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亮的声音甚至超过了钥匙晃动的声音。门，突然地开了。
这应当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的镇上，当时叫人民公社。至于故事后来的结局我没有记忆，那时我还小，好像大人们没有跟我说过，也许说了我就忘却了。我忘却了好多的事，即使前面的这个所谓“手表事件”也包含了想象和虚构的成分。不过，我对事件中的肖勇倒是留有了很深的印象，在我记事起他就一个人住了，每到月初，他都会去镇上领取残疾人的补贴，他的右手不知怎的早已失去了。在那时，他依然保持着和空气说话或者自言自语的习惯，不过在当时这些引不起我们的兴趣。我们的兴趣是在他领取补助的时候堵在他的面前喊：
一二三，
上西山。
干什么？
抓小偷。
偷什么？
偷手表。
表不走，
砍掉手。
我们一直喊到声嘶力竭。肖勇却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站着，小心地站着，等着我们把声嘶力竭也全部喊完。
当文人遭遇皇帝
□ 李国文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为秦代的嬴政，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批量化地集中屠杀文人的皇帝。
秦以前的夏商周，那些统治者，未必比他好到哪里去，也照样拿文人不当一回事。说到底，有史以来的文人，在帝王眼里，不过是一贴膏药。用得着，拿来贴上，用不着，揭下扔掉。跳汨罗江的屈平，就是一个例子。此人有点呆气，司马迁说他：“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然而，他爱楚国，楚国可一点也不爱他，而且很烦他，傻傻的诗人看不出这一点，一门心思要做一贴烂膏药，硬往上糊，谁知郑袖、张仪、上官大夫、令尹子兰联手起来，不给他糊的机会。于是，“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失落到了极点，绝望到了极点，只有赴水一途。
不过，应该看到，楚怀王，虽昏而并不甚暴，楚怀王的儿子顷襄王，虽苛而并不甚虐，算是屈平摊上的一份好福气。遭遇这类混账帝王，顶多不吃香，顶多不走运，顶多顶多将他放逐，也则罢了。不杀头，不要命，甚至不打屁股，不坐班房，连什么分子的帽子也不给戴一顶，太值得谢天谢地了。如果屈平碰上嬴政的话，估计，不会给他这份抱块石头投水自沉的自由。
秦始皇是位暴君，喜欢坑人。秦昭王长平之战，一下子坑了赵国四十万降卒，坑顺了手，始皇帝收拾文人，也就沿用此法。不说什么废话，不费什么口舌，挖个坑，推进去，覆上土，掩埋了，简单麻利，多快好省。免去收尸装棺，连坟墓也现成的，可谓一举两得。在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处决文人，是从这位始皇帝嬴政开始的。
因此，按规矩，可以想像当时在首都咸阳市，应该有“焚书坑儒”办公室这样负责搞运动的专设机构，而且，这个“焚坑办”的主任，我认为非丞相李斯莫属。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职业刽子手，早就怀有对于儒生同行的刻骨仇恨，就冲他，我不大相信司马迁所说的仅仅坑了四百六十余人的数字。因为中国人的宁左勿右，好扩大化的毛病，根深蒂固，流毒甚广，估计始皇帝所坑的儒，当大于此数，或倍于此数。
秦始皇这一坑，为嗣后的统治者带了一个坏头。从此，历代帝王基本上都以他为榜样，为楷模，视文人为死敌，与文人相寇仇，跟文人过不去。所以，文人遭遇皇帝，十之九，不得好果子吃。因而中国文人的安全系数，由秦朝以降，一朝不如一朝，愈晚愈糟；反过来，中国皇帝收拾文人的积极性，却由秦始皇开始，一代胜似一代，后来居上。
到了大清王朝，到了如今被鼓吹得甚嚣尘上的“盛世”，也就是康雍乾三位“英主”坐镇天下的时候，中国文人更是坠入苦难的深渊，过着命悬一丝，朝不保夕，闭门家坐，祸从天降的日子。中国这部沉重的文字狱史，越到后来，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整肃，也就越是残酷，越是恐怖，越是血腥。如果说，明代那位流氓无产者朱元璋，所杀害的文人，为秦始皇坑人数的460后加个0，为4600人的话，那么清代康雍乾三朝，所杀害的文人，则为秦始皇坑人数460后加两个0，为46000人，这恐怕还是属于相当保守的估计。
有一个统计，大清王朝以异族统治者君临天下268年期间，对于文人之镇压屠杀，可称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据记载，中央政府（不包括地方各级衙门）一共搞了160余起文字狱的大案要案，也就是所谓的“钦案”，可怕得很。平均每一年半，就要雷厉风行的，大张旗鼓的，兴师动众的，家喻户晓的，对文人开刀问斩，大面积地血洗一次。掉脑袋的，坐大牢的，流放黑龙江或更远的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这三百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到底杀、关、流放了多少文人，是个统计不出的巨大数字。
可以设想一下，这些“盛世”时期的全国知识分子，不是七八年来一次运动，而是七八个月就来一次运动，这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的岁月，想来当不比俄国那位生活在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好到哪里去。
而这160多起的文字狱案件，多半发生在康雍乾“盛世”，从公元1662年到1795年的133年间，这祖孙三代皇帝，几乎是病态地，偏执狂地，不遗余力地收拾文人，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其打击镇压之残忍，其株连牵扯之广泛，其挖地三尺之彻底，其刑罚处置之严酷，是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
