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各条道路，然后开始扫荡宿舍、教室、图书馆。
一个参与了“行动”的学生后来回忆：“……大概是同心圆的形状，包围了整个学校。”
暨南大学被包围得水泄不通。校内，横冲直撞的一组组“巡逻队”，几乎把学校翻了个底朝天。所有过往的、在户外活动的学生都被带到一片空地上，逐一盘问辨认。几个CC团的学生来不及跑，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
这还不过是前奏。当棍棒声、哭吼声，和许多女学生的尖叫声连成一片的时候，任觉五带领一个小组，大摇大摆地“押解”着几名校工，勒令他们对宿舍楼断水、断电。
随着一处处灯光的熄灭，刘炳黎和他的十几个复兴社学生组长，开始在宿舍楼下，用刺眼的手电筒，放行既没有加入复兴社、也没有染指CC团的“清白”学生，条件是他们要写下一纸“契约”，允诺不参加“上海会社”，不介入“文化建设协会”的任何活动。
每个宿舍楼的大门边都安放着一张桌子。在手电筒的照射下，一个个被吓坏了的学生，纷纷填写“契约”，按上鲜红的手印。但事情并没完，仍然心惊胆战的他们几乎刚刚进入有耀眼灯光的宿舍，蓝衣社的“办事人员”就进来了。
这些“办事人员”有的是他们熟悉的师长、同学，有的却是来自南京或上海市区的陌生人。他们或笑容满面，或满面凶狠，但不管是什么表情，都让这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生产生了一种战兢感。他们携带着油印的《入社申请表》、《成员履历表》，一进房间就开门见山地“发展成员”。
不是所有的“清白学生”都能轻易过关。在手电筒的逼射下，一些仅仅因为同乡、同班等关系，而和CC团学生行迹密切的人，也被指认为是“党部的人”。他们或轻或重地都挨打了，有的是一记耳光，有的是一根棍棒，然后被勒令回到漆黑的被包围的宿舍去。
大约半夜时分，乱糟糟的校园总算短暂地安静下来了。辨别、“隔离”工作已大致完成，任觉五留下一半的人马继续包围学校，监视宿舍，他则和另外一二百人，到业已恐慌的真如镇大街上摆酒论功。他们一气摆开了十余桌酒席，喧闹声传出几条街外。
这一夜，任觉五似乎年轻了许多。他大声说笑，一桌一桌地敬酒，让一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学生受宠若惊。他喝得酩酊大醉，后来由副官、几个学生搀扶着，在镇上最大的旅店开了一个房间，呼呼大睡。
但对被围困的那些人来说，噩梦，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是罕见的好天气。在旅店里，一直到太阳晒到屁股上了，任觉五才起床。他不紧不慢地洗漱，甚至刮了胡子。然后，前呼后拥地开始“巡视”暨南大学。
经过一夜的鸡犬不宁，暨南大学已经像一潭死水了。校园里空空荡荡，往来穿梭的，只有几伙刚刚睡醒、来“接班”的复兴社成员。折腾了大半宿，他们也显得疲惫不堪。任觉五却兴高采烈，他一个宿舍楼一个宿舍楼地巡视过去，大声说：“盯紧点，一只苍蝇也别让进出。先饿这伙党部的龟儿子两顿！打不醒，饿了就醒！”
阳光渐渐地大起来了，不久又隐藏在云层后。任觉五无所事事地东走西逛，似乎兴致不减。正午时分，被勒令上街采购的几个校工，推着两板车猪肉、蔬菜、米面回来，他远远地瞥见后，更粗野地大笑：“……馋馋这帮龟儿子！”
此时，副官凑近了他：“吴醒亚、潘公展电话。”
