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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南生（国家体改办小城镇发展中心）：
讨论宗族问题不能离开古代宗族的文化。宗族活动肯定是有功能的，它肯定会给农民带来好处。传统的宗族中是有乡绅阶层的；如果没有这些人，宗族活动是无法开展的。另外，乡村文化网络，包括教育、礼仪、道德风俗这些配套东西如果不存在，即使宗族复兴，这个宗族也是失去灵魂的宗族。因此我们不能孤立的来考察宗族。现在有很多宗族活动只有一个空壳，灵魂的东西已经不存在。
讨论宗族活动，最重要的是要看它的社会功能。但是宗族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很可能不一样。很多延续下来的东西可能起不到原来的作用。在温州，老人会起很大作用。1983年，老人们自己动员居民筹款建公园。
说到基层政府的控制能力，八十年代并不太强。我们使用另外一个论点来考虑“一家一户能办的事情，别人不要去操心；一家一户办不了的事情有什么？”我们到农村去挨家挨户访问。现在返回头去看这些资料，就有一个疑问：在当时农民生产用地这么少的情况下，那种农民体制怎么维持了这么久？这说明当时采用了一种生产成本非常低的组织形式。
梁启超说当时中国农村一盘散沙，其实不然。当时农村有很多组织，而且他们采用生产成本很低的组织方式运转。这些组织在抵抗外来的侵蚀，特别是侵略者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表现出组织能力的不足。不过以当时社会的生产能力来看，他们首先就没有能力生产出足够抵御外来资本主义侵略的经济剩余。
刘培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谈到公共意识的消失，我说说个人观察。我老家在陕西，天旱的时候村里的人就祭祀求雨。我九十年代回家，发觉天旱时人们再也不祭祀求雨了。询问村里和我年纪相仿的人，他们的回答很简单。他们说，现在村里的人都靠外出打工挣钱，土地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下不下雨自然也就不重要。
卢晖临：
文化功能问题十分重要。我曾考察地区文化复兴，发现有很多地区如福建、广州沿海地区的宗族复兴活动和当地经济发展和商业网络有很大关系。但是这里涉及文化和行动的关系。传统的文化观认为，文化提供一个价值目标，行动就是去达成那个目标。后来有人提出新的关于文化的看法，认为文化是“工具箱”，它提供一套供行动者建构“行动策略”的资源。后集体时代当人们想要从“工具箱”中提取资源建构行动策略时，已经拿不出那些在过去存在的文化的东西。当然，即使没有集体主义时代的革命，市场经济的冲击也肯定会对过去既有的文化传统、联系、纽带、仪式造成冲击。但是，如果没有集体时代的巨大变化，人们在以“私”为核心的基础上建构“公”的根本能力不会受到毁灭性破坏。
陶传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农民合作与否，这其中必然存在一些条件。几个条件可以促成一项合作的达成，但是不代表他们能够促成另外一些合作。农村合作能力弱，除了传统文化带来的问题以外，我认为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传统社区本身的特点是大家长时间生活在一起，有共同的物质基础。现在社区的这种基础已经变得薄弱。首先我们社区的流动性比较强。在我做的一项简单调查中，一些村庄中有90％的人认为自己不会在这个村庄居住很久。第二，村庄贫富阶层开始分化，阻碍了合作的达成。另外合作也存在类型之分。
詹成付（民政部城乡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
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乡村组织，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学术研究而研究，还是为现实服务？方法论上应该明确一下。人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总有一个社会需求，自己实现不了就求助家庭，家庭满足不了就求助社会和社会组织。
目前农村的乡村组织林林总总，为什么有些起作用，有些不起作用？我们应该从体制上进行思考。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农民家里的18岁孩子患白血病不
治而亡。这时出现在他身边给予他心理慰藉的是村里的基督教山寨委员会，他就会觉得加入这个组织会给他带来很多好处。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没有体现出作用，所以他们才会求助于体制外的组织。从我们的体制中找原因，这样才能够引导我们乡村组织良好的发展。
刘一皋：
现实发展为历史研究提出问题，而历史的研究对分析研究现实问题有很大的作用。对宗族问题的研究有一段时期的空白。事实上宗族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现在一般的农村，宗族是没有共同财产的，只是大家同姓而已；所谓的复兴只是对现实组织状况的一种认识。你可以讲一些村的宗族、“老人会”有权威，也可以看到许多有表象但无权威的实例。如广东东莞一些村，祠堂修得金碧辉煌，但老人只是供养在那里，基本丧失与外部交流的能力。在浙江温州一些村，“老人会”只是摆设，在紧张时拿出来起一些缓冲作用。这些地方在习惯上都被认为是宗族复兴较突出的地方。厘清宗族文化、宗族问题还需要很多的研究。
白南生：
八十年代是农村和政府的蜜月期，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出现一些问题，而且相当敏感。当时有学者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现在维护农村稳定的资源是什么。有人得出结论，当社会各种评价体系，例如财富、声望、学识等，成平行状态时，社会就容易出现问题。当各种评价纬度不平行时，社会就会相对稳定。但是，当有人问我“你们这样的结论有什么作用，传统乡村的田园生活还是否可能再出现吗？”我无言以对。
