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作家和评论家，经常把林斤澜与汪曾祺捆绑起来谈论。见诸文字我所看到的就很多，比如唐达成的、蓝翎的、邓友梅的、孙郁的。何为？我想一是两人非常紧密，出行形影不离；二是两人品行操守有口皆碑；三是两个都是已经“成精”的作家。我说的“成精”是艺术境界已入霄汉，和一般的作家不是一个档次。我就是这样认为。鲁迅、沈从文、曹禺、萧红、孙犁“成精”了，林斤澜与汪曾祺也“成精”了。有的作家喧嚣，人气极旺，但我觉得还没“成精”。当然精怪也有大小之分，比如鲁迅是大精怪，孙犁就是小精怪；被人承认为精怪也有迟早之分，有的很快就有人喝彩，有的一下看不清，慢慢的才被人警觉，称为杰出的作家。精怪也分类，艺术风格也不一样，沈从文和曹禺区别甚大，就是例子。林斤澜与汪曾祺呢，区别也是太大太大。不光是艺术风格，他们的乡情家庭、少年经历、人生遭遇、学养素养、脾性气质……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会决定人生，决定性格，会决定一个作家的创作内容、美学风格。当然，我这并不是说他们什么都不同，倘若什么都不同，他们就不会成为至交莫逆。许多爱好兴趣、为人品质、对大是大非的看法，还是相当合拍的。这也会在文章中反映出来。大异小同，有著作为证。
老舍１９６２年曾说：“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会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王勇《著名剧作家汪曾祺传略》）老舍说话有分寸，但在这一点上也真叫英明。
刘心武说：“汪曾祺得到了应得的荣誉，而林斤澜还没有。”
这话耐人寻味。
我写这两个“老头儿”，崇敬的心情无法言表。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５日，我到北京，侥幸和汪曾祺等十二人获《中国作家》优秀小说奖。这天傍晚，林斤澜对我说：“去，我们到汪曾祺家吃饭。”他说还有几个人，都是他熟悉的。我说不合适，因为连汪曾祺也没见过面。林斤澜说：“咳，汪曾祺你应该认识认识。”
京城蒲黄榆一幢十二层楼上，开门的是夫人施松卿，林斤澜轻声哈哈哈笑。夫人夸张着学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林斤澜问：“老头呢？”夫人答：“里头坐着。”
汪曾祺的家太小了，太简陋了，过道窄，又阴暗，连墙面都没有粉饰。杂乱的客厅里，汪曾祺蜷坐沙发一角，脸色灰黑，一动不动。林斤澜和我站在面前，他似乎没有什么反应。一会儿，头微微一转，看我一眼，神情我好像是空气。我知道，他并不欢迎我。林斤澜就介绍了：“他是我家乡的才子，这回和你同榜，明天一起去领奖。”汪曾祺的脸没有什么变化。林斤澜关切地问：“你怎么啦？”汪曾祺答：“拉肚子啦”。他的声音有鸭子般的沙哑。
“几时？”
“一个礼拜。”
“吃药了？”
“中药。”
我发现客厅门上有一块绣着“福”字的红布，而林斤澜家也有一个“福”字，却是纸剪的。林斤澜虽然心脏不佳，可童颜灵鲜，他的“哈哈哈哈”又响又亮，是可以跟姑娘比较的。——汪曾祺这“布”显得憔悴多了。
夫人从一个红布袋中取出几个大橘，一人一个，把一个给了汪曾祺。汪曾祺不拿。他的小女儿汪朝过来，站在面前，要他吃下。汪曾祺不吃，低声说：“医生说，不吃生冷。”女儿说：“你什么都不吃！”汪曾祺还是低声说：“医生说，不吃生冷。”女儿还是要他吃。汪曾祺眼看地下，说：“我刚吃了中药……”气氛似乎有些僵。这时林斤澜的“哈哈”声起。又冲着汪曾祺说：“你先拿来嘛！”汪曾祺便把橘子拿来，放在披着绣花土布的茶几上。
门响，小说家、《中国作家》编辑许谋清和《辽宁青年》的女编辑西茹来了，接着《当代作家评论》林建法和《人民日报》王必胜来了。林建法帮着摆桌设杯，夫人端上火锅，许谋清把自己买来的鸡爪什么的摆上了。大家围上桌，开箸。汪曾祺问女编辑就姓西吗？西茹说是的。“那你就是西餐，”汪曾祺笑着说道。他很少吃东西，除了偶尔说几句类似警句的幽默话外，便是默默地呷啤酒。夫人递给我一个烧饼，汪曾祺毫无表情地说：“他对烧饼没兴趣，前面那半个还没吃完。”又说：“他吃涮羊肉是内行人，夹出的羊肉还微微有点红。”夫人说：“那不好，不熟的东西据说有绦虫。”
许谋清说他们那里一个老头摸一个年轻女人的屁股，只见夫人笑死了，“哎，哎，这个老头子真坏，真坏……”林斤澜开他们夫妇的玩笑：“你应该说，这个老头子真好。”这时候，汪曾祺面挂微笑，起身步出，一语不发，再无入席，他是自个儿去睡了。
次日，汪曾祺到《中国作家》受奖。前来颁奖的冯牧、陈荒煤都跟他打招呼，他唯唯。他坐的位置在我的身边，当高洪波用男中音说道：“现在，我以得票多少的顺序，把得奖者的作家念一下”的时候，开念第一个名字是“李平”，汪曾祺的身子明显颤抖了一下。我不好转头看他的脸，心想他是不是尴尬了呢。当然，第二个名字就是他了，他的后面还有铁凝、陈国凯、李贯通……
第一次与汪曾祺接触，我的印象是这位大师难懂，与他的作品相反。林斤澜就不一样，平和，亲切，和他相处没有懂不懂的问题；可是，作品就大不同，奇崛，诡怪，深妙，评论家都又着迷又困惑，一般读者当然是云里雾里了。
汪曾祺１９２０年出生在江苏的一个小城高邮，林斤澜比汪曾祺小三岁，出生在浙江的温州。都是江南水乡人。高邮在运河边上，高邮还有一个高邮湖。汪曾祺说：“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他对这种水的记忆是十分深刻的。有水就有码头和桥，就有船，就有打鱼人，就有鱼鹰和水鸟。鳜鱼、鳙鱼，虾、蟹……水边还有亭与台，还有庙和庵。他读的小学在一座佛寺的旁边，原来即是佛寺的一部分。他在《自报家门》中写道：“我几乎每天放学都要到佛寺里逛一逛，看看哼哈二将、四大天王、释迦牟尼、迦叶阿难、十八罗汉、南海观音。这些佛像塑得生动。这是我的雕塑艺术馆。”还说，“从我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我放学回家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
