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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飞（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感谢省作协高规格、高档次的研讨会，在此我简要地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创作背景。写《３６案》的想法很早以前就有了，但动笔较晚，主要是主题和内容难以确定。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酝酿及与朋友的交流切磋，最终定为“积极的案例总结、深刻的社会警醒、负责的人性关爱”。积极的案例总结是指本书力图提高刑侦员的侦查水平，在案例的关键环节进行逻辑分析和积极总结，目前几所有关学校都将该书作为学生的辅导读物；所有的案例和悲剧都由“情、色、财、气”四大欲望而生，本书的另一目的就是规劝人们珍惜生命、善待自己，情色财气适可而止；本文中采用的案例都是笔者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亲手经办的案件，事情虽已过去多年，但真实案情还不能纯客观地表达出来，这对当事人及其亲属来说是残忍的、不道德的。因此，本书在真实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人名、时间、地点上的虚化。
董宏猷（武汉市作协主席、作家）：赵先生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警官，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作者，他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素材，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够站在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视角，写出普通读者爱看的佳作，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目的。一、从文体特色来看，《３６案》一时难以用传统的文体概念加以概括，从逻辑学的角度看它属于社科，从案例的角度看它属于文学，从真实性的角度看它又是纪实。二、从主题来看，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无不体验到审美的愉悦、逻辑推理的愉悦，领悟到理智的美、人性的美。作品既有通俗易懂的故事，又有独立成篇的逻辑推理，两条线相辅相成，又可单独成线，起到了复调的效果。三、从写作技巧和表现形式来看，选择了章回体小说的取名方式，为的是让读者更好地进入情节、把握作品，对社会、对人生有所思考。
刘益善（省作协副主席、《长江文艺》主编）：我与志飞是同乡，他３０年前当工人时就写过诗。当警察后，生活给了他新的收获，写出了这本沉甸甸的《３６案》。这本书是作者对刑警生活的一次小结。１５０本刑警笔记中挑选出３６个案例，写出来警示世人，读者既有阅读的愉悦，又能得到法制教育，体悟人生。作者的语言功底不错，叙事清楚，简洁明快，表达力强，笔记味浓。盼望作者在今后的创作中，能精心构思，突破真实笔记的局限，写出更好的公安题材作品来。
方 方（省作协副主席、作家）：不管它是哪一种体裁的书，《３６案》的确是一本好看的书。作者有丰富的阅历，这是一笔极其可观的财富，对写作来说，个人的阅历很重要。对赵先生而言，每一个案子面临的背景，都是一种新的生活，接触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像经历了一个完整的人生一样，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当然，笔记体和小说分属不同的文体，关注点、侧重点不同，它注重的是案件的过程，放弃了对人的描写，我们不能用小说家的眼光和标准去苛求。我很喜欢警察小说，自己也曾写过几篇，它是非常态的、另类的，可从这种非常态的东西中看到一种特殊的生活状态，有很强的吸引力，赵先生的作品为我的思路打开了一个窗子、一扇门，看到另一种人生、写法和生活状态。如果能够当一个月刑警，再当一个月的作家，相互交替，就能掌握大量的好的素材，于创作而言是一种幸事。
樊 星（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我很轻松地读完了《３６案》，近段时间，湖北出现了一个“干部作家群”，把自己的工作进行总结，再用文学的方式将它表现出来，丰富了文学创作，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在文体上选用笔记体——中国古代已有的多种文件杂交的边缘文体，不知道是不是公安文学中的第一本？作品引发我们对人性的思考，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所有的小说都在告诉你，生活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或马原所言：生活是局部的逻辑，大部的非理性。案例中体现、抽象出必然性、非理性，不仅对普通读者，对公安人员都是很有警示性的。它告诉我们人性的复杂，不要妄图用理性的逻辑去面对所有的事情、案件；注重各种案件的尝试，努力在笔记体中把案例的丰富性表现出来。但作品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八十年代以后高智商犯罪的案例选得不够，有些案例的选择应该更精炼、更突出一些，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还有继续做下去的必要。另外，这本书在文体上的创新可以开拓教育方式的新思维，卢梭的《爱弥儿》用小说谈教育，这本书也可以用文学的形式承载教育的内容。
李俊国（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这本书可作专业性阅读、社会性阅读、文学性阅读和教学性文本，在它上面可体现出现代阅读的特点——作为一种了解资讯功能的途径，是现代人阅读心理的一个要素。阅读中获得的是一种理性快感而非感性快感，是一种穿越迷宫之后的一种快慰；作品选材也很干炼，文风非常明快，为读者的接受和阅读提供了相当的便捷。提两点建议：在案例的选择上能否再增大“奇”，更增文本的吸引力；要注意题材的当代性问题和区域性问题，多增添一些现时性的、超越区域的案例，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更具代表性。
