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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王将军给我讲的一段话，他说，我之所以那么热爱西藏，一是因为我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都在西藏，二是藏族人民感动了我，藏族人民是太好的老百姓了！他们淳朴，善良，热情，忠厚，让我一生难忘。我们作战时，藏族同胞就背东西沿途保障我们。他们自己带来的干粮糌粑吃完了，宁可饿肚子，也不碰一下背在背上的干粮，那里有压缩饼干，压缩面条，一拿出来就可以吃的。但他们说那是给解放军打仗用的，不能动。他们抬伤员时，生怕伤员硌着，脱下自己的羊皮袄铺在担架上，上山的时候，为了不让伤员难受，前面的蹲着走，后面的举着抬。真的是太好了。你敬他一尺，他必敬你一丈。
东章对峙期间，由于路途远而险，无论多热的饭菜，无论用什么保温筒，送上去都是凉的。而且由于极度缺水，官兵们的饮水问题也无法解决，部队只好改送稀饭，用稀饭里的水保证官兵们的身体需求。
这都不算什么。吃凉饭凉菜，喝稀粥，睡潮湿被褥，洗不成脸刷不成牙，这些都没什么。毕竟，后方在尽全力提供保障。关键的问题是，官兵们每天都面临着战争，也许稍不留意，仗就打响了，一旦打响，他们是真正的第一线，他们与对方——随时可能成为敌人的对方，是面对着面脸盯着脸啊。
但没有人害怕。一天又一天，他们坚守着。他们知道自己代表的是什么，是国家，是军队，是人民。
Ｃ大校去那里时，对峙已持续了一个多月。他肩负重任，带领工作组前去了解情况，即对方到底有何意图？到底想干什么？以便我方做出抉择，解决问题。
Ｃ大校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当我问到这一情况时，他查到了当年的日记，非常详细地给我讲述：
我们一行十余人从ＳＹ出发，十几分钟后，到海拔４３７０米的Ｋ桥时，再没路可走了。我们就下车步行。说步行太过轻松了，应该叫跋涉，或者叫攀登。根本就没路，满山都是狰狞的碎片石，风势迅猛，有两处坡陡到８０度，真正的爬山，双手双脚并用。稍不留神一脚踩滑，就会摔下万丈深渊。部队派了两个民兵保护我，但还是走得非常艰难。从中午１２点一直到下午４点，我们才到达对峙的ＭＬ山口。
坚守在那里的官兵看见我们非常高兴。在慰问了官兵、民兵和干部之后，我打算到对方的“营地”去看看。可是对方为了不让我们的牧民的牛羊过去，居然垒了个石头墙。我大声说，总不能让我一个大校翻墙吧？把墙给我推了！
在边境斗争中，我们历来主张不惹事，但不怕事。（即三有九不方针：有理，有利，有节；不惹事，不示弱，不吃亏，不对峙，不挑起事端，不扩大事态，不纠缠细枝末节，不发生武装冲突，不开第一枪。）
战士们听到我的话，就上前去，三下五除二，把石头墙推倒了。印军的兵看着我们，没有任何表示。其实我这样做，我就是想试探一下他们，到底是想打，想蚕食，还只是对峙。
我走过去，看了看他们的帐篷，一看他们的日子远不如我们的官兵好，三块石头搭个灶，每天就煮点儿甜茶就点儿干粮。睡的也很简陋。我们的兵睡的都是鸭绒睡袋，吃的是罐头，肉罐头鱼罐头水果罐头，丰富得很。就是新鲜蔬菜少点儿。
你知道印军都是雇佣兵，年纪大，有老婆有孩子，我们的战士叫他们胡子兵。有拖累他们就不想打仗，对峙期间，对方一个胡子兵专门跑来跟我们的翻译说，如果真打起来了，我一定朝天放枪，不打你们，希望你们也别打我。我家里有老婆孩子，我不想死。
也就是说，他们的士气更不如我们了。我在那儿和一个小战士聊天，这个小战士被赋予的任务是，一旦打起来就炸毁敌人的电台。我问他，你怕不怕？很有可能你最先牺牲啊。小战士大声回答说，我不怕，首长，你放心吧。
在对峙一个月的时候，上级担心这些战士的身体，要把他们换下来，让另一个分队上去。这些战士坚决不下来。他们说他们熟悉情况了，也适应了，可以坚持到底。
这就是我们的兵，十八九岁的兵。他们在面对生死时，没有选择，他们的生命在尚未完全成熟时，就担当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我故意在印军面前拿着一个兵的枪往山上走，他们紧张了，大声喊起来。翻译告诉我，他们喊的是，不要走火啊！
看来他们的确不想打仗。我心里基本上有数了。
晚上我就住在距对峙山口不到３公里的临时指挥所。那里的海拔也是４７００米。我怎么也睡不着，主要还不是缺氧，而是不习惯那个鸭绒睡袋。暖和虽然缓和，人像被捆着一样。熬到后半夜，总算勉强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早上，我又带人登上了ＭＬ山口的我方山顶，用了５０分钟的时间。山顶海拔近４９００米，有我们三个班的战士在那里坚守。
听到这里我惊讶地说出声来：那么高啊！战士在那儿怎么生活啊？为什么非要在那里布置兵力呢？
Ｃ大校在电话里说，伸出你的右手，用食指和拇指比一个八字，手背向你，两指间的那个窝，就是ＭＬ山口，拇指上，就是印军控制地，食指上，就是我们的控制地。我们不到那个地方，就不能监控对方。知道吗？
