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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事情很有趣，值得一提。汪曾祺人称美食家，林斤澜把自己叫做“食美家”。但两位的朋友邓友梅在《再说汪曾祺》中却写道：“汪曾祺近年来被人们称为‘美食家’，我很高兴，也为斤澜抱不平。五十年代斤澜的烹调不在曾祺之下，他做的温州菜‘敲鱼’在北京文艺界独此一家。他家吃菜品种也多样。曾祺桌上经常只有一荤一素。喝酒再外加一盘花生米。”另一位二炮作家陶大钊在《海鲜》中写道：“林先生不仅会吃海鲜，还会烧一手好鱼，一条几斤重的大鱼在他手里，能做出一席鱼宴来。有人曾经把汪曾祺和林斤澜烧的鱼作过比较，结论是林斤澜技高一筹。”
实际上，两人都擅长家乡菜。汪曾祺被人称道的，除苏菜比如拌菠菜、拌萝卜丝、干丝芝麻酱拌腰片、塞馅回锅油条外，另外也就是一个川菜：东坡肘子。那么，为什么汪曾祺是“美食家”，而林斤澜只能是“食美家”呢？林斤澜写吃不如汪曾祺，写吃文眼不在吃，汪曾祺写吃就写吃，写得比烧得还要好。他的散文实在漂亮，叫人心动。如写《扦瓜皮》：
黄瓜（不太老即可）切成寸段，用水果刀从外至内旋成薄条，如带，成卷。剩下带籽的瓜心不用，酱油、糖、花椒、大料、桂皮、胡椒（破粒）、干红辣椒（整个）、味精、料酒（不可缺）调匀。将扦好的瓜皮投入料汁，不时以筷子翻动，使瓜皮沾透料汁，腌约一小时，取出瓜皮装盆。先装中心，然后以瓜皮面朝外，层层码好，如一小满头，仍以所余料汁自满头顶淋下。扦瓜皮极脆，嚼之有声，诸味均透，仍有瓜香。此法得之海拉尔一曾治过国宴的厨师。一盘瓜皮，所费不过四五角钱耳。
请问海拉尔治过国宴的厨师，你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吗？
汪曾祺清澈和明媚自然是美的，林斤澜时刻不忘人间，放眼世界，文章多有一个沉重的主题，特别是他的小说，在溅血的天幕上撕裂丑恶，透出地狱冷光，同样也是美的。
林斤澜所说“汪曾祺是读万卷书，我就是走万里路啊！”我以为是一把打开林汪匣子的很好的钥匙。匣子中一是飘香四溢的醇酒，一是锋利无比的斩凌剑。从林斤澜平和的笑脸上，你看不出他的经历、经验和经受有多么曲折竦人。好像没有那把剑。好像林斤澜没有经受过残酷的人生。当然是错了，林斤澜那声“”，内容丰富。他的平和实是炼狱后的通脱，是涅后的清明。——父亲死于非命，家人遭际悲苦，极聪明极可爱的弟弟解放前出航，七十年代末眼看即将回乡团聚，却又猝死香港。尊者死于敌方就不用说了，如刘英，如林夫。朋辈冤死于内部的就更叫人痛楚，或活埋，或刀捅，或绳勒。有的倾向革命，知情过多，即被追杀。有的无缘无故坐一辈子的牢。他自己呢，十几岁曾被党内诬为“小资产阶级反党集团”的一分子，背上第一口黑锅。他回忆：当年浙闽交界的＂抗日干部学校”，校长粟裕管事不多，具体管事的是另两个人。一是地下中共温州地委书记，一是地下中共浙江省委委员，两人地位相当。前者是贾宝玉，后者是西门庆，两人同时爱上一个女学生，结果前者得手。后者越过粟裕到上面告状，说学校里有一个“小资产阶级反党集团”，上面听信，结果把林斤澜也给？上啦，因为他比较接近前者。殃及池鱼，他是池中最小最小的鱼。
林斤澜在温台交界发展地下武装，差不多是把头拎在手上。他做交通员步行多日，把丁奎梅接到温州做地下浙江省省委书记刘英的妻子。当时懵懵不清，这不是好玩的事。他在台湾“２·２８”事件中坐牢一年多，共产党人被杀以万论，林斤澜侥幸释放，警察局刚一释放才发现错了，差一点又搜到躲在煤船暗仓中的林斤澜。这段经历使他终生难忘。我曾问他：“你这一生中，什么时候是最可怕、最难受的？”他脱口而出：“烧火岛！火烧岛！在台湾监狱的时候，不枪毙我，多次说要把我送到火烧岛去，火烧岛没有人烟，到火烧岛等于是死。不是吓吓，真有人常常被送到火烧岛。”
林斤澜对当年的经历并不以为怎么怎么光荣，林斤澜只说这是当年的人生。解放后，有要人去信要北京的林斤澜回温任职，大约是要林斤澜当温州的宣传部长，林斤澜拒绝了。杨沫在《自白——我的日记》（１９７１年６月３０日）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最佩服的还有林斤澜和骆宾基。（他们二人还都是党外人士）。”多年同在北京市文联，杨沫居然不知道林斤澜是１９３７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林斤澜一般不谈自己的“革命经历”。
人的经历能抹掉吗？作家不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又写什么？中国是个古怪的国家，知识分子如作家尤其臭苦，林斤澜在五六十年代只能唱些欢歌，他成名了，１９６２年北京连续三天召开“林斤澜创作座谈会”，全由老舍主持。但，这时的作品艺术意义的确不大。他只是比旁的作家写得聪明一些、出色一些而已。直到１９７９年末，他在《林斤澜小说选》前言中说：“这两年日逐怀念故乡，那山深海阔的丰富的角落。有人说：作家的宝藏，是小时候的记忆。是否？我有些知觉，还没有真明白过来。”——林斤澜说话总是“留一手”，这时他应当已经“明白过来”。那时他的文学观是写“真情实感”，《林斤澜小说选》中已有《阳台》、《拳头》、《记录》等篇什。但政治气候常使人感冒，作家创作心灵还不得舒展。后来，《矮凳桥风情》系列出来了，找到了“山深海阔的丰富的角落”，特别是《十年十癔》系列，和而后的小说比如《门》系列的诞生，中国一个匠心独运的小说大师，也就自我雕塑完成了。