另外，很多文化的、宗族的东西在日本人侵略的时候就已经被破坏。我采访过一个地区，那里有一个横跨好几个村，专门为老年人举办葬礼的组织。日本侵略时期，这些村基本上停止了一切串门的活动。
我们还要看到宗族活动的变化过程。有一个北方的村子，他们在逢年过节时要拜见村中最有威望的人，可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他们要拜见的人就变成族中最有威望的人和官位最高的人。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又发生了变化，他们要拜见三个人，族中最有威望的人，官位最高的人和最富有的人。
村民选举中的政治参与
主题发言
杨善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我讲一个家族联网对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影响。
我们一直比较困惑的问题是，我们对村民委员会选举的看法，和农民对它的看法是不同的。在调查中我们观察到一个家族联网对村民选举进行干预的事例。这个村都姓“切”（音），这是一个很少的姓，据说全国只有五千人。这个村里有个姓“张”的企业家，他想参加村民选举。全村一共四百多人，在得到全厂职工支持的情况下，第一次选举他得到180票，没有达到半数。其他几位候选人也没有得到半数以上，因此这次选举失败。第二次选举，村中的党委书记开始操作这件事。党委书记姓“切”，他私下联合同姓的村民，在第二次选举时得到超过半数的选票。他们自己把这种形式称为“联网”。
农民对村民选举看得非常实际，他们会把过去党的政策和村民选举联系在一起看。过去搞“文革”、搞四清，比如他们记得在搞四清的时候，生产队的会计有问题却逃脱了惩罚，他们从此对一些政策有不信任感。他们想，你管我，我也可以管你。于是他们利用党的制度为自己用。原先我们引进制度的想法就会因为他们的理解而产生偏差。
因此我们要去理解农民的行为，并且对农民的行为作出符合农民行为本意的解释。而并非通过我们的理解去解释他们行为的意图。我们怎么评价我们的政策，就要看它是不是符合农民的实际情况，农民怎么表达他们的利益，通过什么行为表达他们的利益。实际上，农民的智慧是很高的。我举个在四川调查时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有个当了很多年的村干部，1983年因为计划生育工作出了一些问题——村里有个男子依照政策可以不作手术，可是乡里变了规定，要求他一定做手术，并让这位村干部把通知发给他。结果男子因为做节育手术死在手术台上。这位村干部因为这件事情想离职，于是在村中选举时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候选人名单的最后一位，因为他很清楚村民选举一般都只选写在前边的候选人。恰好查票时乡党委负责人外出办事，于是村干部经过选举顺利下台。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对体制的了解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这些鲜活的东西提供给我们一些素材，让我们思考它背后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我们的研究就是沿着这条思路进行下来的。
詹成付：
我听了报告，抓住一个核心，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到了乡村，一些乡村干部凭借自己对政策制度的了解，参与、操纵、创造游戏的运行。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
仝志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我的报告是我博士论文的总体思考和结论部分。我论文的出发点是观察村民是怎样参与到选举的过程中的。他们对参与选举行为的价值是怎么从自己的行为去进行理解的。虽然村民选举制度已经成为定式，但是在学理上的挖掘是应该继续下去的。在众多的研究中存在一个问题，这就是对农民行动单位和行动认知进行充分的讨论。我通过四点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点，从村庄社会网络的角度理解农村社区。观察农民选举行为，就要对农民参与政治的基本空间有一个理解。一般来说就引进“社区”这个概念。那么社区是怎么结成的？我利用村庄社会网络将其分为二类：集体社会网络和群体社会网络。通过集体社会资源结成的网络叫集体社会网络。因日常社会关系形成的小范围的网络叫群体社会网络。村庄的网络是由这两种网络编织成的，而且对于不同的村民，网络的边界是不同的。村庄的边界是固化的，但在村庄生活中村庄社会网络内部存在着资源的流通。还有一种身份的认同。这样我就利用这两种网络的概念铺垫了村庄社会的社会背景。
第二点，村庄政治行为是一种多个村民共同发生的行为，我用“村庄社会关联’’来概括村庄社会网络内部村民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社会关联存在于村庄社会网络内部，并且以内部的资源流通为基础。社会关联因寄寓的社会网络不同而分为集体社会关联和群体社会关联。通过我的调查发现，不同的村庄其支配的性质和程度是不同的。不同的村庄社会关联的结构是导致村民采用何种参与选举方式，以及他们积极性高低的基础性的标志。
第三点，用村庄社会关联来看村民选举情况时精英动员的方式和效果以及村民参与选举的实态。村民在选举时可以选择自己的倾向，有些村民可能会选一个强人，有些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