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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天天、时时有由他示意手下人干出的血淋淋事件，受伤者不少，而死者也有。这些人中，既有他当初做了几个月“走资派”而苦整过他的人（包括“造反派”），也有与他久有夙仇夙怨的上级、同僚、下属。面对种种血淋淋的事，他都能做到视若罔闻，甚而继续谈笑风生。当然，也很少使用语言进行表态。他也确实保护过某些上级、同僚，但目标定得很准，只限于既对他有好感、有恩德又能在运动过后注定会官复原职甚而提位升职的人。至于对另外的受难者，他连眼都懒得眨一眨 。
我在这几天中，恐惧感被他看出来了。我话里话外提示他对那些血腥之事做一点制止。他不耐烦了，冷笑着说：“书呆子就是书呆子！读了多少书也跟废物差不多！你只盯住书本，睁开大眼看过眼前的世界么？人只要是不会发狠，就一事无成！还可能被太多的狠人、狠事把你自己搞垮搞死！当然，什么狠都不如心狠，不要让人看到你脸上的那张皮有什么狠味……”
他，实在是政治家，尽管他的原始底色是叫花。
必须承认，在“文革”十年中他也在不断学习，提高了理论水平。他不但能通背《毛主席语录》，能背诵“毛选”中不少很冷僻的段落，而且还能在“大批判”中时不时地卖弄一些“马列名句”。就这样，他几乎成了一方的理论家。后来在“批林批孔”、“批儒评法”、“批《水浒》”、“评《红楼梦》”等运动中都出过风头。据说多次到北京出席过“革命理论”的讲用会。可惜我还没有“彻底平反”，没资格去见他。但是我风闻他的消息后，总归是为他高兴的。人只要提高文化素质，毕竟是值得肯定的。
“文革”结束后，清查“三种人”，他几乎是过关最顺利的人。不久，他于“同级调动”一年之后，不知怎么一来又大大升迁了。而且，他几乎是第一批悟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秘经之人。这个秘经就是：钱是世上的第一圣物。几年后，他来京去开有关思想解放、转变观念的“理论宣传会议”，特意约我在某大饭店中见见面。见了他，我不得不刮目相看了。莫说他那西装革履式的风度使我感到判若两人，即使他的言谈也有了“高品位人物”的模样。特别是出国几次之后，居然能时不时地引用一些生硬的外语名词、名句了。在谈话中，我也曾对物质崛起但精神滑坡的现象表示出某种忧虑，他便微笑地对我说：“老弟呀，你高低是个呆书生，呆文人。对古式的仁义礼智信和洋式的博爱平等、人道主义迷信得太久了！到头来，既不懂资本主义又不懂马列主义！资本主义看重的是资本，马列主义也包括唯物主义嘛！什么叫唯物？物质和精神相比永远是第一位的嘛！连人本身都首先是物质。连身体都不存在了，哪里还有什么精神？往大里说，一个人在经济上不占优势，啥崇高、正直，连鬼都不信！老弟呀，地球是物质的，世界是物质的。连这个起码的道理都不懂，念多少书也是愚蠢的。”
天！我能不肃然起敬么？不管他讲的大道理我能否统统接受，光是他有这样的理性认识，有这样的语言表述能力，就使我认为他像是由末流的俗僧俗道一下子飞升成了仙人。
他的这种“风采”，当然也表现在穿着打扮上。别的我不懂，但我能看出他身上的那套西装（包括领带）、那双鞋、那块表，还有脚下的那双袜子和胸前佩上的那支金笔，总价格绝对不低于几万元！
我惊愕一番，他便给我设想种种挣大钱的办法了。我只能承认自己无非是个文人，没有挣大钱、发大财的本领。他一边嘲笑我，一边给我想出了实实在在的主意。他说：“万事靠操作！文人靠卖文没有大用，要靠借名、卖名才成。我给你出个主意，保准比你写一百本书都有价值！当然帮你办这样的事，也于我有利。”
我动心了。
他给我出的主意之一，就使我吃了一惊。首先，我不得不承认他的信息灵通，居然打听到连我本人都觉得似是而非的事：据说，我的不知多少代的祖宗曾当过举人、进士。于是，他瞄上了我家乡、我家祖坟的那块“风水地”。其实，我家的祖坟在数十年前公社化时就都已铲平，变成了农田。但罗吉利坚持说：“坟铲平了，但风水未必不存在了！那块地，即使为了风水，也值得买下来嘛！十几万（元）、几十万（元）我出，官方的关系由我来打通！若是你不想跟我合作，也可以办个正式手续写明彻底转卖给我，我至少再给你一大笔钱！”
我像听神话，猜不出他的真实心思。他启发我说：“你祖上的那块风水地，早先出过举人、进士。今天呢，你是作家、教授。这叫文脉！我要买的就是这个，我也得为我的子孙着想呀！”
通过细问，他说了实话：他的儿女读书不成，虽然他花了不少钱送他们出国留学，但只是学会了到外国吃喝玩乐，回国后照例是笨蛋，还总是惹祸！他想来想去，还是认为他祖上没有文化基因。于是，他要买“风水”。
我越发吃惊了，问他：“你信唯物主义信了一辈子，怎么这样迷信起来？你真信风水么？”他惶惑地说：“人是否真有命运管着，人世间之外是否有冥冥力量在主宰着我们，其实谁也说不清。信一信，也未必没有好处。”
我看出了，这叫精神上和心理上的一种脆弱呀！这样的心思居然在他身上也有，使我不解。
好在有关“风水”的事，后来被别的事岔开了，我也就淡忘了。
真正不幸的事发生在他身上，是他和我都五十八岁的时候。
是一件很偶然也并不神秘的事，使他的精神和心理产生了大大的变态。事情是这样的：他在处理一件在利益上十分诱人而且确能办成的大事时，事前千不该万不该他的五岁小孙子抢先坐在轿车上，无论司机怎样劝说也不成。罗吉利只好同意了。事办完了，归途中遇了雨，小孙子偏偏要撒尿。就在司机带着小孩子出了车门撒尿时，一个闷雷响了，司机和那小男孩都受了雷击，死了。
