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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王天容是怎么加入复兴社的？复兴社有怎样的秘密活动，以致被认为是一个特务组织？复兴社和军统局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教科书以及书店里所有的历史书籍，对它都讳莫如深？
这些疑问斑驳地缠绕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疑团。
2001年的夏天是闲适的。既然无事可做，读一些书也是好的。当晚，我没有摆下棋盘，也没有继续讲述，而是换上了宽松的睡衣，非常认真地泡了一壶茶。然后，我开始阅读一些民国的相关史料。
我的阅读从书架上的几十本《文史资料选辑》开始。这些书都是我从旧书摊上“淘货”得来的，但总是翻阅过目录后，就让它躲进书柜的角落去蒙受灰尘。这些年，各级政协都设立了一个“文史委员会”，编撰刊物以发表政协委员们的回忆文字。特别是八十年代初，拨乱反正，百废待举，大批原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重新获得了社会地位，从战犯、历史罪人变成政协委员。他们在这个时期一般都已步入风烛残年，一生的荣耀、落寞、沉浮、酸楚，也就化作各个回忆文章的字句。
《文史资料选辑》的大量文字，由于“亲历”、“回忆”的性质，不仅是可信度很高的史料，更隐藏着一个个昔日大人物的面貌、思考和命运。它是“历史的影集”。透过它们，一些历史细节，乃至被湮没的重大事实、“真相”，都得以流传。
它也记载、流传着一个极端秘密，到今天已鲜为人知，但躯体庞大、曾经权倾一时的组织，复兴社。这个晚上，翻开第一本《选辑》，我就读到了一个原复兴社成员的回忆文字。他的名字是龙步云，所撰写的史料，标题是《中华复兴社内幕》。
龙步云，湖南人，职业军人，正宗黄埔出身。在达官显贵多如牛毛的南京，他只是区区的一名校官。他在复兴社内的地位也不高，只能算是中层骨干。但他自称，他长期在“复兴社总社”担任“组织处助理干事”，因此得以预闻许多“内幕”。
历史的灵魂是人物。大人物的个人命运更贯穿、折射、反映着一个组织的大致命运。正是这些个体使历史鲜活丰富了起来。在《中华复兴社内幕》之后的另一份史料里，我发现了复兴社“四大金刚”中的一个熟悉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戴笠。
戴笠这个人，在中国现代史上可谓振聋发聩。他参与了民国众多最重大的事件，直到今天，大量的文艺作品、教科书都还有他的形象和名字。他权倾民国，并且一生都和“令人闻风丧胆”、“毛骨悚然”这样的描写联系在一起。
复兴社，它居然包括了戴笠这样的魁首？
戴笠的权力根源是军统局。军统局是如此臭名昭著，以至于成为特务政治的一个象征、一个缩影。在其短暂的历史里，它曾控制了无数的外围组织。那么，复兴社是不是军统局的外围组织之一呢？
事实却恰恰相反。一个前军统局要人，在另一份史料的开篇就写到：“军统局的前身是复兴社特务处。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在南京鸡鹅巷53号办公……”
也就是说，复兴社不仅是三青团的前身，它下属的一个处，更奠基了后来无处不在的军统局！
一时之间，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仿佛看到了厚重的历史帷幕下，被掩盖的数不清的“内幕”与真相。三青团是民国最大的青年党团，军统局是民国最大的特务组织。但它们却来自复兴社的“一分为二”！
关于王天容的疑惑似乎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这似乎是在告诉我，在老家自幼见到的那个“地主”，在其十七八岁，还是乌石山师范学校的一个普通学生时，就加入了“中华复兴社”。然后因为军统局替代了复兴社，他也就成了军统局的基层人员。
但比起王天容，更让我感兴趣的，已经是复兴社本身了。
就这样，因为不可遏制的疑惑与好奇，从一个生活在我老家渔村的、芥末之微的“老地主”开始，我走进了尘封的民国，尘封的蓝衣社。
3
这一个晚上，我阅读了大约四五十份涉及复兴社的史料。阅读延续了整整一个通宵。到天色泛白时，我还丝毫没有倦意。次日，在草草一觉后，我来到了福建省图书馆。
福建省图书馆在我的生命里，是有着重要痕迹的一个场所。我最暗淡最凄寒的青年初期就在那里度过。关于复兴社、三青团的最早印记，也是在那里产生。当出租车冒着小雨，把我送到新省图的大门外时，一种恍若隔世的情绪就自然生长出来。我怀着一种近乎肃穆又略略酸楚的感情，走进新省图。
于是，蓝衣社的旧事，犹如一幅浩大的画卷，铺张在我的眼前。我开始和一小群才华横溢的民国青年对话。在破碎、蒙昧的民国图景上，他们先是忧虑、号哭、绝望，然后组织起来，领导了席卷民国的“蓝衣社运动”。最后，他们被集体地、鲜明地钉在耻辱架上，堕入阿鼻地狱，永世不能轮回。我仿佛看到，其中的几双饱含着泪水的眼睛，一直悬挂在图书馆灰色屋顶外的天际，哀伤地注视着自己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一步步堕落了下去。
第二章浪起东洋
1
蓝衣社的历史，似乎从日本开始。
