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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佩拍了拍我的膝盖，终于打破了一路过来的沉默。“可怕，是吧？不得不这样生活。”
“难以置信。不过，看得出来，你的手下都很专业。”
“他们是用钱能买到的最厉害的家伙，全在你们创办的美国学校（School of the Americas，SOA）接受过训练。”他皱起眉头，“就在上个星期，我妹妹乘坐的车就遭到了袭击，一伙玛雅人干的。幸好，我们的车都装有防弹玻璃。就是那玩意儿和保镖救了她。”
“有人受伤吗？”我问。
他耸了耸肩。“保镖告诉我，打伤了他们其中两个人，但他们被同伴救走了。我们的保镖十分谨慎，没有去追，否则麻烦就大了。我的一个业务伙伴就遇到这种情形，他的保镖去追那些袭击者。结果正好落入他们的圈套，遭到伏击。一个保镖被打死了，还有一个受伤。”他透过窗户，朝外面我们正经过的宽阔的马路看去。“过去可是一个不赖的城市，”他的头转向我，“不过，现在不行了。这些玛雅人，他妈的简直发疯了。”这时，他的视线又朝窗外看去，接着又转过来看着我，轻轻地笑起来：“如果你也处于我的位置，你最怕谁？”
“什么意思？”
“谁最有机会置你于死地？”
我想起了巴拿马的托里霍斯，想起了他死于谋杀的传闻：就在他要登上专机开始那次致命的飞行之前，他的一个保安官员给了他一个录音机，里面就装有炸弹。“你的保镖。”
“当然对。”他伸展了身体，向座位后部靠去，“所以你得雇用最忠诚的保镖，给他们优厚的待遇。我们的保安力量很强大。任何在我们家里负责安全工作的保镖，就像这些……”他指了指我们前面的车，又指了指后面的车。“他们已在我们的其他保安部门里—工厂、银行或种植园锻炼了很多年了。只有在被证明效忠我们之后，才有机会接近我，或我的家人。”
“他们怎么才能做好？”
“证明他们自己？”他点了点头，微微一笑，“面对危险，他们得不顾性命，在交火时与对手拼个你死我活，展现出他们的勇气和忠诚。”
就我而言，他的这席话让我想起了发生在伊拉克的内幕，而且这件事引发了1991年美国对伊兰克的入侵。我对佩佩提及了这件事，佩佩点了点头：“讲得详细点。”
“我们的帮手曾试图干掉萨达姆，但他的警卫人员训练有素，非常忠诚，我们无法得手。此外，他还有那么多替身。想想看，如果你是他的警卫人员，面对外部的贿赂，你也很想干掉他。但同时你很清楚，如果你射杀的是他的替身，那么你的家人全完了，而且将死得极其痛苦，备受折磨致死—那种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残酷折磨。这就是布什政府直接派遣军队的原因。”
“实在高明。”他哈哈大笑，“我们也传出话去—万一我的任何手下受外部贿赂，我们也要安排折磨致死的方法。”
我离开城市，前往一个景色壮观的火山。天空蔚蓝无云。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危地马拉城完全是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城市之外，视野开阔，一望无垠。我们路过一个小湖，然后车子开上了满是尘土的公路。佩佩告诉我，为了打柴烧火煮饭、取暖，当地的农民伐光了所有树木。放眼望去，山坡上光秃秃的，沟壑纵横。很明显，这是森林伐光后水土流失造成的。
“你可能会认为，”他说，“他们本可以汲取教训的，但事实却相反。他们的祖先砍伐树木，为他们自己修建什么金字塔，把自己全毁了。现在，他们依然如此，没有改变。 真是愚蠢，简直不可救药。”
我很想指出，从长远来看，城市污染的破坏性比这个严重得多，他和我依赖的工厂以及车辆更是罪大恶极，正是我们执行的政策迫使这些农民毁坏森林。但是，如果我照实说出我的想法，我猜想他会很看不起我，认为我是“土著居民的同情者”，或极端环保主义者，因此是他不能信赖的人。我把目光投向窗外。
