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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如峰把自己的想法向吴翼副市长作了汇报。吴翼觉得很有道理，便以筹建包公墓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叫各方做好准备，“迁安”的日子就定在四月四日，清明节前一天的上午。
吴翼特别交代程如峰，要他多费点心，把这方面的有关细节考虑周到一点。其实根本不需要交代，做这样的事程如峰向来是积极的。
程如峰从包遵元处听说，一九七三年底，偷葬包氏家族遗骨的时候，曾把十一口木棺匣子里的遗骨进行了合并，除包公的遗骨保留原匣外，其余的全装入到了一个匣子里。如今要“迁安”了，当然不能只迁包公一人的，那就要恢复到原先的样子，得将遗骨（当然有的只是墓土）分成十一份来。
程如峰还考虑到，从遗骨偷葬到现在，已经十多个年头了，再结实的木棺匣子，埋在地里，也早该沤朽了，放粉了。想到这儿，程如峰就叫工地上的石匠，用上好的石料凿出十一口石棺，以备“迁安”之用。
一九八六年四月四日那一天，天公作美，风和日丽，春光明媚。
肥东县文集乡大包村村南的龙山上，一大清早便人声鼎沸，鞭炮声不断。人们怀着崇敬和好奇的心情，从四乡八村纷纷赶来，参加由合肥市在这里举行的“包孝肃遗骨迁安仪式”。
上午九时，市政府秘书长卓鹤群宣布迁安仪式开始。十几挂“千头鞭”同时被点响，鞭炮声惊天动地，蓝烟雾霭腾空而起，久久绕山不去。
在振聋发聩的鞭炮声中，人们向包公墓三鞠躬。
接着，合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之朴作了简短的讲话，他盛赞了包公一生动人的事迹和伟大的人格。随后，数百名来自各地的包氏后裔，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方式，隆重地进行了迁安前的祭奠活动。他们按辈分大小，一批批走到包公墓前烧香叩头。
祭奠完毕，人们用一块巨大的白布，将整个包公墓罩着，据说这是为了防止遗骨见天。当几位彪形大汉开始挥动铁锹掘墓时，龙山上下突然变得万籁俱寂。
掘着，掘着，忽听一个男人大喊了一声：
“不对！”
大汉们惊异地停下了铁锹。
“怎么……不对？”
几个站在墓边的包氏后裔忙探出身子，向挖开的墓穴望去。
墓穴里露出了几个沾满了泥土的陶罐。
那人肯定地说：“七三年遗骨运回来时，我们看得很清楚，都是木匣子分装的，现在怎么挖出了瓦罐子？”
包先长也站了出来，吃惊地直摇手：“那次公社书记不准葬，后来又拉了回去，装遗骨的木棺匣子还在村里放了一夜，大伙都是看到的。不对头！不对头！”
有人大声责问：“当年到底是谁埋的？”
包先长说：“包先正。”
是的，包公和包公亲属的遗骨都是“聋子”包先正从合肥包遵元家拉回大包村的，又是他一个人偷偷埋葬的，只有他才说得清。遗憾的是，“聋子”三年前就去世了。
迁安仪式的现场，顿时炸了营。
有人埋怨起来：“我早说这坟不会是包公的，你们非要说是，看看吧！”
有的包氏后裔愤怒了：“摸不着坟头就领着我们乱叩头，这不是在糟践人，开国际玩笑！”
有的在猜测：“是不是边上的这座？”
有人建议：“干脆把周围几个坟都挖开来看看！”
程如峰拨开人群，挤到坟墓的前面，细细一瞅，不由得也是一个愣怔。挖出的应该是小棺材才对，而且每口木棺材上都写着人的名字，那些墨笔的名字可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上去的呀。怎么会挖出陶罐子？
宣传部长李之朴、秘书长卓鹤群，同样不知所措，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会闹出这么个事来。
程如峰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尽管他无法解释木匣子怎么会变成了陶罐子，但他记得清清楚楚：四年前，他来大包村实地考察时，“聋子”包先正领着他看的就是这座墓。他毫不犹豫地走上去，到几位彪形大汉的跟前，以一种不容置疑地口吻说道：“继续挖，这墓没挖错，它确实就是包公墓！”
大汉们将信将疑，依然没动手。
包先长尽管疑虑重重，但经程如峰这么提醒，也想了起来，忙招呼大家动手。他说：“程老师说得不错，先正当时带我们来认的，就是这座墓！”
说着，他指指墓边的小树：“这棵树就是先正作的标记。我记得当时程老师还照了一张相。”程如峰苦笑着点点头，是啊，有相片为证。可他怎么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呢，否则，他肯定会把那张相片带来。
由于包先长发了话，大汉们再次挥起铁锹。
于是，墓穴里的陶罐全挖出来了，数一数，十一只，这个数字和当年的木棺匣子的数字正好是吻合的。于是大家猜想，这个“聋子”包先正还是很有心计的，他把木匣换成陶罐，肯定是希望将遗骨存放的年月更久远一点。再看看十一只陶罐在墓穴里的排列方式，也挺耐人寻味：最里头只是一只，接下来是四只，再下来是六只。不用说，最里头的那只，装的是包公的遗骨。
一场虚惊之后，人们怀着肃穆而又崇敬的心情，将十一只小口大肚的陶罐依次搬上汽车。为防止混淆，程如峰在那只在墓穴中排放位置十分突出的陶罐上作了一个记号。
回市里的路上，为使陶罐不至于在途中颠裂，司机将车开得很稳很慢，等到全部陶罐拉到包公墓园的工地时，已到了正午时分。
程如峰和张林二人因为在负责筹建包公墓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中，都挂有副主任的头衔，大家散去后，他俩还不能马上就离开，必须把十一只陶罐，一个个搬放到临时作为办公室的简易平房里去。