所谓的“盛世说”，所谓的“英主说”，对于这些倒在文字狱血泊里的文人冤魂而言，绝对是百分之百的“马屁说”、“扯淡说”。
朱姓皇帝出身于草根阶层，他们大兴文字狱，是由于农民天生的对于文化的恐惧、对于识文断字之人的惧怕，所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心理，因而在掌握权力后，肆无忌惮地进行报复。那么，来自关外异族的康雍乾等满清皇帝，入主中原，一、极少数人统治着极大多数人，必然会有的危机感，不安全感；二、原系文明程度低下，文化水平落后的草莽游牧民族，难免要产生的自卑感，矮半截感；两者加在一起所形成的弱势心态，他们对于不信任，又不得不使用的汉族知识分子，大搞文字狱，是一种巩固统治的政府行为。
朱元璋在位，大臣清早上朝，全家人都出得门来，与之生离死别，因为不晓得晚间还回不回得来？那个痞子皇帝，很不是东西，谁要碰到他的当过和尚，做过盗贼，以及泥腿子还未洗干净的敏感神经，马上就会推下去斩首。因此，明朝的文字狱，感性成分要大些，偶发成分要大些，找茬寻不是的成分要大一些。但满清皇帝对汉族知识分子，由于采取不放心、不放手、不放松的三不政策，实施戒惧之、猜疑之、排斥之、异己之的基本方针，一波一波兴起的，时不时地用来收紧文人骨头的文字狱案件，则完全是有步骤、有安排、定期实施的理性作为。
所以，清代文字狱，比之明代文字狱，更可怕。在中国历史上，凡心里发虚，老觉得屁股坐在火药桶上，或者火山口上的统治者，都患有这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意识形态恐惧症，惶惶然不可终日。我们从清末民初天嘏所著《满清外史》中，一则关于弘历的记载，就可以看到这位皇帝是如何借助于最高权力，毫不客气，毫无道理，以至语无伦次地呵斥当时领衔文坛的重磅人物，其实，这种威风不过掩饰其精神、心理上的虚弱而已。
（弘历）尝叱协办大学士纪昀曰：“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夫协办大学士，位亦尊矣，而曰“倡优蓄之”，则其视群臣为草芥，摧残士气为何如者。尹会一视学江苏，还奏云：“陛下几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弘历厉声诘之曰：“汝谓民间疾苦，试指明何人怨言。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夫此何事也，岂能指出何人乎？尹会一于此，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首已耳，乃谪戍远边。
纪昀（1724—1805），即纪晓岚，河北献县人，一位于学无所不涉猎，无所不淹通的《四库全书》总编辑。尹会一（1691—1748），直隶博野人，一位精通程朱理学，文章道德悉为楷模的大家名吏。说来好笑，领袖儒林的堂堂大老，被乾隆这一顿吹胡子瞪眼睛，差点吓得尿了裤子，连忙磕头掌嘴，认罪求饶不已。
纪晓岚以为自己是众望所归的扛鼎文人，尹会一以为自己是国家栋梁的当朝一品，弘历会对他们多么优容，多么礼让，便不知天高地厚，直言无讳。在乾隆眼里，这种给个梯子就上脸的狂妄，撇开满汉之隔，异己之疑，主子和奴才的悬殊不论，凭借文章华彩，学识鼎望，儒林名声，士子仰慕的优势，敢对朕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简直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大不敬。
也许乾隆并不拥有他们满肚子的学问，但拥有的绝对权力，却能置这两位顶尖文人于死地。在帝王眼里，两条腿的狗也许难找，两条腿的作家诗人，却有的是。幸好乾隆没有秦始皇的坑人癖，否则，这两位大腕，很可能不是充军发配，而是自己挖坑埋掉自己了。
由此可知，文人遭遇皇帝，绝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在这部《满清外史》中，还有一段关于乾隆与给他当差的御用文人沈德潜的记载，那就更有趣了。尽管，乾隆本人已经相当程度的汉化，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其造诣，其水平，也非寻常人所能及。但他的潜意识中，那边外未开化的民族来历，始终是他的内心阴霾。所以，一、对汉族文人，始终持有戒心和敌意，哪怕输诚纳款，五体投地表忠心者，也要时不时进行修理，不能让他们活得太痛快，太翅，太翘尾巴；二、凭借权力优势，你行，爷比你更行，乾隆一辈子所写的诗，总量超过《全唐诗》。他所以要打破这个记录，其中既有赌气个人能力之心，更有湔雪民族耻辱之意。
乾隆一辈子写了近五万首诗，就算他一出娘胎就写，到八十多岁驾崩倒气时还在写诗，这位老汉日平均要做诗两至三首，这当然不可能，必须有枪手代劳，可能还不止一位，于是，蛰居苏州，名闻江南的沈德潜，便交了好运。
长洲诗人沈归愚，为叶横山入室弟子，微时即名满大江南北。弘历闻而慕之，乃以庶常召试。不数年，遂跻八座，礼遇之隆，一时无两。尝告归，弘历以所著诗十二本，令其为之改订，颇多删削。迨归愚疾殁，弘历命搜其遗诗读之，则己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心窃恶之。
沈德潜（1673—1769），江苏长洲人。此老直到六十多岁高龄，忽被乾隆看中，受聘京师。须臾之间，登上翰林讲席，擢为内阁学士，他当然明白，弄他到京师来，就是来为主子捉刀。这些高官厚禄的好处，等于付钱买断他的署名权。按理，这君子协定，是不可悔约的。可最后老先生编自己的全集时，竟然撕毁合同，“咸录焉”收归己有，这就是赖账了。
我发现，无论古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