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班，我早早地往住处赶，上了楼才发现，她的房门敞着，所有的私人物品都已搬走。像那位来自北京大学的老乡一样，她也是选择在别人不知情的时候独自离开的。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但那一刻我仍然非常失落。我们相识的时间不长，但彼此惺惺相惜，有些时候只要一个眼神就能理解对方，应该说的确相互信赖，已经建立了友谊。既然要走，无论如何都应该告诉我一声，这样不辞而别，似乎太决绝了一点。
晚上，我没有睡意，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散步。这时候打量小镇，我能更清晰地察觉，自己就是一个局外人，一个没有归宿感的流动着的打工仔。我再一次想起了导师来公司后对我讲的话：“你还没有融入这里的打算。”我明白了远在中山的同学那么做的道理。我理解了我的那位女老乡特意来看我的用意。我也清楚了我的那些整天在潮湿的车间里埋头做工的乡亲之所以集中居住在一个地方的原因。大家都觉得这块土地不属于自己，都想在这种流动得既频繁又无情的就业竞争之外找到某种依靠，都希望自己属于某一个整体。他们的行为正是对于社会变迁所做出的近乎本能的反应，求生的本能的反应。无论我的劳工乡亲，无论我的会计同事，也无论我的邻居女孩，他们正在经历、却还无法体会，自己已经从社会的巨变中得到了什么。他们所得到的不仅迥异于他们的祖辈父辈，而且与他们的祖辈父辈当年所得到的东西同样重要，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这一点。
既然不能北上，我决定接妻子女儿南下。现在钱已经不是障碍，她们也从来没有机会看看这边的风光，而且这时候南下的列车空座很多，买票绝对不是问题。
妻子非常高兴，确定了动身时间，我于是去广州接站。
半年没见，能够团聚的确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一家三口在火车站广场拥抱在一起，用欢天喜地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在广州街头游玩了大半天，带孩子吃麦当劳，陪妻子逛购物广场，中午就在公园里休息。妻子说：“要是能够在广州安家多好。”我说大建呢？妻子说：“小地方，不考虑。”
次日，我们去了深圳。首选当然是世界之窗，然后是深圳火车站，从那里看对面的香港。
妻子问：“不知道对面的人都在怎样生活？”
我说：“应该和我们差不多。”
我所指的当然不是物质条件，我所指的是人与资本共存的制度。
放假的前一天，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一开始和我天南地北地闲扯，并不讲有什么事，但始终笑容满面。过了一会，他拉开办公桌的小抽屉，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面上推了过来。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心里有点忐忑不安。主任和气地说：“打开看看。”
我打开信封口，看到了一张小纸片，拿出来一看，是个通知，上面有几句话和一组数字。
“你的年终奖。”主任说，很慈祥。
“这么多？”我的话脱口而出，“受之有愧！
“应该得的！”主任说，“存折在财务部，你直接找出纳就行了。”
我道了谢，出来之后马上去了财务部。
出纳是个二十出头的本地姑娘，把存折交给我的时候低声说：“祝贺你！”
我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她是在告诉我，在公司，我的奖金处在很靠前的位置。这时候我的心里真的很高兴。毕竟，这么高的奖励表明，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
在大建，我的女儿比我的妻子适应起来快得多。她很容易地就在弄堂里结识了一班小朋友，她教那些孩子讲普通话，那帮孩子教她讲粤语，但孩子们不上我们家来，我的女儿也听从父母的嘱咐，不上小朋友的家里去。
因为孩子们的关系，妻子不久也认识了一些与她年龄相仿的家长。最初，不论年纪比她大还是小，人家都喊她“姐姐”，她非常奇怪，听了我的解释，这才明白。怎么去菜场，怎么砍价，都有人告诉她，两天之后她就可以不用我陪同自己买菜购物，上街领着孩子散步。
“这里的人很淳朴啊！”妻子告诉我。
我说：“广东人都淳朴。”
妻子又说：“好几个人向我问起同一件事：你们公司待遇那么好，人怎么还是老走掉？”
我当然不能告诉她真正的原因，就拣好听的说：“因为我们公司招来的人都很优秀，有信心去任何地方寻找工作。”
“就这个原因？”妻子当然不相信。
我只好说：“你又不过来做事，你当然体会不到他们的处境。”
妻子点了点头，看着我说：“也是你的处境。”
二十一
春节之后，公司大换血，总部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位新人。其中的一个女孩子不久就与某位高层过于密切，引起高层在总部工作的女友极大的意见，两人在公司大吵了一场。最后，新来的女孩子灰溜溜地走了，而那位高层也很快和女友举行了婚礼。
那位与我和我的邻居讨论过代沟问题，在飞机上谈过“二十万”问题的资深主管，试图将公司开发新产品的重要情报出卖给主要竞争对手，对方将情况向公司做了通报，结果，由检察院出面，抓了个现行。
这些事情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我无法忘怀。
到底怎么了，人与人？
不久，我的工作做了调整。由于广告科主管辞职，我被调去做了广告科见习科长。