1929年，东京先后迎来了三批中国留学生。他们都很年轻，全部九十人，清一色是现役军人，而且都毕业于中国南方的黄埔军校。他们散布在东京各〃文武学校〃内，为抵制其他党团、派系的渗透，遵照南京的指示，组建了黄埔东京同学会。
对这些黄埔学生，东京生活一开始是平静的。进入他们视野的绝大多数日本人，军官、教授、平民，乃至酒吧间的涂抹着厚粉的老板娘，都以惯有的谦卑形貌容纳着他们。但不过几个月以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潮就席卷了日本，也埋下他们的命运转折的伏笔。
1929年的悲惨秋天，稻米价格一向昂贵、曾经屡次爆发米骚动的日本，短短几个月后就出现了大量饥民、难民。大萧条、失业、恐慌、破产……像风暴一般地席卷了日本，风暴一般地使日本经济陷入瘫痪。
它也风暴一般地使尚武精神重新赢得了日本。平和思潮在功利浅薄的日本，本来就如此脆弱。经济危机、贸易萎缩，一下子改变了千家万户的命运。日本所关注的经济资源，此时从机械、制造、人才、外贸，变成了原料、采掘、人力、土地。在20年代的尾声里，日本民众重新关注起了土地。
这些关注的眼光，聚焦于离东京约三千里的一个〃新大陆〃满洲。议员松冈洋佑的〃满蒙生命线〃说，短短几个月就席卷了日本。到1930年，一些日本教师甚至在课堂上宣扬起了〃满蒙生命线〃，日本的学童、青年都为之倾倒。
和平的日本像纸糊的大厦那样坍塌了下来。它更制造出了一个以视死如归的气概，决心为日本吞并满洲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日本陆军，特别是军内密谋组织。
1930年11月，一小群密谋军官在东京车站，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态度，极其镇静极其从容地刺杀了首相滨口雄幸，而后投案自首。这是一个离奇的刺杀，因为在事后的审判里，他们说对滨口首相的刺杀，与首相的〃个人品格〃无关。只是对大日本帝国前途的〃不同理解〃，对满洲地位、中日关系的不同理解，他们必须刺杀首相。
这些军官的大多数，最终被判处死刑。然而在日本人的心里，他们是这个〃太阳帝国〃的英雄人物。是把生命奉献给〃拓荒八极〃的天皇事业的再一个神话。
1931年初，〃滨口刺杀案〃进行审判。整个日本屏声静息。有线广播所直播的声音略有沙哑，还有一些对话模糊不清。但是，举国的青年乃至许多老人、妇女、儿童，都为被害者即滨口首相，以及凶手即几个陆军军官，共同地流泪。23万军人以及7000万国民，都认为首相以及凶手的生命都应该得到回报。
这个回报就是中国满洲。
2
万宝山位于满洲中部，当时隶属长春县管辖。所谓〃万宝山事件〃，原本是一个山野小事。它起源于两群农民的斗殴。一些史料谈到事件的最初缘由时，只是简单地说：〃李升薰是一个朝鲜的土地掮客。他早年在万宝山一带当过佃农，认识了这一带有名的富户，和日本公司做过大豆生意的郝永德。1931年初，李升薰带领四百多个朝鲜失业农民到万宝山一带谋生。目的是当'二地主'从中牟利的郝永德，以长春稻田公司的名义，向三姓堡农民租借荒地五百垧（五千亩），转租给这些朝鲜人……〃
从这些文字里，看不出李升薰的〃土地掮客〃的味道。很可能，和任何一个东方村社的头领一样，这是一个有些见识、处事得体、为人也比较公道的人。否则，几百朝鲜流民不会仅凭他和郝永德的一纸协议，就抛家弃业、携妻带子流亡满洲。
4月初，400个朝鲜人开始了搭建茅舍、开荒垦地等艰苦工作。到18日，他们基本平整完了土地。为引水灌溉，他们顺着当地农民的耕地边角，开始挖沟，并在伊通河边的一个叫马家哨口的地方筑坝。
此举却激怒了当地农民。中方大部分史料称，这是〃……蓄意要淹掉长春县的数千顷农田〃。三姓堡富农孙永清等几人，立即向长春县政府请愿，要求制止日本人（实为朝鲜人）开挖水渠。长春县公安局长田锡谷，立即派警察前往制止。
孙永清、田锡谷的面貌，今天已无可考察了。他们面容模糊地在历史里，仅仅留有一个名字。后来有人把田锡谷说成是一个〃反日义士〃，有人则暧昧地说到，孙、田两人本是亲戚；日本方面谈到孙永清的请愿时，更认为一是孙永清盲目排外，再是他和郝永德〃有隙〃。
从一般村民的处事方式来看，孙、田两人是亲戚，孙永清和郝永德〃有隙〃的说法，可能都成立。如果和〃衙门〃没有个人关系，一个富农是不会轻易地惊官动府的；而如果不是因为和郝永德有矛盾、想借机报复的话，他也不需要惊动警察。作为一个当地人，他会以欺生的方式，自行或带同族人去制止那些朝鲜人。
至于朝鲜流民要〃蓄意淹掉农田〃的说法，则几乎站不住脚。在中国警察的警棍和枪口下，这些自感卑贱的朝鲜流民，立即停止了施工。他们惟一的应对，是李升薰跑下山，去找郝永德。
郝永德是那种趋炎附势、心胸狭隘的土豪。并且，〃人争一口气，树活一张皮〃，也是乡间富户的心态。他先是奔走大小衙门，但都被冷淡地回绝。一直到六月初，才通过和他做大豆生意的日本人介绍，面见了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他要借助日本人的势力，确立自己在三姓堡、万宝山的土豪地位。
郝永德预料不到，自田代重德介入此事后，这个日本外交官就以难以想象的强悍方式，处理这个细微的纠纷。田代以及7000万日本人，不仅看到了万宝山400名朝侨的命运，还看到了整个中国如火如荼的排日情绪，看到了〃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的一个机会。
1931年6月3日，田代重德派出60名日本警察，荷枪实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