我明白了。当然，明白不等于不为那些战士担心。
Ｃ大校继续讲——
在那里负责的，是某团副参谋长白玛，一个藏族汉子，很不错。还是个连长。连长见到我，眼泪一下出来了，握着我的手说不出话来。我知道，在海拔近４９００米的地方生活，真的很苦。我说，你们辛苦了。连长说，我已经一个月没洗脸洗脚了。
我和每个战士握手，并且让战士们马上给家里写报平安的信，我好带下山去给他们寄。战士们高兴坏了，都蹲在地上写。他们写信，我召集班长以上的同志开会。之后，我们离开那里，我们不能在那里呆久了，不能消耗他们的水和食物。我收了十多封信，后来到ＴＷ？熏到ＭＬ山口，再后来到Ｘ，我都让他们写信，一共收了一百多封，我们的车都快成邮政车了。我把那些信带到山南，寄了出去。
我说，你每次下边防都要这样吗？
他说是，力所能及为他们做点儿事情吧。
Ｃ大校一行离开东章返回军区后，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上级。双边即开始了会晤谈判，一次又一次。终于在对峙进行到第８２天时，双方达成了协议，即：各自将临时工事摧毁，退回到原来的位置。
对峙终于结束了。
这支部队因出色完成戍边任务，受到了军委的表彰。
两年后Ｃ大校又来到了错那。有同志问，要不要请县长和县委书记一起来吃个饭？Ｃ大校说要请，就把当年那六个和我们官兵一起坚持在ＭＬ山口的藏族干部一起请来，我想跟他们聚聚。
那六个藏族干部真的来了，高兴得要命，说你还记得我们啊，Ｃ大校说我怎么会忘了你们呢，我们是共患难的朋友啊。我还没有好好地敬过你们酒呢。
那天晚上，Ｃ大校挨着敬了他们酒，也挨着喝了他们敬的酒，一轮又一轮，最后，喝醉了。大家都醉了，醉得开心。
１３．严酷的冷
我因为曾在冬天进过西藏，也曾在冬天去过那曲，所以逢上有人跟我说哪里哪里冷时，我会说，那能有西藏冷吗？
似乎有那么一点资格说冷了。
西藏的冷让我刻骨铭心。那个时候我住在政治部边防军人接待站，很简陋的一个招待所。每天太阳一落山，我就赶紧灌上热水袋进被窝，再把另外床上的被子全抱过来，底下垫两层，上面盖两床。也没电视可看，就那么窝着看书，手还是冻，戴上手套看。早上太阳不出来不敢起床。看到太阳亮晃晃的在窗户那儿了，就起床，拿个小凳子跟着太阳跑，太阳晒这个墙角，我就坐这个墙角儿，太阳移到树下了，我就移到树下。十点以后，才开始正常活动。
看照片上，我那时可谓全副武装，羽绒衣，毛裤加牛仔裤，大头毛皮鞋，围巾手套，有时还加上大衣。但依然是冷。从没暖和过。洗了一次衣服，两手就红肿了。记得有天晚上，我从一个护士家采访出来回招待所，走了没两步，就冻得胃痉挛了，疼得直不起腰来，只好弯腰去敲一个刚刚认识的女医生的门，让她给我找点儿药吃。她让我吃了颠茄，又给我下了碗热面条，我这才缓过来。
说到吃，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那天医院欢送老兵，菜摆好了之后，领导讲话，老兵讲话，其实也就十来分钟，菜全部凉了，上面白花花的一层，是凝固的猪油。我因为胃疼，一口也没敢吃。
医生送我回招待所，路过一个水管，我听见流水声，一看是水龙头没关紧。就习惯地走过去关掉，医生又赶紧去把它打开，跟我解释说，不能关，关了明天早上就拧不开了，冻住了。
我去通信总站采访那些女兵，女兵告诉我，她们洗了头，必须马上擦得很干很干，不然头发上就会结冰碴子。我去医院采访女护士，护士说，她们给病人打针，必须随时保持针管和针剂的温度，否则还没注射就冻住了。女兵们值夜班，穿上棉衣再穿上大衣，再在腿上盖一件大衣。就只露个脑袋了。
可能有人会说，西藏的年平均气温，不会比东北低多少，为什么会冷成这样？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在西藏，没有取暖的条件。屋里屋外一样冷，女兵们值夜班的机房，女护士值夜班的护士站，还有招待所，食堂，办公室，哪儿哪儿都没有暖气，木柴，煤炭，电，气，一切可以取暖的能源都短缺。
这几年条件好些了，而且，由于全球气候转暖，冰川萎缩，雪线升高，对地球来说不是好事，但就西藏而言，冬天要好过一些了。总算没那么冷了。
但藏北依然很冷很冷。四季无夏，冷透全年。不知是不是因为它的海拔太高，藏北的平均海拔是４５００米。年平均温度为零下５摄氏度，最冷的时候达到过零下４８摄氏度。即使在８月，白天太阳晒得够戗，等太阳一落山，风就跟刀子似的，直刺肌肤，刺得我生疼，过“肤”不忘。有年春节我接到在藏北任职的朋友吴斌役的电话，我问他，很冷吧？他说还好，这几天气温升上来了，没那么冷了。我说升上来是多少啊，他说，零下２０摄氏度吧。我吓一跳，问，那前两天呢？他说前两天是零下３０多摄氏度。我说房间里呢，他说房间里不冷，我一天都开着电暖器，可以保持在零度。
在成都有人叫唤冷的时候，我经常说这个段子。
藏北的冷，应该用上“严酷”这个词。
仅仅是冷倒罢了，当地人都习惯了，连我们的官兵也习惯了。怕的是灾，雪灾。那就不是冷的问题了，是寒，是冻，是僵，是对生命的杀戮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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