对我来说，广告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在内地工作时管理的企业当时都没具备广告意识，更少拥有在大型媒体上打广告的资金与气魄。它们本小利薄，如果拿钱去打广告，不仅上级主管部门在审计时会严厉追究，职工们也会大吐口水，除非企业负责人有独到的眼光与敢于负责的胆识，否则不敢在这方面冒险。
与我一同调往广告科的还有一位同事，专业背景与广告隔得更远。到岗的第一天中午，我们在饭堂与总裁不期而遇。打好饭菜，总裁特意坐到我们一起，似乎想和我们聊聊，但坐下之后没有开口。
“老总啊！广告的事情我从来没摸过，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始！”同事打开了话匣子。
此话一出我心里就想，“这样诉苦，总裁会不会担心？要知道，广告科可是个重要部门。不过能够这样向总裁讲出心里话，彼此的关系可能不错。”
总裁不吭声，抬起头看了看我。
“我们一定尽力而为，请您放心。”我说，脸色应该比较庄重。
必须有一个承诺，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我相信我们两位的工作调动一定经过了总裁的许可，而总裁挑选我们肯定有他特别的考虑。
总裁仍然没有说话，但朝我们笑了笑。
广告科是公司人数最多的一个科级单位，带我一共七人。开头一段日子我整天扎在广告科的日常工作当中，夜夜加班，因为我需要尽快熟悉工作内容与程序，掌握情况。经过不长时间的摸索，我对广告科工作形成了明确的整体思路，心里马上踏实了。
就性质来说，广告科只是公司这个广告主的业务代表，它的重点是参与对公司广告行为的管理，而不是自主进行广告的设计制作，更不是要做广告发布。广告科主管内外包装物的设计，文化衫和促销礼品的制作，各种POP的设计制版，保持和广告片创意与制作单位的正常沟通，联络广告公司，联系各种媒体，初审市场部广告计划与广告合同，对每个月公司的广告方案与投放额度提出建议。看看这些内容就知道，它的确重要。
原来的主管走了，但科里还保留着两位骨干：一位是本地人，负责市场部广告计划与合同的审查；一位是某名牌大学工艺美术专业高材生，负责与广告设计制作单位的联系。我们每天都要接到来自市场部的大量电话，都是催问广告计划审批结果与资金到位情况的。我自己也每天都接到广告公司与媒体的电话，要求见面、邀请赴会、探问公司广告工作计划安排，等等。
有一位管理学家讲过：成熟的管理者可以适应并且做好对任何项目的管理工作。我以为这句话并不夸张。没有专业背景并不是障碍，只要勤奋，可以在边干边学中解决这个不足之处。我没有急于处理与广告公司和媒体之间的事务。我的重点放在清理市场部广告计划与广告合同方面，因为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必须加强监控。公司把我和那位同事调过来，本意可能就在于此。这种清理工作使我很快找到了市场部广告投放的规律与存在的问题，于是我考虑向公司高层提出建议，在广告投放中优先支持销售比重大的区域市场，优先支持开发潜力大的新市场，并且在月度计划会议上把市场部当月广告投放总额归纳起来予以通报，引起高层对公司资金流向的重视。同时，我向财务部通报了广告合同存在的问题，请他们尽快追回重复支付的几笔资金。
当月的计划会议结束之后，同事特意走进我的办公室，笑着对我说：“佩服你的勇气。”
“怎么了？”我不解地问。
“你提出的事情超出了职权范围。”
“不会吧，这是我的工作啊！”
“你讲那些话的时候，我看到分管我们的高层脸色都变了。”
“哦！”我恍然大悟。“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谢谢你提醒。不过这家公司他也有份，他应该不会怪我多管闲事。”
同事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我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
“你没有在这里长期做下去的打算，所以不怕得罪谁。大不了爷走呗！呵呵！”
我沉默了。也许在我的潜意识里真有这样的心态。
“我钦佩你，”同事说，叹了口气。“我要是也能像你一样有个退路就好了！我们开弓没有回头箭，不得不谨慎小心啊！”
我想说你的退路就是你自身，因为那叫人力资本；我想说你的退路就是你的积累，那可以给你提供失业后的保障。但此时说这样的话是一种残忍，所以我没有吭声。
不久，重付的几笔资金都追了回来，那位负责合同初审的本地女孩可能因此受到了严厉批评这种批评是回避我们的，我并不知道在办公室里独自垂泪。我明白是我的举措使她受到了伤害，尽管我不是有意要整她，只是在维护公司利益，但我还是决定找她谈谈。
进了我的办公室，她坐下之后不说一句话。我不能探问她是不是挨了板子，因为那样的话题会令她更难过，就笑着说：“泪流多了，小心眼睛周围起皱纹。”
她还是不说话，眼泪却流得更厉害了。
我拿过一只玻璃杯递给她。她一愣，含着眼泪问：“干什么？”
我说：“用美女的眼泪浇花，花会开得跟美人一样漂亮。你给我接一点，我想带回去浇窗户上的含笑。”
她扑哧一声笑了，把杯子推开，心情明显好了起来，但嘴里却说：“我要辞职。”
我知道她这是想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一个肯负责任的员工无疑是公司的财富，再说她是本地人，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工作本身就含有公司的考虑，于是劝她：“你觉得你们本地还有比这家公司更好的企业吗？”
她马上摇头说：“没有。”
我又问：“你觉得辞职是负责任的最好办法？”
她没有吭声。
“公司里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