大字报给毛主席
在过时，我的侄子邓启元告诉我音乐学院出了一张轰动全院的大字报，那就是李春光的大字报。大字报尖锐批评“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写大字报的李春光是作曲理论系的青年教员。当时，这张大字报还是有点力量的。我让他第二天抄下来。没想到大字报下面已经堆了一地煤，把下半截盖起来了。我问启元认识李春光吗，他说认识，我就让启元到他家里，不讲别的，只讲你的大宇报很好，我看不到全文了，你给我看看，让我抄一份。把大字报抄来以后，我就在前面加了一段对李春光这个人的简要介绍，上班时就把大字报抄件和写的那段话一起给大家看了一下。大家都称赞这张大字报写得好，散会后，胡乔木就把大字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