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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比我年长一岁半，非常聪明。他的父亲是国税局官员，母亲是法语教师，他在伍德梅尔长大，毕业于布朗大学，主修法语和音乐。他父亲曾测试过他，好决定哪种职业最适合他，结果显示他的才能非常广泛。在决定成为一名投资银行家之前，他曾想当一名古典钢琴家。后来更加了解他之后，我发现他的多才多艺显示出他不安分的性格，以及尝试新事物的渴望。
亚瑟和我每天早上一起坐车去曼哈顿，在路上交流我们对公司、经纪业和股票的研究结果。我们的看法并不高深，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我们都年轻而理想主义，很快我们就开始构想如果建立自己的公司，要建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一起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事，但我们的计划还不成熟，因为亚瑟很快决定从莱曼辞职，去达特茅斯读MBA。他去读书的时候，我管理他的投资账户。我会想出我想买的股票；亚瑟经常也会告诉我他喜欢的股票，我则去做些研究并决定我们是否要买。这是一种很棒的合作，更加激起了我们有朝一日合作干事业的雄心。
一拿到学位，亚瑟就开始为另一家投资银行工作，但很快意识到这份工作不适合他。这已是1959年底，股票市场经历了完美的一年。我在伯纳姆公司的业绩喜人，增强了自信。亚瑟和我又在一起交流了一次，再一次谈到建立我们自己的公司。我们很快敲定了商业计划，将主要参照艾伦公司及其投资银行模式，再辅以零售经纪服务，好弥补我们的日常开销。我们都感觉不擅长大公司的权力斗争，相信凭借我们的新型商业模式能够过上体面的日子。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们冒这一次险而失败了，我总是可以回去为塔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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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充满热情，决定把想法告诉亚瑟的岳父彼得·施韦策（Peter Schweitzer），后者是一名成功而富有的生产卷烟纸的企业家。施韦策并没有打消我们的积极性，只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没有足够的客户来养活公司，建议我们再找几个合伙人。亚瑟建议我们去找他童年的伙伴罗杰·伯林德。罗杰非常热爱写歌。尝试写作而失败之后，他成为华尔街伊斯门狄龙公司（Eastman Dillon）的一名经纪人。
也许罗杰已经在考虑自立门户，因为他很快就对加入我们表示极大的兴趣。但他坚持我们吸收他的朋友兼伊斯门公司的同事彼得·波托马，后者是出版巨头乔治·德拉科（George Delacorte）的女婿。我们接受了这一建议，因为我们认为彼得的家庭关系或许对我们有帮助。随着对罗杰的了解，我发现他把犹太人身份隐藏得非常好，亚瑟和我认为他想让波托马加入是为了使我们的公司在外人看来不是一家犹太人公司。毕竟，在20世纪50年代，华尔街的公司被按照种族进行严格的划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新公司至少打破了这一模式。
以我们的年纪而言，我们四个人的组合在人们眼里一定是狂妄自大。我们都认为当时的投资研究很少有好的，而依靠我们的集体智慧，我们一定能做得更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958到1959年上涨了50％多，一路涨至680点。毫无疑问，强劲的市场形势促使我们认为自己格外聪明，即使我们清楚华尔街的老格言，那就是永远不要把自己的头脑和牛市混为一谈。
团队凑齐了，亚瑟又回去找他的岳父，请求他帮我们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买一个席位，使我们的公司能够运转起来。并且，我们每个人都同意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全部能够拿出的钱。对琼妮和我来说，这意味着贡献30000美元，这几乎是我们的全部，我们只留了1000美元应急。
施韦策一开始对我们购买席位的帮助请求给予积极回应，我们很快签了一份合同，使我们有两周的时间筹集购买席位的16万美元。然而，亚瑟的岳父突然改变主意，拒绝提供答应过我们的经济支持。1960年初，市场变得疲软，施韦策先生的态度也是。
我们骑虎难下，因为此时我们都已向雇主提出辞职，合同也在法律上束缚住我们。我尤其感到恐惧，甚至一度提出卖掉席位，接受损失，等待一两年之后再试。但我们的好运来临，彼得妻子的娘家、罗杰的母亲以及我的母亲伸出援手，答应帮我们购买席位。作为德拉科家的人，彼得的妻子家境殷实，帮助彼得筹集了他的初始投资。我没有可以依赖的富有家庭关系，但难以置信的是，我母亲给了我们30000美元，是她离婚后全部财产的60％。这是完全无私的举动。与拥有5000万美元而对我们一毛不拔的彼得·施韦策相反，我的母亲只有50000美元的财产，却为她的儿子参加战斗。
我们一共筹集了25万美元，足够购买交易所席位，余下的钱也足够支付办公开销和其他营运成本。我们每个合伙人实际拿出的钱是不一样多的，但我们决定每人仍然拥有相等的股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我们决定第一年给每人支付12500美元的报酬，这使我们在支付了其他成本之后还有余钱再次投资。
