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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派逐利，钱成为了官民之间的重要媒介，如发放和收取青苗钱，如将直接的征民劳役，改为向民众征收役钱，官方雇人服役，等等。司马光指出，小民所有的，只是一身之力与种地收获的谷物，现在国家不取民力和谷物，而只是征钱，这会造成钱贵物贱，从而逼得小民贱卖所有，以应付官方索须，这就是害民。应当说，司马光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北宋时期虽然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尚未达到成熟阶段。只需举出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这种不成熟：当时官员们所领取的朝廷俸禄即工资，有相当部分并不是钱，而是实物如米、绢或其他物品，统称为“折变”。此外，铜钱的价值在不同地方差别很大，又有人私自将铜钱熔化铸为铜器出卖以获厚利，屡禁而不能止。而在西部如四川等地，则是通用铁钱。作为一种有价证券或者说是纸币雏形的“交子”，其发行和使用的范围也都有限。变法派将钱作为官民间几乎是唯一的流通物，的确变相加重了百姓负担。
当然，王安石的变法，注重兴修水利，开垦荒田等等，这类政策的实施也的确增强了国力，改善了国家整体的经济状况。赞扬变法的人常常举出很多这方面的例证。然而因官方生事而给百姓带来的困苦，也是同样的多甚至更多，这类例证也被批判变法者捏在手上，振振有辞。这也是“王安石变法功过论”至今难以定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七
后世有些人常常替王安石惋惜。他们说，王安石的变法在北宋后期是具备了必要性的，王安石变法的思路和政策大部分是正确的，可是，最后这场变法竟然酿成了北宋最大的党争，成为北宋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不能不归过于王安石太缺乏大政治家的气度，倘若王安石对他的政敌如司马光、苏东坡等态度不是那么生硬，而是用一种和风细雨的政治思想工作方式，争取这些正人君子赞同他的变法思想，那么变法的效果肯定会好得多，也不至于在政治上造成那么长久而深刻的动乱。这种惋惜是很有道理的。王安石的确是个有些强词夺理的人，他一心只想着自己的正确，而不惜粗暴地否定他人。这种个人风格在西方社会好像并不算什么重要缺陷，在中国却是一个大毛病。因为我们中华礼仪之邦一贯讲究温文尔雅，讲究面子人情，而王安石呢，他搞变法的基本方式是，只要把神宗皇帝的工作做通了，就颁布法令，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理解，实在不理解不执行的，就免官撤职。所以后来传统派又给王安石加了个形容词，说他“强狠自用”。这个形容好像蛮贴切的。
其实王安石也有他的苦衷。
王安石在变法之初就对神宗说过，变法要想取得好的成效，那就不能太急，而且光讲效率，只重干才，官员的道德水准势必下降，这也是一个大问题。然而神宗是个青年，他等不得。神宗在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之前，曾对他说：“人们都说你只知经术，不晓世务。”此言意味深长。所以王安石必须很快向神宗拿出实际成绩，以证明他的变法不仅有道理，而且有实效。所以王安石的很多变法措施，都未曾经过充分讨论，或只是表面地做一点试行的样子，就向全国推行。那么推行中出现的弊病，自然也就少不了。说起来王安石也是不得已。
王安石是传统中国文人中的优秀分子，好学深思，心忧天下，可是说到动脑筋与商人争利，想心思盘剥百姓，他不仅不擅此道，也不屑为此。只是变法既然以增加财政收入为其重要目的，变法队伍中自然就会出现争利盘剥的高手，王安石也只能常常护着他们。还有，这个变法是通过大批不知变法为何物的官吏去施行的，这些人在执行中想到的，不是变法的效果，而是不要出岔子影响我的前程。所以对收取青苗钱利息和免役钱，如果原定是二分，官吏们却要征收三分甚至五分，多收部分名之曰“宽剩钱”，理由是预防碰到灾荒时节百姓交不上；而交不上乃属于地方官的错。所以到了变法的尾期，国库里虽然并没有增加很多钱，而地方郡县收的“宽剩钱”，却足够二十年开支的。这种“宽剩钱”，实际上就是对百姓的盘剥。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所以变法在民间普遍遭到诟病，自有它的道理。这也是王安石变法的悲哀。在传统中国，朝廷或者说国家的利益，不仅常常不与民众利益一致，甚至二者之间竟会是一种对立关系，所以无论国家兴也罢亡也罢，变法也罢敷衍也罢，老百姓总是受苦。
八
王安石变法的确有很多缺陷与弊病，这很自然，因为它是第一次，就像第一次走路的孩子难免摔跤一样。不过就王安石本人而言，即使这个变法在整体上是失败的这么说会有很多人反对那也无损于王安石的光辉形象。变法运动更丰富地表现出了王安石思想的独立，还有他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以及他的过人胆识。而这些，恰恰是聪明的中国文人最为欠缺的品质。
