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写好后，他首先想到了《光明日报》。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就是在《光明日报》上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的，他特别佩服这家报社的胆识和眼光，因此，他想都没有多想，就把稿子寄给了《光明日报》社。
毫无疑问，那段时间的《光明日报》，对这类稿件格外敏感，收到程如峰这篇报道后，几乎是一个字未动，就在显著版面发表了。
这一天是一九七九年的一月十日。这是中国报纸在清官遭到严酷讨伐的十三年之后，第一次为九百多年前的包拯公开平反。
富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光明日报》为包拯公开平反昭雪的第二天，即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下达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
历史上的包拯和今天的地主、富农分子，在同一时间被“摘帽”，包拯的子孙和地富的子女同时解决了“成分”问题，这种历史的巧合，似乎只有来自喜剧作家的灵感，或出自诗人的浪漫，这既让程如峰感到有说不出来的苦涩，却也使他振奋。
第十七章海外来信
程如峰写作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很快地，他又把早已思虑了无数遍的《解开包公墓之谜》的文章写了出来。因为他是把它当做学术论文来写的，完成后，便交给了《安徽大学学报》，不久也被采用。
打那以后，为包公请命，还包公历史真面目，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一九八〇年金秋十月一个阳光耀眼的午后，程如峰刚走进修复中的明教寺，这时工地上已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一位邮递员走过来，在他跟前停下，问他：“你是程如峰同志吗？”
程如峰一边点着头，一边问：“有我的挂号信？”
邮递员从背着的信袋中抽出一封信，告诉他：“海外来的。”
“海外来的？”程如峰不敢相信，“你是不是闹错了人？”
“你不是程如峰吗？”
邮递员把信递了过去。程如峰一看，没错，就是他的信。信封上除了他的姓名和地址写的是中文，其余全是外文。
拿着这封奇怪的来信，他好不纳闷：究竟是从哪个国家寄来的？里面又都写了一些什么呢？这么多年，他一直庆幸自己没有“海外关系”，因而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避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才平安无事地走到今天。可是，现在居然有人从海外给他写来信，这岂不是会让别人怀疑自己不老实，长期隐瞒不报吗？虽说这时已在全国性地纠正冤、假、错案，但整人成癖者还大有人在，在没闹清信的虚实之前，他认为还是持小心谨慎的态度为好。
他将信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文物处当时的负责人陈裕民。
陈裕民是位在抗战初期就参加了革命的女同志，爱人曾被打成右派，她本人也在“文革”中被打为叛徒，夫妻双双被当时的合肥工业大学“扫地出门”。现在，爱人右派分子的帽子才摘下不久，她也刚刚得到平反。程如峰把这样的“海外来信”交给了她，她也感到十分为难，就说：“我当着你的面，咱们先把信打开，看看什么事再说。”
陈裕民拆开信封，竟掉出一张名片来。
原来是美国夏威夷大学马幼垣教授寄来的。因为这位美籍华人在信上使用的是中文，所以读起来没有一点语言障碍。他说，他看过中国的《光明日报》，读到了程如峰的那篇《合肥清理包拯墓》，知道程如峰是发掘包公的当事人，掌握了一整套的第一手资料。这则消息使他兴奋良久，就开始到处打听程的住址，好进一步地取得联系。恰好这期间《安徽大学学报》在《光明日报》上也刊登了一则广告，公布了他们近期发表的论文目录，这其中，又正好有程如峰的那篇《解开包公墓之谜》，可把马幼垣教授乐坏了。于是他按图索骥，顺藤摸瓜，立即给《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写信，了解到程如峰的通讯地址后，就直接把信写来了。
陈裕民不敢做主，不知这样的信能不能回，索要的包公墓资料该不该给。她喊来文物处的年轻人彭国维，让他拿着这封信去请示市委宣传部。
合肥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郭力如听了汇报，看了信，也犯起了踌躇。因为大家都知道：“外事无大小”，宣传部当然也就不敢随便决定，不过，他倒也热情，亲自带着彭国维，去省里请示文物局。
安徽省文物局局长洪沛，原就在省委统战部工作过多年，涉外的事没少接触。他看完马教授的来信，立即表态：“省文物局不提供此类资料！”但他又十分爽快地说明，“这封信是写给程如峰个人的，他掌握的资料给还是不给，应该由他自己决定。”
请示有了结果，这就是组织上不过问，一切由程如峰自行处理。程如峰哭笑不得。因为他参加革命三十多年了，还从来没有离开过组织一步，现在遇到这么大一件事，市里不表态，省局不过问，一切由他自个儿拿主张，他想，是政策真的放开了，还是大家都在推诿？
这天，他偶然听到一个消息，说不久前市里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合肥市外事办公室。他便抱着几分侥幸的心理，决定去咨询一次。为了不给领导添太多的麻烦，去前，他拟就了一个回信的草稿，他认为这样可以更加具体地听到他们的意见。
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树志，是个人高马大、办事干练、思想解放的人，听了程如峰的介绍之后，朗声一笑，说道：“好事情！给你写信，你就回。”
程如峰忙取出信：“请你看看，这样回信好不好？”
王树志摇着手，连连说道：“不必，不必。私人的信件我怎么可以看？”
