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斯’。”老舍就当众说过这样的话：“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
林斤澜的《新生》１９６０年１２月号刚发出，老舍立即写了《〈新生〉简评》，发在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６日《文艺报》（半月刊）第２４期，对林斤澜予以褒扬。
《北京市文联大事记·１９６２年》写道：“５月、６月间北京市文联连续召开了３次林斤澜作品座谈会，老舍主席始终主持会议。冰心、冯牧以及一些报刊、出版社编辑、高等院校中文系教师出席了会议，他们从不同角度就作品的表现手法、语言、风格各抒己见。大家一致肯定林斤澜是一位勤恳的、在创作上显露才华的青年作家，通过１０年的实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老舍先生指出：‘林斤澜这些年很努力，写了一些受欢迎的作品。不只林斤澜一个人，这几年还有些同志真正下去了，真正有了生活。不管写什么，这是第一件事。像林斤澜的《新生》，山、水、人都写得很像样，没有生活是写不出来的，他的确把那个地方带回来了’。”“当林斤澜谈到有人认为自己的语言‘破碎’时，老舍不以为然，他说：‘听说赵树理的女儿作文，学她父亲，句子写得短，可是老得３分，三四十个字、四五十个字一句，结果得了５分。可见赵树理也不是到处都有市场；要我看呢，还是要那３分算了。’老舍特别指出，讨论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要多交流，不是审判，‘所以林斤澜同志不要老是检讨，也不要老是感谢，人家说你写得不好，你可以说明你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要那样写。这样说得随便点，才能彼此了解，才能有帮助。”……冰心在座谈会上也发言，说林斤澜是“努力出棱，有心作杰”的等等。
林斤澜说，老舍一直是他的领导，但老舍是那种作家个性的领导。他一般给人的印象是随和的，善应酬，善言谈。他讲话有特点，不是官话，有外交辞令可也不是那种含糊其词的、温吞吞的话。他的话有时是过甚其词、不留余地的，刻薄的，甚至是不给面子的。
林斤澜回忆道：“大跃进”时，西城摆开赛诗擂台，请老舍坐主席团，还请老舍讲话。老舍讲话时，遵循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精神，他先歌颂“大跃进”，末后落到打擂台的诗上，说：“要说诗，这不是诗。”三年困难时期，政协食堂对民主人士有“特供”，据说老舍家人也常去买饭吃。林斤澜以为老舍当是那里的常客，问了老舍。老舍断然回答：“不去。”林斤澜一愣，老舍正色补充：“不爱去。”林斤澜还是疑惑，因为那是饿死人的年代。老舍再作补充，字正腔圆：“标新立异。”谁“标新立异”啊？民主人士？还是上头？老舍不给主语。林斤澜叹服这位语言大师，“标新立异”用得好，看出他的态度。
林斤澜回忆道：就在“小阳春”的时候，１９６１年，也就是在北京新侨饭店，中宣部和中国文联召开的那个会议上，茅盾发言，大致说老舍以幽默见长，但近作幽默渐渐减少了，他表示遗憾。不料老舍毫不客气，简直是针锋相对，他严肃（平时说话，常是谈笑风生），又加重喉音（他有浑厚的男中音嗓子，平常放松舒畅），他说茅盾指出的，恰恰是他的进步，以前的幽默是轻飘，现在才郑重起来。当时这样说话，情形反常，五百来人鸦默雀静。
老舍接着批评青年作家，太拘谨，放不开。接着说到北京，说：
“北京有个林斤澜，你要是还放不开，那你青年时候就是个痞子！”
林斤澜对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两眼和嘴巴呈三个圆圈，好像还在吃惊。他说：
“许多人回头看我，那真是当头棒喝。不料，老舍拿起曲波的《林海雪原》——《林海雪原》是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当时是畅销书，行内评价也很高，差不多是有口皆碑。当时还没有‘样板戏’，《林海雪原》就相当于里程碑了。老舍说：‘这部书叫我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因为我没有那样的生活。如果我有那样的生活，我写的话，十万字就可以了吧。’老天爷，那就是说，要抹掉四分之三！——据说，曲波当时也在场。”
“你怎么说老舍是个两面人呢？”我问林斤澜。他答道：
“他有滋有味地‘紧跟’，但又暗暗写他的《正红旗下》。他不是称赞我深入生活吗？我有时从农村回来，向他这个文联主席汇报工作，嗳，他很不耐烦。他不是经常称赞我勤奋吗？一天我把刚出的新书《山里红》给他时，他看也不看，把它放在一边，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又出书啦。’
