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后者到10月初只能集中防守省会和少数城市了。
这样，当湖北省在10月爆发骚乱时，四川处于愤怒的火焰之中已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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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之久了。但武昌起义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中国辛亥革命的火种。新的革命
省政府就是首先在武昌宣布成立的，随之在10月10日至11月27日又有另
外十四个新的革命省政府宣布成立。四川省的抗议就成了仅次于武昌起义的
反清王朝的运动。
湖北的危机：对革命或温和的抉择
从湖北调军入川之举在武汉的革命派内部造成了紧迫感。如果要进一步
调走人马，将会抽空他们指望成为起义骨干的人。同盟会的领袖们现在愿意
忘掉1913年起义的老计划，并且愿意加快行动，但还不能象文学社和共进
会所希望的那样快。当10月9日的一个事件迫使他们行动时，他们正在决
定行动方针。他们刚刚懊丧地得知，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 （当时在香港）和
宋教仁 （在上海）都要他们等待时机。黄兴希望在10月底几省同时起义，
而宋教仁对只在武汉发难能否立即成功也持悲观态度。当时旅行在美国的孙
中山对计划毫无所知。当湖北的领袖们由于这一失望而聚集在武昌修正他们
的计划时，突然得知他们在汉口的一处弹药站发生了爆炸。警察正在步步进
逼。经过了一段犹豫不决和惊慌失措的时间以后，武昌的秘密会议决定出
击。但它发出武装行动的号召为时已晚，因为它的追随者或已逃散，或已被
捕。武昌的活动站本身在许多领导人得以逃走以前遭到袭击。似乎到处都是
忠于政府的军队和特务。革命派内部出现了叛徒。各个部队中的文学社成员
这时在疯狂激动的情绪中试图集结他们的力量。经过10月10日一个下午的
不顾一切的协商，一小批士兵匆忙地临时订出了当天晚上的计划，然后坚决
地出击。他们杀死了军官，直趋附近最大的弹药库，那里由同营的一个连在
驻守。该连也参加其战友的行动，据说已经同情共和主义的该连连长被说服
起而带领约三百人的这一小股造反队伍。在他的领导下，起义者重新组合，
并把队伍扩大到约四千名新军，进而攻击了总督已在那里集结其部队的当地
司令部。战斗在刮风的、时断时续的雨夜激烈进行。到凌晨，武昌的清政府
已被打垮。当天下午，革命派组成湖北的军政府，并且大胆地代表全中国宣
布成立共和国。他们还采用新的历法，改宣统三年为中华4609年。
这些事件使其他省行动起来，结果在以后的四个月中结束了清朝的统
治，成立了中华民国。就在这四个月的过程中，在10月10日下午首先发难
的那些人却把权力交给当晚与他们交战的人。在10月10日集结其部队的正
目熊秉坤和在关键性的当晚带领部队的队官吴兆麟，让位于黎元洪和汤化龙
等人，这些人既代表着新秩序，也同样代表着旧制度。
黎元洪是指挥武汉一个混成协的统领，受过现代的训练。他自1896年
驻守武汉以来，不断企图肃清附近的革命活动。尽管他作了种种努力，他部
下的一些人仍参加了双十起义。黎元洪在开始时进行反击，据说他甚至杀害
了一个劝他倒戈的革命党人。当事态急转直下变得有利于起义者时，他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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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藏起来，但革命派找到了他。他们认识到需要有一个其姓名能使中外人士
都有深刻印象的领袖人物，所以只好求助于黎元洪，因为他是能物色到的最
高级军官。他们要求的另一个资格只是候选人必须是汉人，而不是满人。10
月11日上午，黎元洪被领出了躲藏的地点，并被委为新政体中的都督。还
留着辫子的黎元洪答复说，革命派闯的祸已经够大了，应在清朝援军粉碎他
们之前收兵回营。众人随即把他架到谘议局，在那里以他的名义组织政府和
发表宣言。但他仍不让步。部队对他威胁利诱达两天之久。至少在他们内部
有两次对他的所谓杀害被有力地制住了。新政府向湖北省地方官员、其他各
省和外国领事致电，宣告他们已采取的步骤，上面签署了黎元洪的名字。同
时，他们巩固了对武汉三镇的控制。黎元洪的态度最后软化了下来。他一方
面对革命派的成就有了深刻的印象，一方面这时又面临着不担任都督就要作
为卖国贼而被处决的抉择，所以只得勉为其难。当包括黄兴和宋教仁在内的
同盟会领袖约在两星期后到达武汉时，黎元洪并未被撤换下来。
反对替换黎元洪的一个决定性的论点是，政府领导的更替会使外国人怀
疑新政体的稳定性。湖北革命派深切地关心列强的态度，因而他们迅速作出
了妥协的姿态。他们作出的早期决定之一就是尊重清朝与外国缔结的一切条
约和履行这些条约中的一切义务。有关这一内容的照会于10月13日分送给
所有的领事馆，不过革命派规定，他们将不承认自即日起与清朝订立的任何
协定。照会还保证保护外国人的权利和财产，并且表示了希望列强友邦为了
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的利益而与中国合作的意愿。
湖北的革命派急于要表现稳定性和延续性的热情，有助于说明湖北谘议
局及其议长汤化龙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当军队把黎元洪带到谘议局以组织
他们的政府，选出他们的领导人和决定他们的政策时，实际上他们承认谘议
局具有使他们的行动合法化的权力。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又求助于议长。
当委任黎元洪当都督时，汤化龙被选主持民政。汤化龙与四川省议长蒲殿俊
和湖南省议长谭延辏峭平俊Ｋ牒罅饺艘谎谌毡玖粞В橇浩簟�
超的追随者，并活跃于宪友会等团体。他不但是最富战斗性的立宪派，也是
最早支持革命的人士之一。他与黎元洪不同，不用人去说服他；的确，他自
