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沅，全都对改革漠不关心。刘韵珂和何桂清是例外，不过甚至刘韵珂也
只是一个不彻底的改革者。这种政治…制度上的惰性也表现在沿海省份的巡
抚和高级军事将领们身上。②
从一些政治领袖对待西方所持的观点中也可看出中国的惰性。从最初的
中西方接触起，这种对外关系被普遍认为只是经济关系，不是政治关系，因
此高级官员应该置身事外。例如，1842年8月17日，耆英打算在当时正在
进行的和谈中亲自会见英国人，但是道光帝指示不宜这样做。还有，1846年
5月8日，钦差大臣赛尚阿提出了一个对付外国人的方法：切断外国人可以
③
要求中国官员接见的所有渠道。 在外交上，这确确实实是“关门”的对外
政策。
另一手便是好战的政策。虽然钦差大臣林则徐并不想同英国全力以赴地
进行战争，但是他的强硬政策受到这个时期许多士大夫的称道，其中包括经
世派作家包世臣和姚莹，以及京师的一些高级官员如王鼎、李棠阶和祁嶲
藻。一些二三流文人也为林则徐的政策所吸引。1832年的举人臧纾青，鸦片
战争期间在家乡江苏组织了一支约一万人的乡勇。由于这种努力，他在南京
条约签定以后被授予“同知”官衔。但他谢绝了这一荣衔，他坚决认为在抚
夷政策成功以后得奖是一种耻辱。①
在这样的情况下，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建议未被重视也就不足
为怪了。虽然在1840—1860年间已开始虚心地研究西方，但是中国人关于
西方关系的观点仍受到误解和思想…制度上的惰性这两者的限制。由于拒不
考虑外国的现实情况，中国没有形成一种全国规模的紧迫感，直到更强烈的
震动使之大吃一惊时才有所改变。最后结果是，中国在为现代化防务的奋斗
中，基本上“丧失”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二十年时间。
② 齐思和等编： 《鸦片战争》，第6 册第382—383、386—387、403—409、420、422 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8 第33 页；卷75 第28 页。
① 齐思和等编： 《鸦片战争》，第2 册第569 页；第5 册第531 页；第6 册第543 页。王家俭：《魏源对
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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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力量和财富的冲击，1860—1895年
中国人承认“变局”
1860年以后，部分文人认识到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未曾见过的新情况。黄
恩彤把这种情况叫做“变动”，黎庶昌称之为“变端”。王韬把这叫做“创
事”，丁日昌、瑞麟、曾纪泽和李宗羲称之为“创局”。不过最通常的术语
是“变局”；夏燮、薛福成、王韬、李鸿章和恭亲王（奕䜣）在六十年代，
郑观应在七十年代以及康有为和其他经世派学者在八十年代，都使用这个术
语。
虽然后来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也许有充分理由认为鸦片战争是划时代
事件，但是晚清的绝大多数士大夫直到1860年以后才觉察到这种变局。现
有的史料表明，1840和1860年之间只有扬州秀才黄钧宰在1844年毫不含糊
①
地写道，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但是在1861年以后，许多士绅认
识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
我们发现，从1861至1900年至少有四十三个人评论了这种巨大变化的
意义。最早的一个人是多产作家王韬，他在1864年对于西人之杂处中国感
到惊讶。前广东巡抚黄恩彤在1865年认识到，中国已经面临几百年来最大
的一次变化。丁日昌在1867年断言，中西接触的扩大是一千年来所发生的
最大的一次变化。李鸿章在1872年声称，西人东侵是三千年来所发生的最
大的变化。光绪在位时期，曾纪泽称这是五千年来最大的变化，张之洞书之
②
为亘古未有的奇变。 实际上，这种变化太大，不能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认识。
确实，这简直是史无前例的。
1862年李鸿章致沈葆桢的一封信中指出，中西杂处之势方兴未艾，这种
情况是不可变更的。两年以后王韬以同样语气写道：“现在，外国人从地球
上的各个角落向中国聚集。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天下的大变局。”
他后来断言，这种变局将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合全世界成为一大同族体而后
已。曾纪泽在出使欧洲以前，在七十年代初期对于西方船舶云集于中国这一
事实已经有了非常深的印象。薛福成对于世界上所有海运国家由于其轮船的
①
往来而终于互为邻国这一事实，同样感到惊讶。 其他有远见的文人，包括
① 黄钧宰：《金壶七墨》，卷4 第3 页。郭嵩焘也认为1840 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但是他直到1876
年才写出他的这一意见。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1 第1 页。
② 王韬：《韬园尺牍》，卷7 第2 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 册第409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
末·同治朝》，卷55 第25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 第45 页。曾纪泽：《曾惠敏公
遗集·文集》，卷3 第1 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215 页。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 第9 页。王韬：《韬园尺牍》，卷7 第2、17—18 页。李恩涵：