“邓友梅被打成右派，老舍著文批判，发表在《人民日报》。邓友梅改造期间，突见老舍，想要回避，老舍主动叫住邓友梅，说：‘好好干吧，你还年轻呢不是？来日方长嘛。’后来邓友梅去了辽宁省鞍山市文联。鞍山一个剧团演出了老舍的剧本《女店员》，派人送演出税给老舍。老舍见了介绍信，就问起邓友梅，对来人说：‘回去告诉他，我问他好。叫他好好干。’过了一年，送演出税的这个人找邓友梅，说：‘老邓，你得帮我个忙，不然我就没法活了。’他说剧团里有人告他贪污，他不承认，剧团便派人到北京老舍家查证。不料，老舍家记的账与他交给老舍的不符。那人哭着说：‘老舍先生肯定记错了，他不给我作证，我这辈子就毁了。我到北京去，怕他不见我，求你写个信请他见我一见……’邓友梅便写了信。那人几天后回来，向邓友梅道谢，并出示老舍所写证明的抄件。上面写道：‘该同志送来的演出税确是８００元，但我只交家中５００，其余３００留下买烟抽了。特此证明。’春节期间，邓友梅回京探亲，遇上老舍，笑着问：‘怎么你也留私房钱？师母不至于管得这么严吧？’老舍小声说：‘说实在的，我也记不得他给了我多少钱。见他处在生死关头，我想我认了这笔账比他认了强。万一我记错，冤枉了人家，我这一辈子受良心责备；若是他有毛病，我想有了这次教训他也会改过的……’
林斤澜又说：“吴祖光被打成右派，在批判会上，老舍有些话也是叫人很难受的。比如有一句：‘你吴祖光长着一条油光光的舌头……’吴祖光一直记着这句话，临死前一年还说老舍的不是。可是老舍有一回在一个古玩店，发现有吴祖光的字画，他却买下来，还给了吴祖光。吴祖光流放了，老舍叫新凤霞不要离弃他，给他写信。”
林斤澜说，老舍这个人绝不可恶，但有时却非常可怕。从维熙被打成右派罪名之一是在《长春》发表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写农村生活一隅。后来批判时，老舍居然在《北京文艺》上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林斤澜说，老舍对待沈从文也有类似的情况。
林斤澜在《名著选读》中说：“老舍最后的日子是个研究题目，文章一写再写都值得。”１９６６年，浩劫初起，老舍也写检讨，也受批斗。依林斤澜那时的资历，批斗“敬陪末座”。批斗间隙，批斗之后，老舍对别人说些什么林斤澜不知道，老舍对林斤澜还是说艺术！小说艺术，特别是语言艺术。有一句话是这样的：“语言就是脸皮。你看个别人，写了一辈子，也有影响，可没自己的面目。”林斤澜对我说，从十几年的交往中得知，他说的个别人，指的就是巴金、章靳以他们。
林斤澜回忆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的老舍，回忆亲见的老舍的临终，他以为这一天是重要的。因为老舍次日出走、死在太平湖谁也不知道，谁也不能叙述。林斤澜说，文化大革命，全国血淋淋，是从北京文联开始的。文联存在造反派派系斗争，有人叫来了一个自称高干子弟的侯文正。他是北大毕业生，原想分配到北京文联，文联不要。所以此人一来，就热闹了。他写了一副对联，贴在文联大门那儿：“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那一天，他打了不少电话，叫人到文联大院里来。北京女八中的一群学生也来了，十五六岁，后脑支着两把小刷子，穿新旧拼凑的绿军衣，一律宽腰带，带铜扣。
老舍在门廊转角处，看骆宾基的大字报《谩骂决不是战斗》，看后不由得找人说说话。可是这些日子，人们见了他，或视而不见，或掉头不视，或“嗯”的一声算是打招呼，立即走开。林斤澜这时站在门口台阶旁边一个没有花的花坛上，扭着身子活动筋骨。老舍也踅到花坛上。他要说话，他看了这张大字报忍不住不说话，可是到头来却是这样一番通聊：
“您——”老北京对“您”和“你”的区分，从不含糊，老舍平时讲究咬字吐音。这时“您”字出口又拉长，变成“您”和“你”的混合。
“您——你，怎么样？”
林斤澜不知老舍指什么。老舍手抚胸口，林斤澜明白了。林斤澜曾因冠心病发作昏厥过。林斤澜说：
“还好。有一个四川名医给了一种小药，还顶用。”
老舍问道：
“小药？什么为君？”中医中的主药称君。
“三七。”林斤澜答道。
老舍眼珠上翻，思考状：
“三七……止血，又化淤……白药里有它……抗美援朝的时候，挺起作用……您——你——”老北京对后辈，不能称您，这确是特殊处理。“不觉得，力量，大吗？”沉重沉痛沉思着说：“受不受得了哇？”
这时，工人诗人李学鳌从廊道里出来，他想不到人心惶惶的时刻，这一老一青竟公然站在门口轻松对话。——这时杨沫高血压复发，瘫在里屋。草明闪来闪去地躲。李学鳌连忙收脚，转身，往回走。明是回避，转身时情不自禁地一笑。这种会心的笑法，当时人间已经消失，因此林斤澜记忆深刻。
到了中午，骄阳似火。七八个女红卫兵闯进会议室，看见长的短的紫皮沙发透着阴凉，欢叫一声。原坐在沙发上“学习”的走资派作家们，赶紧让开。主持革委会工作的副主任浩然（正主任是个老病号）过来，叫女红卫兵起来，出去，这里要锁门。女红卫兵不理，有的说沙发是修正主义，有的说躺上去革革命。浩然很生气，冒火，可也无法。他噔噔噔往外走，走到门口，站住，对着廊道，大吼一声：
“开会！！”
开什么会呢？林斤澜认为当时无会好开，女红卫兵的事也不是开会能解决得了的事。可是浩然吼出来的的确是“开会！！”因此也让林斤澜记忆深刻。
吼罢，浩然又只好噔噔噔走了。
老舍原有专车接送，这天中午，司机罢车，不替他开了。老舍只好到院子门口对面，一个“斤饼斤面”小铺，买了个芝麻大烧饼。老舍右臂略弯，大烧饼由两个指头拎着走回。没有人搭理，所有的人都用眼角盯着他，盯着他那两个指头拎着的大烧饼。老舍的口型，像是哼着什么牌子曲，不过没有出声。
林斤澜说，下午三点左右，院子里沸沸扬扬起来。文联和文化局同在一个院子，文化局那边先叫喊，叫人名，叫口号，嘶哑声，轰隆声，拳脚皮肉碰撞，拥挤推搡踉跄。文联会议室这边“学习”的人们屏声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