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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那现在，您的儿子如果知道了您每天还要到‘天光墟’来卖旧货，他会怎么样，会乐意吗？”老阿婆呵呵笑着告诉我：“知道了也没有什么关系，赚点钱总比没有进项的好，他不乐意，为什么？锁了（傻了）？”
离开“天光墟”，那天早上我看了一下表，时间还不到7点，太阳半藏半露地趴在云后，天已经要亮透。老阿婆说她也该收档了，“你看，今天的买卖就没有开张”。此时，偏偏一位中年男子跑了过来，要向阿婆买一条运动裤，老阿婆就说“那就10文啦”，说着动手给他翻找。我觉得10块钱买一条运动裤在香港已经是相当便宜了，谁知道这位男子却不干，说“太贵了，又不是新的，只能给你2文”。老阿婆也就卖了出去，一边卖一边还向我抱怨：“这哪里还是买卖？一条运动裤，虽说是旧的，可也看不出来呀，人家只给两文，啊，两文？算了，算了，卖了也就卖啦……”
“笼屋”你究竟在哪儿？
香港不乏有钱人，但是有钱人再多也是小众，大众还是平民，这个事实毋庸置疑。
我在深水埗曾经见到过“铁皮房”，心情已经很沉重，而除了“铁皮房”，其实更早我还听说香港有“笼屋”，有人答应也要带我去看看，因为再不去，这种居住方式很可能不久就要绝迹，所以香港的“笼屋”一直对我构成着更大的悬念。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香港拍摄了一部片名为《笼民》的电影，获得了1993年第十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影片”奖。这部影片取材于一个发生在香港的真实故事：一层私人拥有的旧式唐楼（香港人管三四层高，没有电梯的楼房叫“唐楼”）正面临改造的命运，楼内一间男子公寓里的住客，因为要被迫迁出“笼屋”，又无法找到同样便宜的住处更解决不了生计的问题，于是酿出了一场“群起反抗”。结果这部影片一公映，立刻引起了不仅是香港社会，同时也是全球华人世界的极大关注。
“笼屋”顾名思义，就是房舍如笼，这种房屋，住在里面的人不仅被称作“笼民”，而且还有“鸟人”的戏称。“鸟人”无家可归，白天到街心公园活动，晚上又像鸟儿一样地归巢歇息。然而“鸟”与“人”毕竟不同，“人”一旦被“关”进了“笼子”一样狭小的空间，生命的尊严，起码在我看来就已经消失殆尽，说得不好听点，某某“动物”的形象就会浮现在脑海
我知道香港住在“笼屋”里的人叫“笼民”并不是因为看了《笼民》这部电影，而是首先在网上看到了一组照片。照片上一间间已经很破旧了的唐楼房间，从地到天，紧靠墙根摞起了好几摞三个完全由粗铁丝编成的长方形“笼子”，这样的硕笼大小不超过一张单人床，高矮也不足一米，住在里面的“笼民”夜晚不分男女老少，彼此谁都看得见谁；白天如果要出去，他们的所有私人物品只要往床上一堆，然后一把将军锁一扣，“家门”也就关好，一身轻松了。
2006年7月28日，还是在朋友的热心帮助下，我终于有机会身临其境地看上了一眼“笼屋”，为什么说只是看上了“一眼”？2006年香港的“笼屋”已经太少，很难寻觅。4年前，政府公布的数字“全香港还有将近150处”，而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减少到“48处”，再到2006年，我的朋友所管辖的九龙地区营盘街一带，他是好不容易才帮我侦察到了5家，这5家当中还有4家根本就没有向政府申请言外之意，是“黑房”。这次带我去“大家只能是碰碰运气”，因为即使是已经通过了政府备案的那一家“笼屋”户主，“人家会不会开门也不好说”，更别提让我这个内地的记者进去认真“参观”、仔细“拍照”。
跟着“向导”那天我找到了营盘街第146号，一座普普通通的破旧居民楼，由于这家“笼屋”的出租者是合法经营，走到楼下我们就看到了楼门前有一块很大的牌子，上面用红字写着“出租男床位”，价钱则没有标明。
上了二楼，两个并列的房门，门都紧紧关着。我当时心想坏了，大老远地来了，人家家里说不定还没有人。不过敲了门，耐心等了大约两分钟，左边的屋里开始有了动静，一位年轻的胖女人随后开了门，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一边说“来看看，看看这里还有没有空床”，一边赶紧把已经事先买好了的两兜子水果递了进去。胖女人不客气地接过了水果，可并不让我进，她承认她就是这处“笼屋”的户主，包租婆，但是里面住的都是些开夜班出租车的男司机，那会儿大家还都在睡觉，即使没睡觉，她家的“笼屋”“女人也不给进”。虽然我说尽了好话，女人坚守着开了一尺宽的大门就是不后退，最后我无奈，照相机也用不着往外掏，眼睛只有睁得巨大，使劲地往屋里看。这一看我收获了什么？视线范围内刚好有一扇开着的房门，房间里一摞摞地有几套床位，其中一套下铺睡着一个男人，上身光着，下身着一条制服短裤；这个人的头上还有铺位，是中铺，空着；中铺的上面应该还有上铺，可惜我看不全，不知道有没有人。不过就是这“一眼”，我也是憋足了好长的一口气，为什么？屋里的气味太难闻了，咸苦臊臭，还混合着热气直往门外扑。不用问，她家的“笼屋”肯定是没有空调。然而就是这样的条件，一个人一个月也要交给包租婆700到900块，至于包不包括水电费，我原本还想接着再问，但是喉咙已经不争气，胃里也好像有什么东西马上就要出来，忍不住本能地把头缩回，包租婆看到我的样子，乘机“咣当”一声关上了门。
