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 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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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 2009年第4期-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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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觉得刘家有一种热气腾腾的家庭气氛。这种气氛令人迷醉。以前米艳艳带她去米老板的当铺店,杨小翼看到米艳艳在米老板的膝头爬上爬下,她是多么羡慕。她感到有爸爸是件多么好的事,哪怕这个爸爸另外有一个家。只是那个叫景兰的女人——就是刘世军的妈妈,杨小翼内心有点排斥她。景兰阿姨有点怪异,即使在饭桌上也经常失神,好像灵魂不在她身上。刘世军说,他妈妈坐过国民党的牢,受过酷刑,脑子坏了。不过刘世军补充道,这只是表面,她其实什么都明白的。杨小翼觉得在这幢屋子里,景兰阿姨如一片空中飘荡的羽毛,无声无息。这让她略有不安。 
  妈妈这会儿好像努力在想什么事,有些走神。一会儿,妈妈说: 
  “我去上海看望外公了。外公、外婆、舅舅都很好。外公把医院捐给了国家,他成为上海医界的代表,参与了新政府的工作。” 
  这之后,杨小翼和妈妈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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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变化。大约是刘伯伯的安排,妈妈去国立医院工作了,除了做内科大夫,她还参与医院的管理工作。杨小翼也不再去慈恩学堂,而是去了刚成立的位于鼓楼边的干部子弟学校上学。 
  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关于妈妈的北京之旅,杨小翼很快就淡忘了。很长一段日子,在杨小翼的感觉里,妈妈这次北京之旅似乎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妈妈从北京回来后,刘伯伯每周都要来石库门看望妈妈。他一般在星期六下午到来。杨小翼放学回家的时候,经常看到刘伯伯和妈妈坐在那儿,沉默相对。妈妈态度平和,神情端庄。不过,妈妈偶尔也有失态的时候,有一次,杨小翼回家时,碰到刘伯伯眼眶泛红,慌张地从石库门出来,杨小翼叫他,他也不理。杨小翼来到屋里,看到妈妈脸上挂着泪水。杨小翼大吃一惊,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很少见到妈妈流泪。妈妈见到她,转身擦掉了泪,然后平静地说: 
  “放学啦?” 
  杨小翼不知道他们之间出了什么事。在杨小翼的认知中,刘伯伯来石库门是尽着某种义务。 
  有一次,杨小翼特意问过刘伯伯,他在一九四一年是不是来过永城。刘伯伯拍了拍她的脸说: 
  “对啊,那时候我在上海呢,曾经来过永城办事。” 
  杨小翼觉得这个回答是意味深长的。 
  每次,杨小翼放学回家,如果看到刘伯伯的吉普车停在门口,她的心便会飞起来,她会冲进去,爬到刘伯伯的大腿上。刘伯伯微笑着低下头,亲她的脸。她的小脸被他硬硬的胡子扎痛。 
  杨小翼通常会缠着刘伯伯讲故事。刘伯伯大都讲打仗的故事,革命的故事,但这些革命故事和干部子弟学校老师讲的不一样,刘伯伯的革命故事有着更多的人间烟火气,好像战争只不过是日常生活。 
  杨小翼仔细观察妈妈对刘伯伯的态度。妈妈往往在刘伯伯到来之前回家,回来后就开始擦洗家里的一切,好像这一天是她的打扫日。有时候,妈妈也会让杨小翼帮忙。她当然很乐意。家里有一套用来沏茶的景德镇瓷器,每次妈妈都会用这套瓷器招待刘伯伯。瓷器在妈妈的擦拭下,上面那些精美的线条和菊花图案变得鲜艳夺目。杨小翼最喜欢擦洗的就是这套茶具。她想象着刘伯伯捧着茶具喝茶的样子,心里便喜欢得不得了。 