《曾纪泽的外交》，第38 页。薛福成：《庸庵全集·海外文编》，卷3 第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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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燮、瑞麟和郭嵩焘，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也无不作出了类似的评论。
根据这些思想开朗的人士的说法，西方的到来招致了各方面的大变。首
先，新局势给中国带来了外交问题。改良派冯桂芬在六十年代初期曾经恰当
地指出，虽然中国不久将把国内叛乱镇压下去，但它不能把肯定要在中国呆
下去的西方人赶走。所以，正如夏燮和黄恩彤在六十年代中期坚决主张的那
样，与来自远方的人们保持和平是中国政府的重要任务。中国在随后几十年
非常注意它和西方的关系，这促使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在1884年肯定地认
为，在中国同外界打交道的漫长历史中，它不过刚进入一个新时代。②
新形势的特点也表现在西方军事的优势上。不祥的外国威胁使得中国猝
不及防，这不仅因为威胁的来路与往昔不同，而且也因为它有其无可争辩的
军事力量。高级官员杨昌濬在1874年指出：“西洋各国，以船炮利器，称
雄海上，已三十余年。近更争奇斗巧，层出不穷，为千古未有之局。”李鸿
章以同样的口吻指出，西方可怕的军事威力表现在其破坏性的大炮上，大炮
可以摧毁中国最强大的阵地，使得沿海和内地的要塞都无法防御。此外，轮
船和电讯提供的快速交通通信设施也助长了这种军事优势。因此他得出结论
说，西方是中国数千年来所面临的最强大的敌人。③
按照许多人的说法，变化的实质在于这一事实：西方不是游牧国家，而
是海上强国。1874年李鸿章奏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
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 〔在长城〕。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
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统领周盛传所持观点与李鸿章完全相同。①
一些有识见的官吏常常把这种变局归因于政治帝国主义。1865年黄恩彤
写道：“迨英吉利互市开关，粗就条理，而米利坚、佛兰西各使踵至，均不
免非分之干。其余各小国亦窃睨其旁，妄生觊觎。洵数百年来中外一大变动
②
也。” 许多人认为，往后局势会越来越坏。恭亲王和李鸿章在六十年代末
和七十年代初都曾指出，外国人不仅活跃于沿海，而且侵入腹地，甚至闯入
京师。李鸿章说，这些西方人“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
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另外一些高级官员如杨昌濬和王文
韶也所见略同。③
随着十九世纪时光的流逝，政治帝国主义变本加厉起来。邹诚敏锐地发
现，列强的包围是从未有过的变化。据他说，中国在唐宋时代只须专注西北
② 夏燮： 《中西纪事》，卷17 第18 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 册第409 页。黎庶昌：《拙尊
园丛稿》，卷5 第6 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 第32、34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 第32 页。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卷1 第1 页。
② 齐思和等编： 《鸦片战争》，第5 册第409 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 第14、32、34、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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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在明代只须特别重视东北边界。但是到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发现自己
处于四面八方备受外敌入侵的境地。丁日昌具有同样的紧迫感。他在 1874
．．．．
年的奏折中指出，中国完全被外敌包围了。法国以安南为基地，威胁广西、
云南和贵州；英国在夷印度为殖民地以后，威胁四川和云南。俄国赫然耸立
于北方，威胁新疆、甘肃、陕西和满洲。东南沿海七省经常处在西方海上列
强入侵的威胁之下。他作出结论说，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还从未遇到过同时
又有陆上又有海上的入侵。①
在某些改革派看来，“变局”的特点还表现在西方的经济侵略上。六十
年代夏燮和李宗羲讨论过中西贸易的重大结果；而改革派商人郑观应指出，
中国与西方的大规模贸易是中国历史中从未有过的事件。1867年丁日昌对西
方机器的奇迹表示惊讶。七十年代，许多士大夫如李鸿章和吴云都强调，新
时代在中国已露曙光，因为中国已采用轮船和铁路。实际上，许多绅士在随
后十年间把引进技术看作变局的核心。在薛福成看来，西洋技术的到来，“实
开千古未创之局”。②
新的形势使某些士大夫回想起中国历史上周亡秦兴时的巨变；他们意识
到，中西关系的发展是可与公元前221年古代的转折点相比拟的新的起点。
七十年代后变化加速进行，许多革新人士都认识到这一事实。例如，1874年
丁日昌把西方的入侵比作一场势不可挡和横扫一切的烈火。张裕钊在八十年
代初期评论说，变化的速度非常快，变化的性质是前所未有的。③
可见，许多士大夫已认识到一个新时代的黎明，但是他们认为的这种变
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由于他们都出身于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