离开难得一觅的“笼屋”，我很不舒服，更不尽兴。因为寻找“笼屋”历时已经两年，现在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处，人家还不让进。尽管后来我的朋友又帮我敲开了一家没有向政府申请的“黑户”，我还是只能从门外向里面张望，但是这一次我有了一个新的发现，这就是香港的“笼屋”现在有的已经不再用铁笼，而是用铁框加木板维持着“笼屋”的实质，虽说面积大小还一样，还是从天到地三个“笼子”摞在一起，但是每套“笼屋”都有小房间相隔，私密性有了提高，几十人住在一个四五十平方米的房间至少还可以相对独立，同时朋友告诉我：现在在香港，还住在“笼屋”里的恐怕也就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单身汉了，这些单身汉如果有家室，一般都在内地，比如出租汽车司机，他们白天在香港干活，就是为了挣钱，晚上累了，要睡觉，需要的还不就是一张床？值得买屋？
两处“笼屋”，我都没能在房间里拍下照片。退回大街，那天我在营盘街146号旧唐楼的外边，随手拍下了几张外景，回来把照片洗出竟发现，其中一张很有意思离开旧唐楼没多远，漂漂亮亮的一栋新住宅已经拔地而起，那座大楼恰巧就在“笼屋”的窗户对面。然而“笼屋”的住客，即使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不必再去住什么“笼屋”，但是他们和香港的富人相比，什么时候才能站到一样高呢？
谁真的认识“李嘉诚”？
任何一个社会，穷人与富人，天然地就有一种距离，这个“距离”地带种着太多的东西，仰望、羡慕，嫉妒、仇恨。香港的平民对富人怀抱什么态度？我也说不清。又爱又恨？爱指的是什么？大约是觉得一提起全球华人巨富，赵钱孙李的一个一个都出现在香港，普通市民的脸上也有一部分光彩？此外富人毕竟家大业大，支撑着政府的税收，设立了各种基金，扶危救困，舍米施粥，因此总比自己的身旁左右都是一圈的穷亲戚要来得好得多。至于恨，我听一位香港的小业主曾经这样评价他们的同行大鳄：“我怎么能不恨呢？市场都让他们一家子给垄断了去了，我们这些小门小户，日子真是越来越难过。”
2005年年底，我突然被通知“超级巨富”李嘉诚愿意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的专访。李嘉诚在香港，甚至在全球都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个人资产差不多已经达到了1500亿港币上下。那时候我对李嘉诚只有一个印象：富翁，他老人家在香港有着怎样的口碑我不清楚，因为和我毫无关系，只是听说李嘉诚已经连续五年基本上没有接受过任何一家海内外媒体的专访了，那次被评为中国首批“华人慈善家”才破例。因此我必须认真准备，看了他的书，了解了他的创业故事，整整两个星期都在琢磨着怎样采访才不至于辜负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
结果，见了李先生，我指着一本他的传记说：“这本书从头到尾我都看过了，书里面提到您创业时的艰难都是真的？能给我再说得详细一点吗？”李先生欠了欠身，看了一眼我手里的《李嘉诚传》，有点深浅莫测地说：“哦，这个作者，我只和她见过一面，挺聪明的。”然后就只谈他感兴趣的话题。李嘉诚“感兴趣的话题”是什么？他的“第三个儿子”。
“第三个儿子”？
很多人都知道，李嘉诚此生只有二子，“第三个儿子”从何说起？当时外界不甚了解，我也只知毛皮。这个饱藏悬念的话题一直到了半年以后，李先生在他的“长江实业”年中业绩公布会上才把“老三”的想法公之于众。
那么“李嘉诚的第三个儿子”究竟是谁？
简单地说，就是他的“李嘉诚基金会”。
采访进入到正题之后他告诉我：“有一段日子我夜里经常睡不着，为了‘李嘉诚基金会’的生存而犯愁。过去年轻的时候我可不是这样，要用两个闹钟有时都撞板（意为“叫不醒”）。后来有一天夜里我突然对自己说：哎呀，我傻了吗？为什么不把‘李嘉诚基金会’当成自己又多了一个孩子？这样基金会哪怕在我百年之后也不会消失，也还可以健康地发展，谁都不能从里面拿走一个铜板。”
李嘉诚把他一生艰苦创业积攒下来的家业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固定了下来，像给两个儿子留遗产一样地留给了他的这个第三个“儿子”，这就是他要接受采访，声情并茂，最想让我知道的事情。当时我并不理解，还是按照我的采访设计在向他提问：李嘉诚基金会自从1980年成立以来，您已经给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没钱看病和没钱读书的人捐了几十上百个亿，“为什么重点要放在教育和医疗上”？李先生立刻打断了我，不是我的问话内容不对，而是我使用的词“捐”，他不喜欢。他说：“别说‘捐’，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