任觉五一愣，但随即命令：“不接！……慢着，脑袋灵醒点，再有电话，就说我和刘炳黎、肖作霖都不在这里，谁都不在！”
“谁都不在”的话音刚落，远处喧闹了起来。一栋宿舍楼里，大约二三十个CC团学生手持条凳、桌腿、小刀，探头探脑地下了楼梯。在楼梯拐角处，他们看到复兴社学生的防范很懈怠，个个显得无精打采，于是集体呼啸而下，打算一鼓作气冲过封锁线。
任觉五吐了一口唾液，掏出手枪：“一起上，往死里打！”
这场混殴，CC团学生伤八九人，无一人逃脱。三两个腿快的虽然逃离了堵截圈，但很快被“巡逻”的小组、守在门口的小组一一擒获。流淌在楼下的几摊刺眼的鲜血，使CC团学生近乎绝望地龟缩在宿舍里，他们一筹莫展、听天由命。与此同时，在不远处的一间阶梯教室里，一个别开生面的复兴社入社仪式进行着。近三百名学生在蒋介石的半身像下，一组接一组地轮流进行宣誓。他们成为了复兴社成员，暨南大学的第二个复兴社区社成立了。
虽然许多人进行宣誓时，都是一脸的苦相或仅仅是勉强地挤出一点笑容。但毕竟，大约600名华侨子弟、这所大学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都被操纵在蓝衣社组织里了。任觉五似乎有些心满意足。在“成立大会”上，他以浓重的四川口音，效仿蒋介石的“领袖”姿态，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
然后，任觉五命令五十名刚刚入社的学生，去宿舍楼下喊话，以游说自己的同学或同乡“弃暗投明” 。除了组织过突围的那个宿舍楼，被任觉五明令“不予受降”外，不到半个小时，所有CC团学生都按照要求，晃动着白衬衫充当投降的“白旗”，陆陆续续地下楼。在复兴社学生的监视下，耷拉着脑袋，站成了几列。
接下来，是办理“自新手续”，他们以或拙劣或清秀的字体，写出他们参加“上海会社”或参与“文化建设协会”的过程，交代他们的介绍人、联络人，以及所知道的一鳞半爪的组织“内幕”。再后，签字、画押。
与此同时，一小群失业的黄埔学生当头，带领“特别小组”的一大群学生，气势汹汹地闯进暨南大学的生活区。这里居住着李恩粥、金光媚、蒋建白等几个CC团教授，他们都是“文化建设协会”的“头面人物”。此外还住着十来个“嫌疑人物”。
几十个学生一拥而上，他们用棍棒敲打着门窗，土块、瓦片、石子、墨水瓶，从没有遮挡的门窗飞了进去。一个遭受池鱼之殃的老先生，几十年后都还颤巍巍地说：“真是斯文扫地啊！……干这事的，偏偏不是那些流氓，是自己过去的学生！……我一辈子，不敢说桃李满天下，至少桃李满申城。受这样的委屈，一辈子只得两次，另外一次是‘文革’……”
这些“先生”不知道，让学生而不是失业军人来砸门窗，正是任觉五“攻心为上”的一个恶作剧。而这个举动，也是刚刚在柏林研究了纳粹运动的任觉五，效仿希特勒驱逐犹太人“砸玻璃窗的一周”的产物。
夜幕再次降临了。已经“接管”了暨南大学的任觉五，依旧在乌烟瘴气的校园里到处乱窜。这时，副官急匆匆地找到了他，压低了声音，在他耳边说了一句：
“……吴铁城电话！”
4
“火并”闹剧像瘟疫一样传播开去了，而且声势愈显轰烈。就是暨南大学“砸玻璃窗”这一天，在遥远、贫瘠的河南，上千名蓝衣社党徒闯进开封、洛阳、郑州等地的学堂，他们在近万名学生成员的配合下，横扫了数以百计的学校。肖作霖曾写到：“在河南的情况也是一样。复兴社与CC团在各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所进行的争夺活动，也是很普遍、很激烈的。”
何止是“一样”？在河南，这股“争人争地盘”的风潮从春天延绵到了夏天。风潮甚至席卷进了各县、各个集镇的小学。而这是一场实力太过悬殊的较量。