  在杨小翼的感觉里,刘伯伯像一个温暖的太阳。刘伯伯经常会给她带来一些小甜点或小礼物。小礼物真的很小,是一根头绳或一根橡皮筋,但那时候物质匮乏,要找到这样的小东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杨小翼很满足了。只是这些小礼物从高大的刘伯伯的手中出现,她感到有些滑稽。她看重这些礼物,把它们收集起来珍藏着。有空的时候,她会翻出来把玩。 
  杨小翼不再去想“爸爸是谁”这样的问题了。刘伯伯的形象牢牢占据了她的心。有时候,这个和蔼的形象还到她的梦里来。她感到她的生活有了一个稳固的基础,她和所有人一样,什么也不缺。那段日子,她觉得自己拥有生活赐予的全部快乐和幸福。 
  多年以后,杨小翼回忆这段时光,有一种太阳重升的明亮的感觉。这种感觉同刘伯伯有关,也同“革命”这个词语有关。“革命”把一个时代一分为二,过去的叫做旧社会,现在是新中国。时间开始了。新这个词让眼前的一切明亮起来,让世界放射出光芒来。街景还像过去一样破旧,由于连年战争,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但现在灰暗的气息不复存在,到处阳光灿烂,充满了生气。 
  在干部子弟学校里,杨小翼感到一种自由的喜悦。刘世军和刘世晨都在干部子弟学校,刘世军已是三年级学生,刘世晨和杨小翼同班。有他们在,杨小翼感到新的环境不那么陌生。 
  同慈恩学堂比,这里简直像天堂。在干部子弟学校,不用再做那么多宗教仪式了,不用在一日三餐时感谢主赐予食物,也不需要晨课祷告了。这是多么好!就像范嬷嬷所说,天堂里什么都不用干,天堂的河里流着蜜汁,食物随处可得。范嬷嬷说得多好多准确。在干部子弟学校,每天中午都可以喝一杯热热的牛奶,还可以吃上一个白白的馒头。 
  当然,这里的孩子可没有慈恩学堂那么规矩,那么听话。虽说天堂流着蜜汁,但这些孩子有本事把河里的蜜汁变成臭水沟。如果你没管住牛奶杯,那么很有可能牛奶杯里已撒上了小便或吐上了唾沫。他们糟蹋起上帝的食物来,一点敬畏也没有。他们对恶作剧的热爱胜过读书。有一天,下课的时候,杨小翼发现自己穿在脚上的一只皮鞋不见了。一定是谁在上课的时候,偷偷爬到桌下,把她的鞋子脱了去。她非常奇怪,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她会感觉不到丢了皮鞋呢?难道是谁给她施了魔法吗?大概是老师讲得太生动了吧。老师讲的是关于革命及其理想问题,老实说她不怎么听得懂,那是一种她从来没有听过的语言,这语言和最近在收音机里出现的语言是一样的,这些语言里有一束光芒,能把她的眼睛刺痛,然后让她小小的心脏跳动起来。 
  大概是因为这个城市刘伯伯的官最大,老师叫刘世晨当班长。刘世晨虽是个女孩儿,但她当班长孩子们都服。孩子们在一起时,经常相互比较谁的父母官儿大。杨小翼从来不参与这样的比较,这方面她是自卑的。有一个孩子问杨小翼父母的情况。她有点儿心虚,脸涨得通红。她想了好一会儿,才吞吞吐吐地说,刘书记向我妈妈敬军礼。这话传到刘世晨那儿,刘世晨带着一帮孩子围住了她,冷笑着说,你竟敢说我爸向你妈敬礼?你妈算个什么东西?在刘世晨的气势面前,杨小翼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低头。不过,她心里是不服气的,刘伯伯确实向妈妈行了军礼。 
  刘世晨冷冷地看了看杨小翼的脚,指了指她脚上的皮鞋,冷冷地说:“你瞧瞧,这班上谁穿皮鞋的?只有你这个资产阶级小姐。” 
  说完刘世晨带着人走出了教室。 
  杨小翼感到无地自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剥削。暴力。专政。这些都是她刚刚在干部子弟学校学的词汇,虽然似懂非懂,但她清楚“资产阶级小姐”是不好的,这个词代表电影里面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令人作呕的女人。 
  春天的时候,新政权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 
  杨小翼一星期前已知道了这消息。是刘世军告诉她的,刘世军说,那将是一次公判大会,解放军会当着老百姓的面,把这些反革命分子就地枪决。 
  刘世军说这话时非常兴奋。他用手当枪,对着远处,叭叭地打了几枪。他说: 
  “一颗子弹击中脑子,你想想,脑袋会是什么样子?” 
