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现在她在做什么？也许她已经把面和好，饺子馅也已调好。。。。。。
看着车窗外的灯火闪烁，我突然很想家，很想北京，很想温柔贤惠的妻子，还有聪明可爱的儿子，他上几年级了？好像是快上中学了吧？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是几年级了。我这个父亲是怎么当的！我感到很自责，心里发酸。
4、摩纳哥9·23的不眠之夜
好不容易上了电梯到了六楼，我朝代表团总值班室走去。我兼总值班室主任，来到摩纳哥后，这里就是我的办公室。这里是北京奥申委在摩纳哥的司令部、指挥中心。总值班室由我和阎仲秋一起负责。值班室除了小肖外，还有刘宝利、李毓兴、孙伯青、林晓华等人，他们都是国家体委国际司的干部。
我打开总值班室的门，进了屋，在家值班的大李和孙伯青脸上的表情都很沉重，眼睛里还能看出刚流过泪的痕迹。还没说话，我就感觉后面有人跟了进来。回头一看，是伍绍祖主任。
作为国家体委主任和北京奥申委执行主席，两年多的申奥工作他花费了大量心血。来到摩纳哥后，每天都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觉。他没说话，一直跟我进到总值班室的里屋，把门关上。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人。
“大光同志，”伍主任认真地说，“从投票的过程和结果来看，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失利在哪里？这个投票结果说明了什么？”
我慢慢地说：“从表面看，我们从第一轮开始就一直领先，直到最后一轮才被他们（悉尼）超过，而且第一轮我们就得了32票，似乎不少。但问题恰恰就出在第一轮上。”
伍绍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接着说：“第一轮得票数对我们至关重要，第一轮票是基础票，也可以认为基本上是‘铁杆票’，后几轮得票是转移票。我们与悉尼的竞争能否获胜，在投票上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争取基础票，这是我们获胜的关键。我们的基础票主要是亚、非、拉委员。二是争取转移票，这是我们的难点。悉尼和我们一样，两年半多的拉票工作，悉尼和我们都主要是围绕这两方面做工作。第一轮我们得到32票，表面看领先。但悉尼第一轮得了30票，仅比我们少2票，这是我们事先估计不足的，这正是问题的要害。说明悉尼的拉票工作做得很到位。我们在基础票仅仅比悉尼多两票的起点上继续投票，难度就大了，因为靠转移票取胜对我们来说可能性是不大的。曼彻斯特和柏林都在欧洲，澳大利亚又是英联邦国家，所以，转移票一定是对悉尼有利。从实际过程看，悉尼在基础票的工作上做得非常好。这是悉尼获胜的主要因素。另外，从转移票情况来看，第一轮伊斯坦布尔被淘汰，在第二轮，悉尼增加的转移票是0票，北京增加的转移票是5票；第二轮柏林被淘汰，在第三轮，悉尼增加的转移票是7票，北京增加3票；第三轮曼彻斯特被淘汰，在第四轮，悉尼增加8票，北京增加3票。全部投票过程中，我们共获得转移票11票，悉尼共获得转移票15票，比我们多4票。应该说，我们的转移票工作做得还是较成功的，而悉尼的基础票工作做得比我们成功。但是，这个结果与我们的预测是吻合的获胜也是微弱差距，失利也是微弱的差距。虽然我们没有获胜，但这个结果已经会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了。在目前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参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竞争，特别是在以美、英为首的势力极力阻止下，我们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取得这样的结果，拿到43票，仅以2票之差失利，也可以说只差一票，如果我们再多一票就和悉尼打成了平手。这说明我们没有失败。”
在认真听我说完后，他又和我讨论了几个细节问题，布置了下一步的收尾工作。然后说：“如果不是他们捣乱，我们就成功了。”
过了一会，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望着远处浩瀚的大海，坚定而有力地说：“我们会有成功的那一天的！”
后来的国际舆论证明，北京仅差两票就获得成功，给世界政治舞台造成了一次不小的地震。正如第二天一家国外媒体评论：中国的申奥是自1949年建国以来，第一次在国外与美、英展开的最大一次、面对面的外交斗争。这场斗争是以打了个“平手”而告一段落。这个结果告诉世界：中国人已经睡醒了。
这个夜晚是个不眠之夜。
澳大利亚人在饭店大堂狂欢了一夜，整个饭店似乎没有了秩序。耳边一阵阵传来音乐声、笑声、喊声、叫声，有时还夹着优美的、但我听起来却是那么忧伤的舞曲。每当刚要睡着，就被一阵欢呼声、音乐声吵醒。那声音，就像是一根根针不断通过我的耳膜，刺着我的心。
从不失眠的我，那一夜失眠了。
5、莫斯科的红色海洋
“是的，我们会有成功的那一天！”
那一天马上就要到了！
那一天已经到了！
我的思绪从八年前的摩纳哥回到了莫斯科，回到了大使馆的大礼堂。全场的人聚精会神地盯着大屏幕，手里的红旗稳稳地举在手里。
自从我们进了大使馆的大礼堂后，这里就一直笼罩在紧张、兴奋的气氛之中。国际奥委会投票的程序极为严格、细致，甚至细致得让人感到有点繁琐。投票前的“准备活动”很多，有的人开始有些着急了。
屏幕上，评估委员会的报告讲完了。按照程序，下面就该投票了。
这时，大礼堂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整个大礼堂里异常安静。人们脸上的表情都变得越来越严肃，两眼一刻不离地盯着大屏幕。
