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苦涩、甚至大厦将倾的感觉。
8月19日的午后，肖赞育一个人徘徊在庐山蒋介石别墅外。他接任邓文仪、成为侍从秘书已经一个多月了。“湖南帮”的许多人物，都暗自庆幸这个机枢要职总算“肥水不外流”，但他自己的心头，却一直无比焦灼，矛盾，痛苦。
这一天，蒋介石因感风寒，决定不去南京参加第二天的那个“检讨会”。于是，作为秘书，他也就不能离开庐山。但他的心思却一直萦绕在这个会议上。回顾蓝衣社3年多的道路，他痛苦地想到，开这样的一次会，已“至为必要”。
但一个会议，能根本解决蓝衣社的种种问题吗？1931年夏天的创始，仍然历历在目。那时不过是几十个人，却那样的清新有力，然而仅仅3年以后，有十万成员的蓝衣社，却羸弱之极，犹如沉疴在身。这是为什么？
谁能够给蓝衣社开出良方？这天底下，有这样高明的大夫吗？正如这渐渐西斜的日光，它必定要一直地落下山去，有谁能挽留住太阳吗？
他一阵一阵仰天长叹。
他不指望天底下有什么大夫，能开出什么良方。但他认为，蓝衣社还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从检讨会开始，进行“自救”。
这一天晚上，肖赞育决定写一封信。他要把自己的观感、思索，告诉行将离职的刘健群。他并要把自己的痛楚情绪，传达给他的那些“同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或者，他的信能警醒一些人，从而让蓝衣社崩溃的步伐，略略地延缓一些。
在暗夜里的庐山，他显得那样孤单。他先是直截了当地写道：蓝衣社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上。这个会议，很可能是蓝衣社的最后一次会议。即使不是最后一次会议，会议也不能根本扭转局面，那么，他也愿意借此机会，和蓝衣社做一个“永别”：
“健群兄同志，并转到会各同志赐鉴：……此次会议关系团体之存亡，影响革命前途至巨……倘不幸而此次会议果为最后一次之会议。则幸得与诸同志在此严肃之会场中，作最后之别，亦没世难忘之纪念也……”
他似乎看到了虎视眈眈的陈立夫，老谋深算的杨永泰。但，蓝衣社的没落是他们制造的吗？看起来是，根本上却不是。“今日之团体，已处在最困难之境地……追究其困难之源，不在外而在内，亦不始于今日而由来已渐久也……”
他用自己的心力、真诚及自咎的情绪，一字一句地写来。天已经麻麻亮了，林间的鸟儿在鸣叫，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这时，在信的末尾，他呼吁他的同僚“作临难不苟免之勇士，成功千百年后历史上有价值之伟大志士”。
这一封《致刘健群诸同志书》，从1934年8月19日深夜，一直写到次日凌晨。而后，派人沿长江而下，专程送信到南京朝天宫。
这封信的草稿，在后来几十年里，都一直被肖赞育珍藏于自己的寓所。它和腾杰的《计划书》、蒋介石的《革命的心法》演讲稿一样，都是蓝衣社重大的历史见证。如果说腾杰的《计划书》是蓝衣社萌芽、迅速崛起的见证，《革命的心法》是蓝衣社极盛时期的重大注脚、主要象征的话，那么，《致刘健群诸同志书》，却是蓝衣社趋于没落的一个隐喻，是它必将崩溃的挽歌……
信使抵达南京后，所看到的，只是一个烟雾缭绕、言不由衷的朝天宫。这个聚集了上百人的会议极其拖沓，整整开了一周有余。几十年后，肖赞育谈到，检讨会“无任何结果，盖未能解决问题”。
“检讨会”开过后，即使在担任书记长期间也频繁往来于南京北平之间，以“拉拢宋哲元为己任”的刘健群，匆忙与丰悌进行了社务交接。他似乎一身轻松，当晚，他在南京的一所学校发表了关于华北局势的一个演讲，随后，他在一个年轻女学生的陪同下，到一家剧院看了一场电影。
第二天，刘健群和蓝衣社的华北书记曾扩情，以及郑介民、蒋孝先一道，结伴再度前往华北。南京朝天宫的一应创痛，似乎都和这一小群华北魁首无关。
他们又一同住进了中南海。
5
1934年4月，瑞金重镇广昌失守，瑞金门户洞开。它也标志着林彪在“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的战略下、所提出的“短促突击”这一战术的彻底失败。这一天，中共中央内部开始了激烈的争吵，但很快，争吵由莫斯科进行了仲裁，莫斯科同意了进行运动战甚至游击战的策略，并且，毛泽东，这个已被冷落很久的人物，也短暂地恢复了军职。
7月，就是南昌机场大火案飙升的时节，方志敏部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旗号，挺进浙西。它为的是缓解瑞金的压力，并且也很快瓦解在碉堡和重炮下。但，这也是后来大溃退演进为史诗般的长征的一出序曲。
8月，周恩来来到宁都，通知毛泽东准备与大部队一起“转移”。
10月18日，毛泽东跨过了宁都的一条河流。这一天，在匆促的出发里，他的妻子遗忘了他的一个大背包，那背包装着他的笔墨纸砚，他的书，他的许多手稿，本来是他的“八宝箱”。而这个“八宝箱”又算得了什么？这一天，他的再一个孩子，也永远地丢在了这个满是红土和番薯的土地上。
漫漫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开始了。
长征开始后，不过三个多月时间，在华北，随着几声枪响，蓝衣社乃至中华民族的再一个大挫折大溃败，又揭开了序幕。