称在1911年10月以前很久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者。湖北的其他人比汤化龙有
更深的革命资历，但却让他担任最高的文职，这可能是他的社会地位所致，
而推选黎元洪的决定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因此情况似乎是，为了尽量减少新政府的革命外貌（特别在外国列强面
前），不革命的领袖人物在新政府中擢升高位。汤化龙一事说明了革命派—
—特别是在新军中对政治生疏、对自己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地位没有信心的革
命派——急于要显示他们的慎重和责任感，以及他们对代议制和立宪政制的
信仰。他们认为，任命一位以忠于这些原则闻名的绅士担任高级职务便能做
到这两点。在中国政治天翻地覆的斗争中，汤化龙帮助革命派保持了延续性
和一个稳定性的面貌。这样，革命后的政治领导权便大半落到了原来掌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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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领导权的人的手中。其他省份对湖北革命未能产生新领导之事深为失望，
但是在那些失望的人们当中，许多人很快就发现，他们本省的事态也在沿着
湖北的路子亦步亦趋地发展。
革命之谜
我们的叙述已经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中这场革命似乎吞没了革命派的
时刻。在这个时期，有关革命的各种关键问题非常尖锐地被提了出来。不幸
的是，这个时期的资料又刚刚开始在搜集、选择和分析，论据仍然是最薄弱
和互相矛盾的。在这里，似乎最好先确定问题，然后提出阐释问题的可能的
路数，而不是作出不可变动的结论。
从10月10日的湖北省的行动开始起，在随后的七个星期中有十五个省
宣布独立。在这些省份中，许多省的较小的政治单位（如市和县）已先于省
当局宣布自治。在10月份第一批独立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这段时
期，地方一级和省一级的政权兴替无常。在新军官、谘议局领袖、前清官员、
商人、秘密会社领袖、同盟会会员以及其他革命党领袖之间，形成了多种多
样的权力关系。这些关系很少能在长时期保持稳定。执政的权力在中国有了
新的含义，并且以新的方式来行使。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都要重新加以衡
量。许多新的和互相冲突的利害关系已经相当迅速地形成，特别是私人利益
倍蓰增加，同时又出现了一个1900年以前尚未存在的公益观念。1911年的
清朝政策把这些日益发展中的利害关系捏成一个对当局持批判态度的质
体。但它们的多样性造成了无数不同组合的可能性。在分析 1911年时期及
以后不久的中国事件时，中心问题是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
最普遍的相互影响可从新军发动的起义中见到：新军已受同盟会宣传的
影响，但他们与绅士和谘议局议员协同行动，并得到后两者的支持。最普遍
的结果是出现一种省政权，它由都督伙同绅士和谘议局控制的文官政府一起
领导。但军政和民政之间的关系各省颇不一样。在某些省份，商人成为军人
…绅士…谘议局的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在另外一些省份，前清官员或同盟会
会员则侧身于新统治精英的各界人士集团之中。在此期间，广大农村的农民
起义在消失，而旧式的政权又很快地重新建立起来。
1911—1913年的这种混乱和多样化成了当时的重要特点。晚至十九世纪
九十年代，还存在着限制人民思想和行动的各种清规戒律。到了1911年，
那些束缚被打破了。1911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围绕在思想和行动的新基础是如
何形成的这一问题上。1911—1913年间，由于宗旨不同和组织不稳定而出现
的变化无常的组合，是革命性变化的象征。新的势力数量过多，政见又是那
么不同，因而互相难以调和，也难以与旧秩序的许多残余势力妥协。但是没
有回头路可走了。当张謇接受清帝国的灭亡这个事实时，他说，各人都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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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主张，世上无物能限制这种力量。 一个与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不同的国家
正在诞生。
中国长期存在的中央…地方关系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有迹象表明，人们
在沿着新的路线寻找解决办法。早在1911年11月，各省政府采取了步骤，
要召开一次国民议会和成立国民政府。湖北的领导人宣布成立汉族政府，并
呼吁其他省与湖北省一起起来行动。此后不到一个月，湖北呼吁其他革命政
府派代表到武汉商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之事。同样，浙江和江苏两省宣布独
立后不久，它们的都督要求在上海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仿效北美大陆会
议”）。因此到11月初，已有两个要求召开全国“独立”省份大会的活动，
一个在湖北，紧接着另一个在上海。
各省分离主义的力量依然强大，但讨论继续进行，直到1912年3月一
个新的国民政府产生。1911年后期和1912年初所议论的是清帝退位的条件、
新首都的地点、内阁和国会的作用以及宪法和联邦制的性质等问题。这些是
压倒一切的全国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