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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故事到此为止，大家仍可相安无事，因为早已威震开封府的“包龙图”包拯连皇亲国戚都敢弹劾，弹劾个张方平、宋祁算啥？即便他宋祁的哥哥就是当朝的相爷，包拯就是包拯，弹劾了谁又会大惊小怪？
可事情偏偏是：宋仁宗免掉了张方平和宋祁，这不选，那不选，恰恰选中包公去顶宋祁的缺，去当“三司使”！
选中了他，他居然连一句推辞的话也不说，自信能当好这个财政统领，便立即痛痛快快地走马上任。
当时，官场上有个“游戏规则”，讲究“名节”、“谦让”、“避免形迹”。就是说，当一个官员接到被提拔重用的任命时，即使你心里早已急不可耐，行动上也不能表示立刻接受，一般总要上表辞让一番，以表明自己淡泊名利，不慕荣华，甚至还要说上几句自己才识浅薄、难当此任的话。可是，包拯是个实心秤砣，心口如一之人，他对那种表里不一虚情假意的“辞让”和过分讲究“形迹”的陈腐之风，早就厌恶透顶。想到过去自己曾在三司担任过户部判官和户部副使，又长期就任过州郡长官和转运使，担当“三司使”可以说是驾轻就熟的事，就没做任何推辞，立马赴任。
结果，一时舆论哗然。欧阳修竟也慷慨陈词，竭力谏阻，觉得这样委派不合适，要求朝廷收回成命。
欧阳修认为，包拯连续逐走了两个三司使，最后竟自己取而代之，这是“蹊牛夺田，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可疑”。好比牵牛出去糟蹋人家的庄稼，固然不对，因而就把别人的牛夺过来变为己有，也显得太过分了。他说以包拯的才能资望，升迁任何职务都行，惟独不宜当三司使，自涉嫌疑，使人惋惜。
其实，欧阳修在这里对包拯并没有过多的指责，主要是在对朝廷提出意见，认为指责别人的过错，就容易被人说是“攻击”；搞掉人家的官职，也容易被人看作是“倾轧”。谏官、御史之所以不被人误解，而且更有威信，就是因为他们不避权贵，忘身为国，不贪私利，所以令人信服。现在包拯连逐两臣，却自居其位，此例一开，就会使天下的奸邪之人有了借口，也将使言事之官失去权威。如果此风一长，后患非同小可。所以朝廷应该保全臣下的名节，包拯也应该考虑朝廷的大体，另选他人为三司使最为妥当。
就是在这篇批评的奏章里，欧阳修还是对包拯作了许多肯定，如“拯性好刚，天姿峭直”，如“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于朝廷”。欧阳修的这些精辟而极富文采的用语，后来成了《宋史》中借用的对包拯的最佳评价。他对包拯的批评也只是“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这种批评，其实是恰如其分的，并不过激，更无恶意。
纵观包拯的一生，尽管他曾先后成为北宋财政、监察和军事方面的最高长官，智勇过人，忠直超群，但作为政治家的包拯却远非炉火纯青。
总之，这件事弄得包拯非常尴尬。在强烈的舆论面前，包拯不得不居家避命，没去上任。但是宋仁宗也就认定包拯担任三司使最合适，坚持成命。君命难违，包拯最后还是去了三司。
这以后不久，欧阳修和包拯相继进入“二府”，二人朝夕相处，共商国是，没有再发现政见分歧，表明所见略同，合作得很好。包拯的突然去世，据吴奎所记：“其县邑公乡忠党之士，哭之尽哀；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
从宋人笔记和府州方志上的记载看，包公逝世的消息报到朝廷，宋仁宗赵祯悲痛不已，竟停止办公，辍朝一日，亲自赶到包公家中吊唁。当他看到披麻戴孝的包绶年仅五岁，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感叹道：“包拯一生公而忘私，从来没有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谋求福禄啊！”
包公的灵堂，设置在京城开封的御寺大相国寺的附近。前来瞻拜祭奠的文武百官、各界父老，如潮水一般，络绎不绝，在门外排起了长龙。开封百姓，扶老携幼，纷纷拥出家门，自发地汇集在大街小巷，或捶胸顿足，或摇头叹息，好像包公一走，大宋就失去了擎天大梁。开封上下处处可闻衷泣之声！
包公工作过的端州、陈州、雄州、霸州、瀛州、扬州、池州等州府，无不沉浸在一片衷痛之中。
噩耗传到包公的家乡庐州合肥，合肥城更是万人空巷，自发地云集到包公少年时读书的包河香花墩，“莫不感伤”，“哭声尽衷”。
那段日子，华夏大地莫不被阴云笼罩，真是天地动容；举国上下，官民同悲，衷声遍野。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宋仁宗为表彰包公的忠诚和建立的功勋，加封包公为东海郡开国侯，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还根据包公孝敬父母、严肃处世、清廉刚直的一生，又以“孝肃”二字定为他的谥号。