汪曾祺的初中“原是一个道观，还保留着一个放生鱼池。池上有飞梁（石桥），一座原来供奉吕洞宾的小楼和一座亭子。亭子四周长满了紫竹（竹竿深紫色）。这种竹子别处少见。学校后面有小河，河边开着野蔷薇。学校挨近东门，……我每天沿着城东的护城河上学、回家，看柳树，看麦田，看河水。”
汪曾祺的祖父“中过拔贡，是前清末科，从那以后就废科举改学堂了。他没有能考取更高的功名，大概是终身遗憾的。拔贡是要文章写得好的。听我父亲说，祖父的那份墨卷是出名的，那种章法叫做‘夹凤股’。我不知道是该叫‘夹凤’还是‘夹缝’，当然更不知道是如何一种‘夹’法。拔贡是做不了官的。功名道断。他就在家经营自己的产业。他是个创业的人。”“创业不外两途：置田地，开店铺。”“祖父手里有多少田，我一直不清楚。印象中大概在两千多亩，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但他的田好田不多。一部分在北乡。北乡田瘦，有的只能长草，谓之‘草田’。”“祖父所开的店铺主要是两家药店，一家万全堂，在北市口，一家保全堂，在东大街。这两家药店过年贴的春联都是祖父自撰的。万全堂是‘万花仙掌露，全树上林春’，保全堂是‘保我黎民，全登寿域’。”
祖父“中年以后，家道渐丰……他爱喝一点好茶，西湖龙井。……他每顿用一个五彩釉画公鸡的茶盅喝一盅酒……喝了酒，常在房里大声背唐诗：‘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我的祖母是谈人格的女儿。谈人格是同光间本县最有名的诗人，一县人都叫他‘谈四太爷’。”
“我弄不清祖父的‘思想’是怎么回事。他是幼读孔孟之书的，思想的基础当然是儒家。他是学佛的，在教我读《论语》的桌上有一函《南无妙法莲华经》。他是印光法师的弟子。他屋里的桌上放的两部书，一部是顾炎武的《日知录》，另一部是《红楼梦》！更不可理解的是，他订了一份杂志：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
汪曾祺说，他的父亲“是画家，会刻图章，会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画画没有真正的师承，只有几个画友。画友中过从较密的是铁桥，是一个和尚，善因寺的方丈。……我父亲第二次结婚，娶我的第一个继母，新房里就挂了铁桥的一个条幅，泥金纸，上角画了几枝桃花，两只燕子，款题‘淡如仁兄嘉礼弟铁桥写贺’。在新房里挂一幅和尚的画，我的父亲可谓全无禁忌；这位和尚和俗人称兄道弟，也真是不拘礼法。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有点‘胡来’。”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学时，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小时候也喜欢画画，但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身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抹。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大会欣赏，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或者我从来没有画过的瀑布。我小时候字写得不错，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在我写过一阵‘圭峰碑’和‘多宝塔’以后，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这建议是很好的，到现在我写的字还有‘张猛龙’的影响。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学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开园乐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父亲那么大的人陪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
“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林斤澜的家在百里坊的八仙楼口，百里坊沿河，八仙楼口在八字桥边上。为什么叫八字桥呢，就是两座桥趴在两条河的交汇处。林斤澜读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住在离校近的蝉街外祖父家。蝉街边上就是蝉河，当年的温州，有街就有河，街河并行。温州的桥特别多，高公桥，矮凳桥，将军桥，卖麻桥，豆腐桥，道前桥，四顾桥，中山桥，浦桥，新桥，府前桥，水心桥，大洲桥，瞒鼓桥，陡门桥，九山桥，双莲桥，万里桥，河通桥，小南门桥……为什么有那么多桥呢？很简单，因为有那么多河。八字桥北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