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比汪曾祺只小三岁，可身体状况悬殊。脸色红润，声如洪钟，说自己“贪吃”、“贪杯”。汪曾祺吃得很少很少，他喜欢花蛤，也就那么三五枚。有时我似觉得他要什么，忙给他夹两筷，他也吃不完。他是想喝点酒的，可医生禁令，夫人不许。林斤澜用温州话对我说：“你给他倒一点啤酒。”我照办。汪曾祺天真地微笑，一会儿就把大半杯喝完了。少顷，我又悄悄给他斟上。夫人对汪曾祺说：“你不要喝。”我说：“他们都喝红酒，啤酒是饮料。”夫人没有理睬我，汪曾祺也没有看一眼夫人，慢慢把这一杯干了。林斤澜是这么说的：“一个一生喝酒的人，突然不让喝了，心理上接受不来，生理上也接受不来。”
汪曾祺笑对家人说：“不让我喝酒，是破坏我的生态平衡。”
邓友梅说：“从八十年代起，家人对他喝酒有了限制。他早上出门买菜就带个杯子，买完才到酒店打二两酒，站在一边喝完再回家……三年前他小病进了医院。我去看他时，他说大夫讲他的病没什么，要紧的倒是要马上戒烟停酒，不然后果堪忧。他打算执行。这以后我就有很长时间没见过他。隔了半年多在一个会上再见面把我吓了一跳。只见他脸黑肤暗，反应迟钝，舌头不灵，两眼发呆。整个人有点傻了！吃饭时有人给他倒了杯啤酒。他说：‘就这一杯，我不敢多喝。’他三口两口把那杯酒喝了下去，马上眼珠活了，说话流利了，反应也灵敏起来。我回家后就给斤澜打电话，我说：‘老头儿不喝酒有点变傻了。你最好跟他家里人说说，是否叫他少量喝一点，要不老头儿就傻了……’”
刘心武有回忆文章更详细：“１９８２年，我和汪老、林大哥等人，应四川作协邀请，在全川兜了一大圈。二十多天里，我熟悉了汪老的为人处世。汪老嗜酒，但不是狂喝滥饮，而是精于慢斟细品。我们到达重庆时，正是三伏天，那时宾馆里没有空调，只有电扇，我和一位老弟守在电扇前还觉得浑身溽热难耐，汪老和林大哥居然坐在街头的红油火锅旁边，优哉游哉地饮白酒，涮毛肚肺片。我们从宾馆窗户望出去，正好把他们收入眼底，那镜头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模糊。后来他两人酒足肉饱回来，进到我们屋，大家‘摆龙门阵’，只见酒后的汪老两眼放射出电波般的强光，脸上的表情不仅是年轻化的，而且简直是孩童化的，他妙语连珠，幽默到令你从心眼上往外蹿鲜花。
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规律：平常时候，特别是没喝酒时，汪老像是一片打蔫的秋叶，两眼昏花，跟大家坐在一起，心不在焉，你向他喊话，或是答非所问，或是置若罔闻。可是，只要喝完一场好酒，他就把一腔精神提了起来，思路清晰，反应敏捷，寥寥数语，即可满席生风，其知识之渊博之偏门之琐细，其话语之机智之放诞之怪趣，真真令人绝倒！
瓯海区的首脑从心里尊重艺术家，给他们做贵宾卡挂在胸前，每回出行总是警车鸣道，呜啦呜啦。汪曾祺指着胸前的贵宾卡，笑说：“临老还要挨斗。”神情是骄傲的，满意的。有个晚上在瓯昌饭店联欢，安排歌舞之类，温州艺术家献艺。汪曾祺坐在老朋友唐？边上，竟也喉咙痒痒，站起来走到上方，接过话筒，唱昆曲《长生殿》。发声，力不够；猫腰，声音嘶哑……我捏一把汗，生怕出生命大事，可事实我是多虑，全场掌声热烈。汪曾祺蹒跚着下来，抬眼得意地瞅着大家。