这一金额相当于我在伯纳姆公司挣的一半，但我并不介意，因为我为有了自己的公司而感到自豪。琼妮也非常支持我，愿意省吃俭用，接受牺牲。当我们的许多朋友纷纷在美妙的长岛北部海滨购置他们的第一所房子时，我们则将每一分储蓄投入公司，搬入南部海滨的中产阶级社区鲍尔温的一所出租花园公寓。
临近开业时，股市在1960年初加剧下滑。我们认识的所有人都质疑我们是否真的要冒这个险。亚瑟的父亲问：“你们是什么人，居然认为你们能够成功？”实际上，我们只能举出两家类似的在20世纪50年代成功兴起的公司作为先例，唐纳德森…拉夫金…詹瑞特公司（Donaldson Lufkin Jenrette）和福克纳…道金斯公司（Faulkner Dawkins）。
然而，现在我们谁也不会赞成后退。毕竟，我们知道未来的成本和盈利所需的佣金水平。基于过去的业绩，我们认为风险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塔比·伯纳姆愿意让伯纳姆公司为我们处理交易，这对我们是有信心的信号，也让我们更加放心。最终，我们认为即使考虑佣金大幅减少的风险，公司的业绩弥补成本仍将绰绰有余。
回想起那段日子，我惊异于我们的天真和天生的乐观。我们年轻而精力充沛，在最动荡的20世纪50年代获得了最初的商业经验。在那些年当然会有经济波动，但在大部分时间经济处于上升趋势，呈现健康增长，美国的投资者也越来越聪明。朝鲜战争的结束释放了美国的潜能，经济在整个50年代稳定增长。
随着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太空时代到来，催生了一批从事技术创新的新公司。由于个人收入增加和科技创新爆炸，股票市场呈现非常良好的基本面。从1955年到1959年底，道琼斯指数上涨近40％至700点，交易量跃升25％，达到每天300万股，虽然与今天数十亿股的标准比起来有些可笑，但在当时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同样重要的是，个人开始认识到他们应该如何通过投资于股票和债券来分散储蓄。在我们开业之时，美国有大约1500万个人投资者积极购买股票，这一数字不到全国人口的10％，但比20世纪50年代初的500万已经有了大幅增加。
或许我们的卡特…伯林德…波托马…韦尔公司开业时只有拥挤的办公场所，而且除了我们的集体乐观主义之外所持甚少，但我们的直觉认为我们处于一个有广大前景的行业。从一开始，我们就为建立新公司不顾一切地努力工作，回想起来，那是我生命中一段令人极度兴奋的日子。我喜欢出去拜访我认为会是良好投资对象的公司，然后向我的客户推销我的观点。
每天，我们都会倾听报价机的声音，寻找市场方向的信号，声音大则意味着更大的交易量和更高的价格，声音小则意味着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地联系客户来获得生意。我们都倾尽全力与各家公司建立关系，希望有朝一日能带来一笔投资银行业务。我们很少考虑大环境，但我们内心感到资本市场已敞开大门，做好了大幅增长的准备。
回想起来，我连一半都没有预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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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希尔森…勒布…罗德斯公司的收入增长势头差不多比华尔街的任何其他公司都迅猛，管理团队士气高涨。一年前整合勒布…罗德斯公司时发生的互相怨恨突然间成为遥远的记忆。我与他们一样感到满足，但我也感到不能躺在荣誉上睡大觉。前一个十年过得太艰难，商业环境看上去也没有好转。
四任总统都没能阻止通货膨胀的脚步，物价以更快的速度螺旋上升。失业率一直在上升，这是不正常的，因为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有反相关关系。困惑而担忧的大部分商业人士都明显感到经济正在失去控制。我没有陷入绝望，但我认识到要想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期获得增长，华尔街的公司必须实现进一步机构化，并改善资本来源。有什么东西告诉我金融服务业很快将朝着更强形式的联合转变。
这一发展方向的一个例子发生在1978年，美林开始引入革命性的现金管理账户（Cash Management Account）。这是经纪公司首次向其客户提供现金的利息收入以及诸如支票和信用卡这样的银行服务。在现金管理账户之前，零售经纪商能够从投资者的闲置现金中赚取丰厚的利润。我起初认为现金管理帐户是对这些重要利润的无谓放弃。然而，我的几名管理人员说服了我，这一产品能够成为一种强大的凝聚客户关系的工具，并能够把资金从商业银行手中吸引过来。
我从中学到的最直接的东西就是，一项有价值的产品创新带来的业务量的增加能够抵消利润率下降带来的影响，这一点将在未来反复验证。从更广大的意义上来说，金融服务公司将最终寻找互相倾轧的方法。我开始反复考虑一点，那就是必须找到一种创新的方法，以确保在金融业向金融超市发展的趋势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同时为业内更猛烈的合并趋势做好准备。
从个人角度来讲，我也已经感到可以迎接新的挑战。十年来，我领导了一次又一次收购。我擅长于此。但我感到了不安，渴望一种新的挑战。我想在更大和更有意思的事业中运用我的商业技能。希尔森已经从一家相对默默无闻的公司变成年利润6000万美元的业内领先者。我们现在已经处于受到大金融服务机构关注的地位。从这一点上讲，事业和个人的需求都要求我找到一个更大的合作者。
我开始逼我的团队去考虑美国运通或大保险公司这样的对象。这类公司将带来大量新客户、更多样化的产品和更庞大的机构分布。同时，我认为这类公司在面临越来越不确定的经济环境时将有更稳定的收入和股价。实际上，在新任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