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派来参加声援的代表小沈悄悄来到我旁边：“太紧张了，我的心都要蹦出来了。”
投票终于开始了。
第一轮投票结束后，负责计票的塞内加尔的委员姆巴依（他是个大法官，是何振梁多年的好朋友，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他就非常支持我们），我仔细看着他的每个动作，他认真核对后，拿起一张纸第一轮投票结果，站起来，走向主持人，把那张纸送给主持人，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主持人宣布伊斯坦布尔被淘汰。这是预料之中的。
紧接着开始第二轮投票。
第二轮投票结束了，我两眼紧盯着姆巴依。
他反复进行核对。
然后，他拿起一个信封。
啊，我的心动了一下。
他把一张纸肯定是第二轮投票的结果，装进信封。
啊！他把信封封上了。
“我们成功了！”
我镇静地、一字一句地脱口而出。
多年的申办经验告诉我：我们已经成功了！我已经看到：投票已经结束了，否则，姆巴依不会把信封封上；我已经看到，姆巴依脸上已经露出了轻松的感觉；这感觉告诉我，结果已经出来了，不需要再进行投票了，投票结束了。能在第二轮就胜出的只有中国北京！除北京外，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有这个可能，巴黎不可能！多伦多更没可能！
“我们成功了！”
虽然我的声音不大，但旁边的人几乎都把眼睛转向了我。我的话使他们无比兴奋、激动。小沈悄悄过来，用力摇着我的胳膊，小声而急切地问：“真的吗？真的吗？我们真的成功了吗？”
“真的。我们成功了。”我一动没动，两眼直视前方。
随即，大家又把目光迅速转向大屏幕
这时，姆巴依站起身来，拿着信封，走向萨马兰奇，把信封交给萨马兰奇。
我知道，孕育了十年的“火山”就要爆发了。
萨马兰奇带着他那一贯稳重的表情，慢慢地拿过信封，慢慢地拆开信封，慢慢地从里面拿出一张纸，慢慢地把这张纸打开，用眼睛看了一眼。然后，这位瘦瘦的、慈祥的西班牙老人开始慢慢地宣布：
“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的城市是：北京！”
整个大礼堂沸腾了！整个大使馆沸腾了！
无论是奥申委的工作人员，还是来自祖国各地的各界人员；无论是体育明星、文艺明星，还是政府官员、企业家；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无论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相互祝贺、拥抱，喊的、叫的、哭的、笑得、蹦的、跳的、互相拍照的。人们暂时忘记了这是在哪里，忘记了烦恼，忘记了生活中或工作中的困难，忘记了一切！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第一次沸腾了！
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第一次像在国内一样的沸腾了。大使馆里的每个人，都在尽情地发泄自己。每个角落都散发着激动的空气，到处是中国国旗，到处都是一片红……
莫斯科沸腾了！
世界沸腾了！
这一刻属于北京！
这一刻属于中国！
此时此刻，整个大礼堂里只有一个人异常的冷静，坐在座位上一动没动。没有喊，没有叫，直到大家纷纷过来与他拥抱，拉他起来又跳、又叫、又拍照。
这个人就是我。
不知为什么，我喊不出来，叫不出来，也哭不出来，笑不出来。我只是感到好累、好累。好像跑了十年的长跑，终于跑到了终点。时间停滞了。整个大礼堂里到处都是人们高高举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北京申奥的旗子。我那被抑制住的思维开始动了起来。
但我没有哭，直到接了国内来的第一个电话。
6、电话情思
几分钟后，在一片欢腾的声音里，我忽然隐约听到好像是电话在响。拿起电话一看，已有好几个未接电话了。我打开电话，一边和前来的人拥抱、握手、照相，一边接听。
那天，打来电话的有北京奥申委在北京留守的同志，有国家体育总局的同事们，有为《申奥报告》出过力、流过汗的国家各部委、各单位的同志，有国家行政学院的同学和老师们，有黑龙江的老乡、老同学、北大荒的战友们，有广西我曾经挂职工作、生活两年结交的一大批朋友，有上海世博会申办委的同志，有各省区市体育局的同事们，有在新疆、西藏工作的同学，还有在德国、法国、美国、澳大利亚工作学习的同学和朋友，也有在申奥过程中，在我的帮助下成立的海外华人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联合会的海外华人朋友……每个电话都释放出人的纯真感情；每个电话都像一团火，不断燃烧着我的心。它们让我无比感动、让我万分激动，让我看到人们最美的东西。
那天夜里，我们回到饭店又热闹了一夜，快天亮了才上床睡一会儿。刚躺下，电话铃又响了：“我是湖北的崔助理呀，我们昨晚热闹了一夜，给你打电话一直没打通。现在你那里是凌晨了，本不想打扰你，但实在控制不住，还是给你拨了这个电话，我们太激动了……”
放下电话，我看了一下手表，快五点了，我还是没有睡意。
我又想起了八年前从摩纳哥体育馆回到饭店后的一幕：小肖拿着电话机，与对方说了几句话就哭得说不下去了。对方是在北京惠侨饭店留守的奥申委办公室主任魏玲。他们一个在摩纳哥，一个在北京，就那样拿着电话机哭得说不出话来，旁边的人没有人打断他们。到摩纳哥后，每天都要与北京通电话，但那时大家都处在极度的战前兴奋之中，没想到现在却要准备打道回府了。两个人哭了足有十多分钟，才把要办的事说完。那是酸楚的眼泪，是遗憾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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