公元1086年即北宋元祐元年，王安石在金陵去世。消息传到京城，时任宰相的司马光评价说：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故“朝廷宜优加厚礼”。于是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大文豪苏东坡以皇帝名义作了一篇“制词”，其中说：“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
对王安石持肯定立场的后人，都说苏东坡这篇制词写得好，把王安石的历史独特性写出来了。的确如此。不过在当时人看来，苏东坡这些文字也许是话藏机锋、语带双关的。“希世之异人”很难说就是伟人，说不定还是怪人；“名高一时”不一定传之久远；靠智辩行事，那么德行呢？“藻饰万物”，“风动四方”，表面闹哄而已；而以“己意”糠秕古代文化、否定先圣遗言，这样的“新人”还值得尊敬么？苏东坡把中国文字的丰富性大加拓展，真不愧为著名文学家。联想到变法之初司马光替王安石总结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当时王安石当着神宗皇帝的面还不太敢公然承认，因为在那个时代，承认“三不足”就等于承认自己大逆不道。可是这个“三不足”，的确精当地概括了王安石的政治理念和思想精神。
先有中国最著名历史学家为之总结提升，后有中国最著名文学家为之盖棺定论，虽然这两位大家当时说话是别有用心，但这些总结定论却都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而且从正面意义上站住了，王安石地下有知，他应该会感到很幸福吧？
难说。
责任编辑 洪清波
“《当代》文学拉力赛”2007年第三站冠军揭晓
经过本刊读者Email、传真及电话、信函投票，长篇小说《白麦》荣获2007年第三站“《当代》最佳”称号。
“《当代》文学拉力赛”2007年第三站读者来信选登
路永春
《白麦》依然延续了作者董立勃固有的创作风格，为我们构筑了一个朴素、清新、凄美的西部传奇故事。
本期反映现实题材的中篇小说《麻将》和《守口如瓶》，洞察思辨当下现实颇具深度和力度，可以说触及到了社会和人性的核心层面，用文学把人世间的无限复杂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作品关注和谐发展的社会意义跃然纸上。希望《当代》继续以巨大的责任感引领文学向现实生活的深度开掘。
曹参团
重读《白豆》再读《白麦》，虽没有了《白豆》的大气，但仍不缺乏质朴。只是董立勃好像还没有摆脱“脖颈”现象，我们期待他的下一篇。《三击掌》很值得一读，它综合了小说、传记、往事的特点于一身，是近来不可多得的佳作。《麻将》的校对有点瑕疵。
夏军红
刘心武先生《原是天真烂漫之人》一文的分析推理，字字合情，句句入理。为广大读者阅读《红楼梦》原著起到了指点迷津、拨云见雾的作用。通过刘先生的分析，再回过头来细细品味原著，顿生恍然大悟、豁然开朗之感，也让人更深地体会到了《红楼梦》的伟大和博大精深。感谢作者的不辍耕耘和精彩奉献！
张宏杰的“皇帝”系列文章将很多鲜为人知的史料一一展现给我们，读来令人大呼过瘾。本期《八旗兴衰始末》对我们汉民族性格优劣的分析可谓一语中的，我深为我们汉族有这样的融合同化能力而自豪，但也为我们民族自身明显的缺陷与不足而深感遗憾。
或许由于《白豆》的原因，《白麦》读来给人似曾相识之感，比之前者总觉逊色，但仍不失为一部好的长篇，冠军就是它了。
郝心
第三期《当代》中，小说《麻将》写的非常好，虽名叫《麻将》其实对麻将的着墨不多，更多的是写了蓝晓儿至情至性、率真无邪、简单善良的生活和性格。也正是这样的性格使她善良，使她轻信他人，因为善良而送了命。读后心里说不出的苍凉，为她伤心。
蒋培娟
看《当代》三期，董立勃的《白麦》、万宁的《麻将》、王大进的《幸福的女人》等各有特色。《白麦》沿着《白豆》风格；小说《麻将》的问题意识非常明显。蓝晓儿的爱情、蓝晓儿与麻友的“输赢哲学”，甚至蓝晓儿这个人整个的生活状态与故事的主干联系如能再紧密些，蓝晓儿对贺明明自尊心的忽视和对其心理、行为变化等方面，小说中再多施展些拳脚，相信会更耐看。新生代作家王大进似乎对婚姻的理解很有一套自己的解读方式，他的成功的作品大多数都和婚姻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如《婚姻生活的侧面》。同时他又很善于出奇制胜，刻画些反面人物形象。遗憾的是感觉《幸福的女人》没有他写的《欲望之路》、《虹》耐看，当然，这也属于一家之言。
徐宇伟
读完《当代》杂志今年第三期上的中、长篇小说，感觉董立勃的长篇小说《白麦》和万宁的中篇小说《麻将》，写得都很好，人物刻画得丰满，有思想，作者们的严谨创作，让我们读者收获颇多。《白麦》作为《白豆》的续篇，只有看过当年惊艳一时的《白豆》，才能有更深的体会。而中篇小说《麻将》说的是单身女人蓝晓儿救助贫困山区的女大学生贺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