第十六章华北溃退
1
1935年1月底的一个夜晚，几名便衣分成两组，潜入天津的日本租界区。正是春节的气息越来越浓厚的日子，天空还飘着雪花，但已经有人不时燃放爆竹了。胡同口奔跑着一些孩子，往来着一些行人。
当夜，“胡、白刺杀案”发生。天津日本租界内的《国权报》和《振报》，是天津主要的两份以亲满、亲日为论调的报纸。但这一个深夜，其各自的社长胡思溥和白逾桓，却在寓所被刺杀。胡死于枪击，白的脑袋则被利斧劈成了两半。
次日，该刺杀案惊动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几乎不假思索，这个雄心勃勃、但此时相当失意的军人即断定：该案系“蓝衣社、复兴社”所为。
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前身为天津守备队。这是一支历史悠久的部队。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大国纷纷在天津租界区、塘沽一带驻军。是时，日本在华的“特殊权益”已被各国公认，守备队也最为庞大，达1250人。
在漫长的30多年时光里，作为数万日侨的卫队，它管辖着租界区及塘沽的狭窄地带，代表帝国在华北的特权。但满洲事变后，它一下子显得黯淡无光。日本的大街小巷，处处充斥着“关东军一夜就为帝国获得了满洲，华北军30多年还不能赢得山东”的论调。
更大的屈辱则是，就连华北军的扩编也是由关东军带来的。1933年关东军发动的长城大战，以《塘沽协定》为终结。其主要条款就是扩大华北军。
华北军拥有兵员1万余人，是本土、朝鲜、台湾、满洲之后的第五个驻屯军。但“华北利益与满洲利益，都由关东军用铁和血缔造”的声音，追逐着一个个军人，让万余官兵既自惭形秽，又愤懑不已。
酒井隆大佐就是在这一片轻蔑声中，来到天津的。作为一个狂热的“樱会”成员，他喜欢剑与樱花，喜欢比剑与樱花还要美艳的鲜血。他厌恶和平，厌恶市井的宁静。于是，他满意于这个任命，华北与本土不同，是一片危机四伏、同时大有可为的土地。
在从本土到天津的海路上，回味本土和平居民对华北军的轻蔑，酒井的心头却洋溢着一种奉天承运、时不我待的感觉。他坚信，在他的引领下，华北军的历史将被改写。而华北军也将改写他，使他以帝国英雄的形象，进入史册。
他追寻着这样的道路。他要像关东军、“满洲青年联盟”那样组织少壮军人、策动战争，再次制造“内阁所不能控制之事件”，一举吞并华北。
酒井正是“皇道派”成员之一。在他的带动下，一个小小的“皇道派”密谋团体在天津出现了。这群视荣誉为生命的校尉，忍受着整个日本对华北军的轻贱，他们开始推进华北密谋。
在他们看来，占领华北几省，不过是几个中队就能完成的工作。满洲就是一个明证，一个先例。而满洲事变的成功，又和“满洲青年联盟”对当地社会、资源军备的深刻了解有关，和那份标题是《虎卷》的计划有关。
按照陆军惯例，参谋长负责军情特工。华北几省的情报网，隶属于“酒井机关”。这样的酒井机关还压根不存在，但，他们将从组织酒井机关开始，制造一个新的、关于华北的《虎卷》。
2
1933年春天的酒井断定不能想到，等待他和“皇道派”团体的，是不堪回首的两年。
他吞并华北的工作，以“酒井机关”的组建为前提。但这个冠以自己名字的机关，是怎样地命运多舛！几乎是他刚刚接手工作的时候，支那方面的“蓝衣社”、“复兴社”组织就遍布了华北。此后近两年时间，如同鬼魂附体一般，这个秘密组织一个个地、如影随形地破坏着他的机关。
要制定新的《虎卷》，通过汉奸获得华北情报是最实惠的办法。因为任凭怎样的“中国通”，只要是日本人，暴露的可能性就大得多。上任伊始，他买通了前北洋政府官员冯钦三。利用冯钦三，他在北平形成了一个20多人的小组。但1933年4月28日，小组刚刚在北新桥的一个胡同开始活动，它就被蒋孝先的宪兵三团一网打尽，20多人或被公开枪决，或永久“失踪”。
他毫不气馁，立即在江擦胡同布置另一机关，但没几天，全部11个人又都神秘消失。
他在北平设一个点，被破获一个点，在他的地图上，北平还是一片空白。他虽然沮丧，但仍以帝国军人的勤奋、坚忍继续工作。他开始认识到，北平是蓝衣社的活动中心，在这里，酒井机关很难生存。于是他的目光就转向了正太和平汉两铁路交汇的一个城市——石家庄。
他频繁往来于天津、石家庄之间，日夜辛劳，以北平十倍的细致、缜密，苦心经营着这个机关。像独轮车那样，石家庄的组织，终于吱呀吱呀地壮大起来了。他拥有了几十名极为精干的支那特工。并沿两条铁路，渐渐把躯体伸延进两侧的县城、集镇。
依靠这个组织，“华北调查”的工作终于开始了。军备、矿产、市场、社会，都是调查的范围。这个任务是如此的繁重，艰难，他没日没夜地工作。
不久，石家庄组织以“单线联系”的方式，先后发展了两个青年。其中一个北平人在考察期内即被怀疑为蓝衣社人物，经监视、刑讯证实了这一点后，他下令秘密处死。
另一个人是石家庄当地人，极能干，于是两三个月后，他成为领取帝国经费、津贴的职业特工……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也是蓝衣社埋伏在他身边的一颗地雷。
结果不言而喻。这个惨淡经营起来的机关，又在一夜之间覆灭了。只有三两个人逃了出来，像兔子一样躲进他治下的天津租界。
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