罗吉利受了这场打击，心理反应比任何人都百倍千倍地剧烈。大约也因为他前时办的那件“大事”连自己都觉得过分缺德，此时也就格外相信了因果报应。其实这只不过是自然界的偶然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此时的他，哪里肯信？特别是当一个骗子式的“女大仙”说罗吉利的孙子原是罗吉利之父的转世时，罗吉利就无论如何也不信“唯物主义”了。加上他精神上有些失常，就忘乎所以地给孙子办了超规格的葬仪。除了搬来了很多同僚、下属、亲戚、乡民之外，还请来了两大伙和尚、道士、巫婆、风水先生，诵经声、鼓乐声、哀哭声能传好几里远，费资数十万。
前来的人中，竟然还有“法轮功”信徒。
由于此事影响很大，受到了行政部门的查处和媒体的曝光。
他受到了惩罚。在社会的种种压力下，他不仅丢了官，而且还被开除了党籍。失去了这一切资本，自然就失去了一切。包括老婆、子女、下属、亲戚们伙办的各种企业也另易其主，而且被多方追着讨债。他的病也只能日益加重，还患上了时昏时醒的精神疾病。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他的病床上，是两个月前的事。我和他漫无边际地互相谈了一番之后，他竟然很有兴致地对我说：“你是教授，是大文人，会做诗。我原是个比文盲强不多的人，但我会说顺口溜。今天兴致好，我也来一段，你听听。”
我想起了几十年前的事，就点了点头。
时值他刚吃过饭，病床旁边遗下了一副碗筷，他就一边用筷子敲击着碗一边唱了起来：“生来穷，死后穷，中间发了一阵疯。有无因果我不懂，反正事事有报应。今日相见我高兴，闭眼想起几十冬。当年你我都年幼，但知你我命不同。后来换成我享福，你却苦了大半生。早知命运能互换，鬼都盼个好托生。此时愿望只一个：只求来世换德行！”
不多日，我闻讯他死了。没人请我去参加他的追悼会，我也不知他的墓在哪里。此小文只当是为他写的墓志铭。
对他，我既不爱也不恨，就像我对待过去的种种历史一样。
（由于读者都能理解的原因，本文中涉及的人物都未用真名，用的都是化名。）
晚来香港一百年（之二）
长 江
长江女，蒙古族，1958年生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多年任报刊、电视一线记者。文学博士。1985年开始写作报告文学，作品曾多次获国家级奖项，较有影响的作品有《走出古老的寓言》、《天歌》、《山野斯人》、《中方雇员》、《矿难如麻》、《你，澳抗阳性吗？》、《对面坐着马向东》等。目前供职于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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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似乎要从头开始认识香港，我的脑袋“轰”地一声，好半天都接受不了一个事实：整整两年，我在香港“上下求索”，到头来只不过是一场热身？前方的“路漫漫”还“其修远兮”？！
香港弹丸之地，认清它，品透它，不只是时间问题。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香港中银大厦，就是港岛中环那个银光耀眼、剑锋刺天的地标式建筑，谁都知道它是香港的招牌，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象征之一，天南海北的访客到了香港，拍张纪念照，大多会把“中银”放在取景框里。但是“中银大厦”干嘛要设计成那个样子？缔造它的华裔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老先生当初脑袋里究竟在玩儿什么“花活”？突然有一天我被人问起，一下子就卡了壳：“啊？不知道哇，天天见，有时一天从它的脚下得经过好几次，可是压根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根本不知道“香港中银”之所以被设计成一根棱柱状，其外形在设计者的心里就是一棵硕大的竹笋，竹笋“节节高升”，象征着生机、茁壮、力量和锐意进取；而除了“竹笋”的意义，香港中银大厦的麻石基座外墙还有满身闪亮的立体方框，那也意味深长，代表着长城、中国人的智慧与力量……
这些都是后来我赶快“补课”的。
香港社会虽小，但细节太多，你不进去，像骨头，炖不烂或者自己没有嚼出里面的滋味儿，很多事，最基本的，就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有时“熟视”还是“不熟”，“无睹”，倒干脆等于什么也没看见……
香港还是“臭港”？
香港的别名叫“香江”。很多在这里举办的活动比如“香江颂”、“香江游”、“幻彩咏香江”都以“香江”冠名。而香港为什么有“别名”？除了“别名”，香港的“大号”又为什么叫香港？这个问题，直到今天，即使你问香港人，十之有九也不能痛痛快快地给你答案。原因何在？传说太多。
传说之一：香港早年还是座无名小岛，岛上的薄扶林山间上有一条名叫“香江”的溪水，水质甘甜清香，从山上一直流入大海，是附近居民与过往船只的淡水来源，跟着这样的地缘，由香江出海的港口就成了“香港”；之二：香港的名称来自“香姑”，香姑，何方神圣？香姑是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