但程如峰还是掏出了自己写好的信：“那请你给我把把政治关。”
王树志奇怪地说：“个人通信自由嘛，把什么关哟？”
现在回头看这件事，似乎显得很可笑，特别是年轻的读者，会认为是在小题大做，但当时的社会背景就是这样，不可名状的“政治”渗透到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弄得人人自危，难释杯弓蛇影之虞。
程如峰回信的思想关算是过了，业务上的问题，他觉得还需要认真对待。这时，“安徽省毛泽东思想万岁馆”已恢复成了先前的“安徽省博物馆”。他又去馆里请教吴兴汉：“可以把有关包公墓的资料寄到海外去吗？”
吴兴汉想了想说：“我们这个行当有个规矩，考古发掘，在发掘的报告没有正式发表之前，资料一般是不向他人透露的，更别说透露到国外了。”
程如峰见吴兴汉提到了一直在由他执笔的发掘报告，于是问：“何时能发表出来？”
“估计快了。”吴兴汉说，“就发在最近一期《文物资料丛刊》上。但这是一个不定期的刊物，具体啥时出来，还说不准。”
程如峰回来后，便给马幼垣教授回了信，并作了认真说明，待正式的发掘报告一发表，他马上就会寄一份过去。
一九八一年六月，程如峰从吴兴汉那里终于取到了发表日期为一九八〇年五月，却迟到了整整一年的《文物资料丛刊》，他立刻把有着包公墓群发掘报告的这期刊物，邮往了美国夏威夷大学。
刊物寄出后不久，程如峰就先后收到马教授寄来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中国时报》、《联合报》，以及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许多国家的报纸杂志。原来马幼垣教授根据他邮去的那些资料，已经把中国大陆有关包公墓群发掘的消息以及研究的成果，都披露给了海外华人。
程如峰为马幼垣教授提供了方便，马教授也及时地给他反馈了国际上有关包公研究与传播上的信息，还特地寄来了他的新作：《中国小说史论集稿》。
读了马教授的书，程如峰才知道，马幼垣原来是美国研究包公的专家，他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就是《“龙图公案”考》。《“龙图公案”考》的引文多达二十三种、一百二十多条，几乎涉及到了中国的北京、上海、香港、台湾和日本东京等各大图书馆，其占有资料之多，显其功力之深，使程如峰方知天外有天！
长期以来，由于闭关锁国，中国大陆的老百姓，除了知道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明灯”，中国是越南“辽阔的大后方”，苏联是翻了脸的“老大哥”；知道古巴有个卡斯特罗，南斯拉夫有个铁托，柬埔寨有个西哈努克；知道朝鲜产苹果，伊拉克产蜜枣，除此而外，对外面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现在，程如峰只结识了一个马幼垣，他的面前，就好像洞开了整个世界！他才知道，原来在国外研究包公的大有人在。包公早已经走出了国门。我们关起门在这儿起劲地批判清官，可是清官包拯早已经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影响！
当然，包公的形象和故事，外面大多是通过文艺作品熟悉的。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法国著名剧作家裘利安，就把包公戏《灰阑记》译成了法文，把包拯介绍给了法国观众；后来，汉堡大学教授佛屋路凯又将法文译成德文，使得中国的《灰阑记》在德国赢得了知音；再后来，日本的新关博士又根据欧州流行的译文，译成日文，从此，一代清官直臣包拯便越过中华大地，走向了世界。
朝鲜作家骜溪萸将《三侠五义》改编成《包阎罗演义》，韩国鲜文大学朴在渊教授又把《包阎罗演义》校点后在韩国出版。《龙图公案》一百多年前就被泰国翻译过去，风行一时。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教授乔治·海顿，也早把《陈州放粮》、《乌盆记》、《后庭花》三部包公戏译成英文，系统地介绍给了美国读者。汉学家特里克·海南教授还在这本书的前言中，盛赞包公的“刚正、勇气和机智”，以及“将有权势的恶人拉下马”的勇敢精神。
海外华侨就更是信奉包公，他们把包公作为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借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同时还把包公作为理想中的正直之神，到处立庙塑像，虔诚奉祀。近年来，澳门政府甚至形成专门的规定，把包公庙视为重点文物依法保护。
说到台湾，早在清乾隆年间，台湾云林县便有了包公庙。经过二百多年的拓展壮大，现已庙貌恢宏。仅接待香客住宿的酒楼就有三千床位。高雄、桃园、彰化、南投、台中等地，均建有包公庙或包公会社团，以至包公的英灵普照宝岛。
在世界七大洲的众多国度，包公都有着极高的知名度，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意大利、德国、法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包公的研究工作，更是空前活跃。
程如峰了解到包公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包公故乡的文物工作者是多么幸运和自豪，同时也感到了自己肩上应承担的历史责任。总之，他的劲头更大，信心更足了，于是，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第十八章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二日，合肥市与日本久留米市结为友好城市。一九八〇年，在结成友好城市一周年之际，久留米市市长近见敏之率团来合肥访问。他们知道合肥是著名的“三国故地、包拯家乡”，就提出要看一看包拯和三国时期留下的遗迹。这让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