在书记萧洒的苦心经营下，一年多时间，蓝衣社控制了河南社会的大半壁江山。军事方面，省保安处以下的绥靖公署各处处长、各保安团团长，清一色地是蓝衣社党徒；行政方面，洛阳专员王泽民以下，各地区专员、各县县长的半数以上，以及三分之二的乡镇长都在“团体内”；至于教育系统，“复兴社在教育厅的小组数量最多。全省的中小学校长也几乎半数都是复兴社社员。”
河南复兴社的根深扎于基层。它有一个人数异常庞大的学生支社，至少有六七千人；它间接控制着河南的十万保安军人、地方“民军”。它决定着河南。
与这样的声势相比，CC团在河南只有一个空洞洞的省党部，和形同虚设的各县党部。于是，所谓的争夺，是几万人马对几十号人的以石击卵。
一部部军车呼啸在街道上，一批批穿着便衣、但刺眼地携带枪支的人员，大摇大摆地闯进、游荡在校园。从第一天开始，每天总有几十个地方同时摆开入社宣誓的场面，每天总有几百上千人入社。
一个河南大学的学生后来写道：“整个河南学界都乱了……说是针对CC团，又不仅仅是针对CC团……他们醉翁之意不仅在酒，那么个耀武扬威，是逼迫很多根本不关心政治的学生，也不得不加入复兴社。”
这和暨南大学的闹剧还没有什么区别。而另一个经历沧桑的教员，显然更明白就里，他说：“……复兴社是拿棒喝团、褐裳党做榜样的。他们很眼热那种社会动乱、天下大乱的场面。他们是有意效仿什么‘进军罗马’，什么‘群众是需要吓一吓的’……乱套了，河南陷入了政治动乱。”
这种效仿在开封的一条大街上，达到了顶峰。在5月浓郁的春光里，大街两头都被戒严、封锁了。街对过是CC团控制的河南“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街这一头，一群满脸伤疤的失业军人，用沙包堆起了几个简易街垒。黑洞洞的机关枪对准了朱红色大门，他们扬言：倘若太阳落山前，不“交出”这个会，则“格杀勿论”！
果然交出来了。
河南之后，是安徽、湖北……卷入争夺、“武斗”的省份大约有十个，除陈果夫担任省主席的江苏，保持了“均势”之外，复兴社处处大占上风。学堂、街道、集镇，一个个院落，小半角的中国，都处在倾轧、动荡中。
一直到几十年以后，还有许多西方学者，百思不得其解地追问，这场小型社会动乱的根源是什么？它是“新生活运动”带来的吗？是法西斯思潮的辐射吗？当时担任蓝衣社书记长的刘健群，后来在台北却一语道破天机地总结：“任何斗争都不是因为政策分歧而来。都是在争夺饭碗”（邓元忠《刘健群采访》）。
但毕竟，覆盖着纷乱民国的，是蒋介石那巨大的身影。这个习惯勾心斗角合纵连横的人，这个声口都是“精诚团结”的浙江祠堂里的“族长”，或者喜欢所属派系的“文攻”——这能使他始终维持权力的平衡——但肯定不喜欢“武斗”。
于是，“武斗”进行的第三天，在它的发酵之地上海，它就开始被人以一种民国特殊的、顽强的惯性，引导上它的轨道。
“武斗”进行的第三天，以吴铁城为“调停人”，一场别开生面的谈判进行着。谈判双方的角色、身份，正浓缩着两大派系的面貌。一方是任觉五、肖作霖、刘炳黎，平均年龄31岁，一个上校、一个少校、一个文人，代表着几万青年；另一方，是吴醒亚和潘公展，他们的平均年龄约50岁，身份是党阀、“绅士”，此时的公开职务分别是上海社会局长、教育厅长，代表着几百人马。
这一天，不仅有妥协，还有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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