汪曾祺在温州留下许多字画。他要露一手，他认为自己的散文比小说好，自己的书画比散文好，自己的烹饪比书画好。在温州不能烹饪，可他写字也不会输给书法家！当然，他觉得邀请方是真正出于尊敬，接待是真正的热情，他不能白吃白玩。一位政府领导人在车上刚说第一句话：“你们都是圣人！”只见汪曾祺立即大声接嘴：“一班蝗虫！”他不像某位书法家，写了三幅字，马上收拾自己的笔和印章，六亲不认地走了，好像两讫了。汪曾祺几乎是有求必应。可是索求的人真是多啊，有的是真正了解汪曾祺的，有的是转折听说的，有的是别人要他也要的，有的是先拿来再说，反正并不烫手。
温州书法家一沙索字，汪曾祺写下“恒河沙一粒”云云；有个当官的向他索字，他把南朝时在吾乡隐居过的陶弘景的名句给了去：“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他是经过思索的。可是哪有那么多人懂呢？一天在小岛灵昆，汪曾祺画了一只像是灵昆地图的螺，边上题字：“东海灵螺”。岛上几个干部齐声叫道：“先生错了，先生错了，应该是‘东海灵昆’。”先生难过起来，脸一沉，指着墙上的地图，说：“灵昆不像螺吗！”几个干部眨了眨眼。
汪曾祺的耳边是一片“汪老，汪老”声。汪老先是写字，写字要想词，够麻烦的，后来便画画。石头和竹，居多是菊花、兰草。一天夜十时，来了一个酒气熏天的人，穿税务制服，板着脸说：“给我张吧！”汪曾祺瞥了他一眼，说：“我不认识你。”来人说：“我刚才不是给你拉纸了吗！”汪曾祺看看我，看看坐在身边的夫人。夫人觉得尴尬，笑中显出无奈。汪曾祺最后还是给他画了一张兰花，此人拉过就走，什么话都没有说。我便叫二位快快回去休息。汪曾祺对我说：“我给你画一张。”我说：“不用不用。”他坚持说：“画一张。”我说：“我到北京你家的时候，再给我画一张吧。”他认真地说：“你不要到我家，我不欢迎。”没有法子。他给我画了一幅菊画，题字道：“为绍国画”。
这时一位友善的主任过来，手拿一张单子，他受托要汪曾祺给一串头头脑脑写字画画。原先头头脑脑已约法三章，不得个人索字，现在情况又发生变化。汪曾祺说：“拿到我的卧室里去吧。”第二天，听夫人说，主任坐在汪曾祺卧室睡着了，倒是汪曾祺站着一直画到了子夜！
当然，汪曾祺也有拒绝的。比如你自作主张叫他按你的“词”写，你的“词”不合他的脾性，他不会给写，即使是经典诗词他也不会给写。有个部门头头叫汪曾祺给写四个字：“清正廉洁”，汪曾祺虎着脸说：“我不写，我不知道你们清正廉洁不！”没有给写。
林斤澜独钟金文，会写篆字。１９９４年北京有个“著名文学家‘文学与书法’座谈会”。林斤澜和汪曾祺、唐达成、李、邓有梅、张志民、管桦都参加了。他们都有发言。汪曾祺的发言重点是：“宋四家都是文学家兼书法家。”林斤澜的发言重点是：“书法是先线条化，后笔画化。”林斤澜应雁荡山风景管理局的请求，写下“山深海阔”四个篆字，人说好，有味道。可能是烂熟于心，发挥也好的缘故。他明白他的字太一般，远不及汪曾祺。他对我说，谢冰岩对他的评价是：“握笔的姿势对。”“那么老先生对汪曾祺有何评论呢？”我问。林斤澜说：“他对曾祺的评价是两个字：‘懂字’。”
当然，这是大书法家的高要求。汪曾祺的字是有特点的，苍劲，文人气很猛。
在瓯海，有个很好的地方，叫三。这是水乡，地带呈水网状。河流交错如织，所谓“岸”，就是一个个小岛，本地叫“水墩墩”（多水灵的名字）。水墩墩上全是瓯柑，温州的瓯柑出产于此。史载孙权曾献瓯柑于曹操，瓯柑就在这儿摘下。河道产菱角，很多的菱角，熟了供全温州的人吃。汪曾祺游三，半躺在一只小船上。小船无篷，方头，可半躺三四个人。汪曾祺和夫人一船，林斤澜和夫人一船，并行汩汩徐进。阳光温暖而柔和，是老年人感觉很好的那种阳光。没有风。水面平静。时有浮萍和菱角后走。有白鹭在近处闲飞。大罗山呈永远的青黛色。汪曾祺似乎特别的开心，我在随后的船上见汪曾祺总是微笑，还不时和林斤澜打趣。——十来年过去了，他们在小船上的情景我总是常常记起，那情景似乎不在凡间而像仙境，似有佛光闪闪，道气袅袅。