对于包公的溘然去世，欧阳修肯定也是十分悲痛的。正因为不打不成交，欧阳修对包拯一生的理解，肯定会比任何一个人都来得深刻；再说，凭他的才学，撰写包公墓志也是得心应手的。因此他满怀热忱地“甘辞致唁，因丐为之志”，应该是情理中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在当朝的文武百官中，为包拯撰写墓志铭最佳的人选，非欧阳修莫属！
可以想像到，欧阳修的这种心愿，最后竟被包拯夫人董氏婉言谢绝，该是多么的沮丧。这从后来出版的《孝肃包公奏议集》中，也能看出个中蹊跷。
包拯死后三年，一〇六五年，包拯的门生张田到庐州任太守，董氏把她珍藏的包拯生前所写的奏议底稿，交给了张田，由张田分成十五卷，三十门，计一百八十七篇，编纂成《孝肃包公奏议集》，即今天我们看到的《包拯集》。很显然，这部几乎汇编了包公一生奏议的集子，恰恰就没有收录包公弹劾张方平和宋祁的那两篇著名的奏议，以致今天已经失传。这不会是张田的一时疏忽，倒有可能是董氏知道这两篇奏议招来了欧阳修“蹊田夺牛”的批评，就把底稿扣压了下来，没有再交给张田；或是董氏虽给了张田，因为张田出于同样的考虑，在“取其大者”的原则下，把它删除了，其目的无非也是想把这件事从历史上淡化掉，免得长期“牵累”包拯。总之，欧阳修措词严峻的上书，无疑在包家引起过不小的震动，才被董氏认为是“有素丑公之正者”。
只要把董氏的言论与以上事件联系起来，结论便是不言自明的了：董氏惟恐歪曲了包拯，以误导后世，婉言谢绝撰写墓志的这个人，极有可能是欧阳修。
还因为当时的欧阳修地位高，名望重，吴奎在为包拯撰写墓志铭的时候，不能不提及此事，但虽提及，又不能不有所顾忌，遂含混地隐其姓名。也正因为吴奎的欲盖弥彰，留下了这个谜，却成了今天人们解开谜底的指示器。
果真如此，那就是天大的遗憾。欧阳修的道德、文章名冠天下，岂是吴奎所能企及！包公的墓志铭，如果出自欧阳修之手，势必会像韩愈撰写柳宗元的墓志铭一样，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又一桩千古佳话！
董氏毕竟是包公的贤内助。正如她的墓志所写的那样，“夫人佐公，承颜主馈，内恪尽妇道，外不失族人欢心者，盖十三年。”“孝肃渐贵，夫人与公终日相对，素风泊然。”她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自幼读书识字，有很高的礼教修养。自打与包拯结为秦晋之好，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包公。包拯考中进士，任命为江西建昌县知县，父母不愿离开家乡合肥到江西，包拯为了父母晚年能生活得愉快，便放弃了别人梦寐以求的做官机会。董氏也心甘情愿地陪伴包拯，在家奉养双亲。包公从三十八岁开始，去各地做官，董氏则不辞风霜，紧紧地伴随其左右。她和包拯一样，举止端庄，生活俭朴，不讲究穿戴打扮，不贪图吃喝享受，不追求珍奇异物。当包公被提拔为枢密副使，参预执掌国政时，董氏也由仁寿郡君加封为永康郡夫人。按照当时的规矩，董氏要去向皇后表示感谢。她进宫时，依然是一身普通百姓的衣服。这使得皇后感慨不已，对宫女们夸道：“包夫人那般衣着，足见包拯是一个不谋私利的人啊！”连忙请求宋仁宗赐给董氏一套诰命夫人的服饰。
包公在开封去世，董氏和女婿文效带领全家老小护送包公的灵柩返回合肥，料理后事，并积极筹划把包公生前的奏议编纂成集，刊行于世。直到一〇六八年在合肥病逝，和包公合葬于一处。
然而，具有悲剧色彩的却是，从南宋开始，她就被包氏家族遗忘了，更被包公家乡的合肥人民遗忘了。因为，查遍流传下来的所有的包氏家谱、庐州府志、合肥县志，你根本就别指望可以查出一个“董氏”的名字来！
第九章包公儿媳其人其事
清理工作继续在进行。
被标为“七号墓”的坟墓，是位于整个墓地中轴线东南侧下方左起的第一座。挖开后发现是一座用石条砌成的、分为南北二室的夫妻合葬墓。两室均为红糙石砌墙，青石板作盖板，条石上满布着密集的斜条形凿纹。
北室的面积较大，按照“男尊女卑”的传统，该是男方墓室；南室较小，应为女方墓室。
北室的南壁，和南室的北壁，共为一墙。石墙是用长方形的石条由底向上平砌，到了墓口处用石板平铺而成。
清理时发现男方墓室的盖板已经不全，从塌陷到墓底的四块残断盖板的面积推算，还应该有八块盖板不翼而飞。再从北墙大部崩塌、条石破碎、位置凌乱的现象分析，此墓已被盗掘过。
两个墓室中的人骨架均已腐烂，只有头盖骨的碎片混于墓底的乱石与淤泥之中。陪葬的东西因被盗掘过，无从知晓了。在男方墓室中清理出漆果盒一件，残破得无法复原，只依稀可辨木胎内部髹着黑漆，外表髹着红漆。盖子上和底子上似乎是以十二个莲瓣形成，就其形象推测，当年肯定是一个相当精美的漆果盒，为墓主生前十分喜爱的一件器物。此外，还找出了残损陶器三件，属于陶罐、陶壶之类；再就是铜钱四枚，“乾元重宝”和“皇宋通宝”各一枚，其余二枚经泥土长期的腐蚀，字迹不清。女方墓室的墓口盖板却较为完整，没受到多大的破坏。但煞费苦心地搜索随葬的遗物，最后找到的也只有一枚“元丰通宝”的铜钱。
但是，就在这种看似枯燥无味的搜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