徐 敏（湖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３６案》这部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其文学性、警示性和实用性的融合。从文学性角度来看，这部作品的语言简洁有力却又张弛有度，凝炼而不失生动，语句大多十分短小，即使在环境描写时也是简笔勾勒，但在个别抒情性语句中也使用长句，使作品语言缓急相间、张弛有度。这部作品还展示了许多社会问题，这些都对读者产生着警示作用。与一般的文学书籍不同，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它的实用性，全书多角度、多层次地介绍了逻辑推理知识，阐明了推理的重要性，并寓知识于故事性之中，使一个个案例成为活的教材，也使这部作品成为刑警们生动的知识武库。
刘醒龙（省作协副主席、作家）：《３６案》虽然无抒情的表象，但在文字后面却涌动着一股诗意的激情，就像封面上的一段文字：真正的刑警是孤独的，他常常凝神静气，物我两忘地蹀躞在逻辑推理的智慧王国，捕捉纷飞空中的灵感……作为一种警察文化随笔，它是成功的，但作为一种笔记体的小说，作品有它的缺陷：案例的描写和叙述没有留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可以在叙述方式上做一下调整，不要完全采用顺时叙事，应该是倒叙、描写等多种方式的融合。
郭 涛（湖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作者不仅是一位刑侦专家，还是一名语言高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文章的标题工整对仗、概括性强，具有章回小说标题的风格和特点。二、多用短句加快了语言的节奏，让作品具有更强的刺激性、紧迫感和吸引力，让读者有一气呵成读完的冲动；三、抒情、议论、描写、记叙相互交织、糅合一体，加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有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四、案例的具体细节一笔带过，但逻辑点却毫不马虎，用有限的篇幅描绘出大容量的现实，独创的文体风格。
韦启文（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赵先生从警３０载、刑警１８年，亲历并整理出１５０多本刑警笔记，对他这种坚持不懈的态度和毅力我深感佩服；他对生活也很真诚，真诚的对生活达到了敬畏的地步。时时、事事从生活出发，从自己亲手经历经办的案例出发，不虚布、不夸张，显示出一个警察应有的责任心、使命感。
汪 岳（省作协理论研究室主任）：文学是人学，刑侦学也是人学，将文学和刑侦学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人学。作者站在研究人性和人学的高度来写这本书、高屋建瓴，显示出高超的写作技巧；在组织这次会议时，我曾向与会者宣传作品很好读。事实证明此言不虚。作品追求实在真实，将生活的本来面目呈现给大家，我很轻松地读完了它，洞悉到刑侦、逻辑的奥妙，并且有一顿悟：反侦查、反逻辑是更高的逻辑，领会到理智的乐趣；文贵官轻，作为作家的赵志飞和作为省公安厅副厅长的赵志飞是不可等同的。中国的厅长、副厅长多的是，但作为作家的厅长、副厅长却屈指可数。
王先霈（省作协主席、华师大教授）：我们不要用文学的标准去要求《３６案》，小说和笔记之间各有各的长处，它的作用也是小说不可替代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状态就很好，普通读者爱读、专家学者也愿意读。当今社会，犯罪问题越来越突出，文学如何去反映犯罪问题是个很大的题目和工程，这就需要作协和公安战线两股力量的相互提携，相互合作，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呼唤社会良知、扼制社会犯罪，本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从很高的伦理立足点来反映现实。另外，作品要在时代特色上作出突破，做出前瞻性、现代性的描述，给读者更多的、更深远的知识的启迪、智慧的激荡。
谢克强（省作协副主席）：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是个人经验的总结，作者在工作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笔记，边工作边写作，完成了这部作品。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在于尽量突破个人局限性，不必仅限于写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案件，题材的选取可以更开放些。也不必局限于一个地区，这样案件内容也会更生动丰富；我们还可以从３６个案件中精选出一些案例拍摄成教育短片，更好地发挥作品的知识性和警示性，并带给读者、观众对生活的直感的撞击。
不用扬鞭自奋蹄
■ 朱克木
在风光秀丽的白玉山下，在碧波荡漾，群峰拥翠的严西湖畔，在车水马龙的武钢六号门旁，有一个闻名遐迩的化工企业——武汉市东方电工材料厂。一提起这个厂，人们便不能不提到厂长高福祥，正是这位看上去平凡质朴的人物，通过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力挽狂澜，让债台高筑的小厂神奇地起死回生，以十几个人的规模，创造了年工业产值２００多万元、年创利税４０多万元、人均创产值２０多万元、人均创利税４万多元的佳绩。
由于高福祥在社会主义市场中驰骋商海，勇于开拓，大胆创新，他被选为洪山区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高福祥取得成功的奥秘在哪里？
一、艰苦的童年
那是一个艰苦的年代。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１１日，我国正经历着严重的自然灾害。是当时汉阳钟家村，从高福祥出生的那一天起，在整个童年时代，就没有吮过一次饱奶，从他记事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也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更没穿上一双新鞋了。在他家里，一件新衣服、一双新鞋子总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轮到他穿时总是补丁连着补丁、鞋洞连着鞋洞。
高福祥上初中后，人很聪明，读书也非常用功，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由于那时是“文革”时代，很少上全天课，经常不上课或放农忙假。只要不上课，懂事的他就到生产队出工或把妈妈换下来顶工，好多挣几个工分，吃饱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