  杨小翼看过一些电影,电影里经常有死人的场面。根据这些经验,她的眼前浮现出脑袋被子弹击中后血流如注的想象。奇怪的是,她竟然没有感到害怕,好像这一切也如电影一样是不真实的,只是一出戏。 
  “脑袋会从中间裂开来,然后脑浆飞进而出。”刘世军的脸上有某种奇怪的幸福的表情,“也许开裂的脑袋会在空中飞一段路程。” 
  杨小翼傻笑起来。她觉得刘世军像在说书。城隍庙的说书先生说的都是历朝历代英雄好汉的故事。那些故事里经常出现这样的细节。她记得范嬷嬷不让孩子们去听那些故事,她说,那是魔鬼的故事。 
  公判大会那天,杨小翼和刘世军、刘世晨一起去观看。那天,原三民主义广场——现在叫民主广场前面人山人海,场面沸腾,其盛况比过年看烟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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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还多。那些队伍排得整齐的观众是由政府各部门和学校组织来的。杨小翼和刘世军、刘世晨是自己偷偷跑来的。他们混在看热闹的人群中,好不容易才挤到前面。刘伯伯坐在主席台上,他的左右都是军官。那些“反革命分子”低着头,挂着写有他们名字的巨大的牌子,牌子把他们的上半身完全掩盖了,他们的名字上打着一个大大的红叉子。 
  一会儿,刘伯伯开始讲话,他讲述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理由和伟大意义。台上的那些“反革命分子”,脸上毫无表情,他们的脸像是蜡做的,显得脆弱而虚假,好像灵魂早已不在他们的身体里。只有他们的眼睛才透着活气,因为他们的眼睛里面遍布着惊恐,惊恐让他们有了一种遥远的气息,好像他们早已置身于这欢乐的现场之外。 
  有人开始宣读他们的罪状。人群屏息倾听,现场一下子安静得出奇。这些“反革命分子”大都是特务,或蒋介石政府的高官,或地方权绅,或战犯。他们的罪行是触目惊心的,罪状大都涉及到杀人等种种霸行。那个宣读的人在一些细节上描述得十分仔细。这些可怕的细节像一把刀子一样戳破了眼前的和平气息,让杨小翼害怕。 
  这时,杨小翼认出了他。他是个医生,经常受范嬷嬷的邀请到慈恩医院来出诊。他站在第一排的最左边。她不知道他的名字,每次做弥撒,他都会来。做弥撒的时候,慈恩学堂的孩子就成了唱诗班的成员,他们站在教堂的讲台上,随着仪式的进行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演唱。他总是坐在教堂最前排的左侧,就像他此刻在审判席上的位置。只要唱诗班唱到“因他降世,亲历死地,现今荣耀无比”时,他就会流下泪水,然后,跪在地上进行祈祷。他是最热心的教友,每次仪式完毕,他都会走上台给唱诗班的孩子分发糖果,或拥抱他们。那时候他的眼神里充满了仁慈,好像他就是上帝的化身。孩子们看到他都很高兴,因为他总是那么慷慨。 
  杨小翼久久地凝视着他。此刻,他的眼神同他们一样,暗淡无光。杨小翼不知道他因何站在那里。那人开始宣读他的罪状:革命期间曾有党的地下工作领导人受伤后到他所在的医院救治,被他出卖了,领导人不幸被国民党枪决。宣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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