当他们把所有的陶罐搬进屋，又在地上放稳之后，张林就好奇地向标有记号的那只陶罐走过去。他想来个先睹为快。
他将那只陶罐轻轻放斜，迎着窗口射进的阳光，歪着脑袋，要瞅个究竟。谁知，不瞧便罢，一瞅，竟骇得脸都变了颜色。他惶恐地看着程如峰。
张林说话的声音都变得有些发抖了：“这里面……”
“里面怎么啦？”程如峰想，莫非里面躲进去了蛇，或者有其他怪异的东西？
张林急促地喘着气，好像生怕被其他人听到似的压低声音说：“里面啥也没有！”
程如峰原以为张林在开玩笑。张林说：“不信你自己看，空的。”
“怎么可能呢？”程如峰赶忙奔过去，迎着外边的光线，歪着脑袋朝陶罐里瞅，瞅罢，直觉得脑袋里“嗡”的一声。
他也慌了！“这是怎么回事？”他紧张地思索着，却怎么也想不明白。惟独能想到的，就是赶快看看其余的陶罐。两人一阵忙碌过后，全傻眼了：十一只陶罐，全是空的，里面啥也没有！
这事来得太唐突，太蹊跷，谁也没有心理准备。回想上午在肥东大包村龙山那隆重又庄严的“迁安仪式”，便觉得身上冒汗。难道说包公和他的儿孙的遗骨还留在龙山？
当年偷葬这些遗骨的“聋子”包先正已经不在人世，是否还有知情人呢？是否有人知道真正的包公墓被他埋在了龙山的什么地方？
程如峰想了一会，压低声音对张林说：“既然事情已经这样，我们最好是保密，不要再对任何人说起，同时，这些陶罐也一定要保存好。”
张林也是个聪明人，他点了一下头，完全同意程如峰的主张。
程如峰和张林分手后，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家。他茶饭不思，头昏脑涨，直想睡觉；上了床之后，又怎么也睡不着。
他在反复思忖：包先正为什么这样做？
“那已是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了呀。”程如峰极力在回忆。他到肥东大包村考察时，包先正曾一眼就认出了他，说他就是上次送包公遗骨时来的。按说，自己是这么个身份，包先正应该信任他，应该把真实的包公墓址告诉他。再说，当时包先长也在跟前，至少，包先正对自己的这个本家总该说实话。
一想到包先长，程如峰心中一动。他立刻意识到，问题恐怕就出在这个包先长的身上。那天是包先长领着他去找包先正的，在这之前，连包先长也不知道偷运偷葬包公遗骨的就是包先正。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包先正一直没有把实情告诉给自己村上的大队长，显然，包先正是不希望包先长知道这件事。因为包先长为包公遗骨的事挨整受批，吃尽了苦头，包先正这样做，是出于对包先长的保护，当然，也是为了包公遗骨的安全。
这或许正是“聋子”包先正的老谋深算。
当程如峰回忆起八十年代初期的政治形势时，似乎对包先正不说出真正的包公墓，有了一些理解。那时的改革，如扭秧歌一样，并不是一往直前的，总有人说三道四，甚至兴风作浪。虽然改革开放三四年了，但报纸、电台上还不断有人批判穿喇叭裤的小青年是“颓废的一代”；有的地方竟动员团员、青年上街纠察，遇到穿喇叭裤的就用剪子强剪。北京市居然还公开刊登“禁令”：留披肩发的女青年不准进入各级政府大门。连跳迪斯科都受到刁难。还记得，李谷一因为演唱《乡恋》，也由受人欢迎的“歌坛新秀”变成了“黄色歌女”，批判她宣传“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成为“腐蚀青年一代的历史罪人”。
农村就更糟糕。不仅把喇叭裤、披肩发、迪斯科视之为“洪水猛兽”，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带头搞起的“大包干”，在各地农村还普遍遭到强烈的抵制，“姓社”还是“姓资”的一场斗争，正厮杀得难解难分；许多党报党刊公开讨伐“大包干”，说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极“左”的幽灵在到处游荡。
有资料表明：直到他那次见到包先正三年后的一九八五年，人民公社才在中国的土地上彻底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六万一千七百六十六个乡镇政府，和八十四万七千八百九十四个村民委员会。这时《人民日报》才评论说：“中国农村改革终于获得了突破性的成功。”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包先正，不可能具备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他对已经到来的改革开放，仍然缺乏足够的信赖，这只能说明十年动乱给他造成的伤害是多么惨痛！
怀着一线希望，程如峰决定再到肥东大包村去走一遭。
去前，程如峰从包义旭那儿弯了一下，打听到运回包公遗骨的不仅有包先正，还有一个叫黄其荣的年轻人。
程如峰首先找到了黄其荣。但是黄其荣却对运遗骨的事一无所知。
“你们不是一道去，一道回来的吗？”程如峰奇怪地问。
“我和包先正一道回来不错，”黄其荣说，“我只知道车上拉的是饲料。”
“别的一点不知道？”
“一点不知道。”
黄其荣想了想，又补充说：“那天从包公墓里挖出了腌菜的陶罐，我一下明白了，猜想包先正瞒了我，包公的遗骨肯定也是被他拉回来的。”
程如峰越听越糊涂：“挖出陶罐，你怎么就可以肯定包公遗骨也是他拉的？”
黄其荣这才从头到尾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最后说道：“我当时就好奇地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