在瓯海，作家们爬了一次号称“西雁荡山”泽雅山。时年林斤澜已是七十三岁，心脏一直不好，医生不许爬山。可他认为自己组织了作家来，就应该和他们一同上去。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上去了，而且没事，赵大年有事，脸色闪白，几乎休克。林斤澜赶忙把“救心丸”让他含着。
惟独汪曾祺不能爬山了。四年前他是登过泰山的，写下名篇《泰山片石》，可今天的确不行了。他和夫人逗留山脚。他坐在“深箩硋”边上的竹楼里，看白练瀑布，看翡翠潭水。或在周边踱动，总有女记者追随提问。有个女记者不懂文学，也不懂艺术，天一句地一句瞎问，他也极有耐心，不厌其烦，似乎也谈得非常快乐。本地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少女，五官和身材都极漂亮，搀着汪先生走路，无微不至。汪先生显出兴奋的样子，听凭指引。汪先生念叨着两句话，说要写给这位姑娘：“住在翠竹边上，梦里常流绿色。”晚上写下来，已是这样两句：“家居绿竹丛中，人在明月光里。”汪曾祺回到北京，写了一篇散文《月亮》支持我的副刊，就是写这一位女孩的。这位女孩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可惜《汪曾祺全集》中没有收进。
汪曾祺在《我的祖父母》中写道：“……有一天，他喝了酒，忽然想起年轻时的一段风流韵事，说得老泪纵横。我没怎么听明白，又不敢问个究竟。后来我问父亲：‘是有那么一回事吗？’父亲说：‘有！是一个什么大官的姨太太。’老人家不知为什么要跟他的孙子说起他的艳遇，大概他的尘封的感情也需要宣泄吧。因此我觉得我的祖父是个人。”
汪曾祺在《我的母亲》中写道：“我的第二个继母姓任。任家是邵伯大地主，庄园有几座大门，庄园外有壕沟吊桥。
“我父亲是到邵伯结的婚。那年我已经十七岁，读高二了。父亲写信给我和姐姐，叫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任家派一个长工推了一辆独轮车到邵伯码头来接我们。我和姐姐一人坐一边。我第一次坐这种独轮车，觉得很有趣。”
在情爱方面，汪曾祺的观念是开放的。作为文豪，当是美谈。一个艺术家，对美丽的女孩子都熟视无睹，不生愉悦之情，我看他的艺术生命也已委顿枯竭了。
在北京京剧团，汪曾祺有一个女朋友，叫梁清廉。林斤澜说：“有时路过京剧团，汪曾祺叫我和他一起吃饭，他把菜端到梁清廉那里，由梁清廉加工一下，三人一起吃。”在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梁清廉对汪曾祺的回忆总是贴近、具体、亲切。她是北京京剧团中到八宝山送别汪曾祺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她说：“当时感觉真不是滋味，剧团来的人这么少。单位的年轻人不认识汪曾祺，可以理解，而那些老演员一个都没来，你一辈子都弄不懂。”尽管这是边旁之言，也叫人感动。
对于我提出的北京有汪曾祺和××、×××绯闻的传说，林斤澜断然地说：“没有，都是正常关系！”
夫人对汪曾祺当是了解的。在瓯海，那位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搀着他走路的时候，夫人在后头对我说：“老汪这个人啊，就是喜欢女孩子。你看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