“三寸鸣鼓，八方搞怪。”手挥五弦，前无古人。惨淡，痛楚，混沌，隐晦，雾气满天，与古今作家迥然不同。以小说的个性境界论，以小说杰作的篇数论，我以为林斤澜超过汪曾祺。我说这个话，今天广大读者不会同意，也许林斤澜本人也不会同意。
林斤澜对世界的认知是两个字：“困惑”。困惑是理性色彩，这里有思索，有感叹。他的眼睛后躲着“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汪曾祺看世界用两个字：“凝视”。这个词主观也直观，感情也感性，是静态的。他看世界的眼睛非常明净，世界一片蔚蓝。他自己说“我没有什么深奥独特的思想”。他才华横溢，有着超人的形象记忆力。描写很精细，很精到，很精妙。他追求的是美，达到的是和谐。他确实是达到了。这是他的优长，这种优长很容易在散文上得到熨帖的发挥。我一直觉得，汪曾祺散文的成就超过小说，而他的小说也几近散文，散文上多了一二情节，或者说，汪氏小说就是散文化的小说。
《受戒》不短，可是表现故事情节的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大淖记事》也是如此，全文约一万四千字，开篇闲聊的文字便有三千，闲聊什么呢？大淖风俗。第二节结尾主人公十一子出现了，一出现就立刻闪逝。第三节全是风俗画，没有故事。女主人公巧云是在第四节出现的，她的生平，她的琐事，汪曾祺全是聊天式地描写，这一节的结尾，男女接触，好像故事要开始了，可是篇幅八千字拿走了。第五节，嗨，情节又断，写水上保安队和号兵的事，又是另外一幅风俗画。这一节即将结束，“巧云找到十一子，说：‘晚上你到大淖东边来，我有话对你说。’”才在沙洲上野合，算是故事发展了，但，就那么几行字，“月亮真好啊！”结束了。第六节，最后一节，汪曾祺不讲故事是不行了，要散架了，便全力讲，字数两千多。这样，讲故事差不多五千来字，也就是全文的三分之一。
汪曾祺不会讲故事吗？不，他是才华盖世的艺术家。可是，没有一位作家没有局限，看得出来，汪曾祺形象思维强，而逻辑思维弱。而且没有一位作家是不受自己的人生经历限制的，作家只能讲自己熟悉的故事，自己喜欢讲的故事，能够表达自己观念的故事。艺术多元，各用各的嗓子唱歌。不用说，《受戒》就是杰作，玲珑剔透、美轮美奂、无可挑剔、炉火纯青，该是流芳百世的杰作。当然，我所谓讲故事指的是小说笔调，汪曾祺的小说是用散文笔调写的。他自己就说：“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这和林斤澜太不一样了。汪曾祺又说：“有人说，小说跟散文很难区别，是的。”林斤澜会承认有些小说跟散文很难区别，但他不会说“是的”。汪曾祺的散文又那么多，那么好，所以，整体上汪曾祺还是以散文见长。
我看到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里有叙述。老同事、北京京剧团的编剧阎肃这样评价汪曾祺：“他不擅长结构剧情，长处在于炼字炼句。写词方面很精彩，能写许多佳句，就是在夭折的剧本里也有佳句。”《杜鹃山》导演之一张滨江说：“《杜鹃山》的押韵念白，汪曾祺写起来得心应手。他的火花太多，文字滋味浓，很鲜美。”——这是佐证，他的确是散文大家。
汪曾祺在《林斤澜的矮凳桥》里说：“斤澜是很讲究结构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小说结构的特点是‘随便’。斤澜很不以为然。后来我在前面加了一个状语：苦心经营的随便，他算是以予同意了。”这个意思，他在《自报家门》中也写到过。我想，“苦心经营”也是拿来安慰林斤澜的，他的心中只有“随便”二字。因为，汪曾祺的小说就用不上“苦心经营”，或者干脆说，汪曾祺的小说就用不上“结构”！
我说这话并非危言耸听。而汪曾祺的小说也太像散文了。或曰：“就是散文也需结构啊！”是的，而一旦有话要写，对于才气过人的汪曾祺来说，是啥子事嘛，略加“组织”（乃师把结构叫做组织）就是了。他自己说：“我永远是一个小品作家。我的一切，都是小品。”而且，他一再提倡“短”。“短，是现代小说的特征之一。”“短，才有风格。现代小说的风格，几乎就等于：短。”“短，是出于对读者的尊重。”“短，也是为了自己。”——像是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汪曾祺用不着冥思苦想、“苦心经营”，稍为踌躇，提笔可画。因此，他能做到如苏轼所云：“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
因此，“随便”只能适用于汪曾祺本人，及其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