这块贫瘠的土地让我想起了另外一次危地马拉之行，那时我来这里是要和一位玛雅萨满教法师谈谈。我加入的那家非营利组织派我过来，邀请那位萨满教法师在即将召开的董事会会议上主持开幕典礼。陪同我前往这里的是一位基金发起人—林恩·特维斯特（《金钱的灵魂》一书的作者）。在安排本次会议的过程中，我们遭遇了重重阻力。很显然，玛雅人所遭受的来自政府（受华盛顿支持）的迫害，妨碍了我们活动的顺利安排。
最后，我和林恩来到了一所土砖建成的房子前，那里住着一位非常知名的萨满教法师。他头上围着红色的围巾，穿一件绣花衬衫，还有一条蓝色牛仔裤。他住的屋里飘散着一种木柴燃烧和草本植物的气味，闻起来挺舒服。这所房子位于山坡顶部，和我们现在经过的那些光秃秃的山一样，那里的山也被蹂躏得面目全非。我大致给他介绍了来意，非常希望他能出席我们的会议。有他的支持，和他们部族的人合作和交流时，就能更为密切和顺利。他静静地听我说完。当时，我用西班牙语说给陪同翻译，翻译把我的意思用当地玛雅方言讲给他。
在我说完后，那个萨满教法师勃然大怒，振振有词。他激动地挥舞双手，几乎是在怒吼。“我为什么要帮助你？”他反问我，“500年以来，你们这些人一直在屠杀我们族人。不仅殖民时代的西班牙人如此，你们美国政府也一样。从我出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就派遣秘密特工和军队入侵这里，现在还如此。你们进攻我们的首都，推翻古斯曼总统领导的政府，可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努力帮助我们人民的总统。你们政府训练危地马拉军队，他们拷打、折磨我们玛雅人。而现在，你竟然过来要我来帮助你们？”
“这些玛雅人，”佩佩说，他的神态似乎告诉我他已经猜透了我的心思，“他们满腔愤怒。他们认为，我们这些人应该为他们的贫穷负责。我们给他们工作机会，而他们抱怨这是奴役。如果我们不雇用他们—我的家族曾引进过海地劳动力，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就暴动，试图暗杀我们。当然，这种情形不限于这里。拉丁美洲各地的情形都差不多。安第斯山脉地区、亚马孙雨林、墨西哥、巴西、厄瓜多尔、秘鲁、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只要是格兰德河以南的国家，统统如此。你们这些美国佬可能不明白，因为你们几乎灭绝了美国的印第安人。我们本应该效仿你们美国人的。”他还故意碰了碰我的膝盖，以示强调，“记住我的话，未来几十年间，我们面临的挑战就在于如何统治土著居民—印第安人。你们可以高谈阔论民主制度，但是这些国家需要的是强硬派领导人，从而把这些国家的印第安人牢牢控制起来。玛雅人对民主毫无兴趣，盖丘亚族人①或其他任何部族也都如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毫不手软地屠杀我们每一个人。”
我没有告诉他，我和玛雅萨满教法师的交往。最后，那个法师还是同意配合我们的工作。事情的转机是这样的。为了让他帮我，我把我能想到的唯一原因告诉他：我们一起将更容易构建沟通他们民族和我们民族的桥梁。“在美国，也有很多人，”我说，“像你们一样，对我们政府在你们土地上的所作所为十分厌恨。我们想要改变这一切。”这时，我把带的包打开，里面装的是厄瓜多尔的盖丘特人送给我的印加石头。“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我们也想展开类似的工作。”说完之后，让我始料未及的一幕发生了—他一改口中的玛雅方言，说起了流利的西班牙语。
在佩佩车队抵达地热项目现场的时候，我想我已经做出了决定—我该如何向斯通–韦伯斯特公司建议。这个项目完全是利用世界银行的资金，只会让富人更富，让穷人背上更沉重的负债。除此之外，这个项目也将完全剥夺玛雅人的神圣权利。三部车都停下来后，佩佩又一次让我留在车内，不要出来。这时，他们的手下—现在一共是12个—开始搜索周边任何可疑迹象。车外，热气腾腾的水雾笼罩着水潭。
我和佩佩在四周巡视项目选址时，他不时详细地给我列举工程数据，如压力数值、功率及施工造价。我们来到一个水潭旁边，里面气泡翻滚，硫黄气迎面扑来。他指着水雾后面山峰以下的山谷，向我描述了她妹妹计划建造的疗养胜地。
我感到有必要一吐为快，把明显的问题指出来：“毫无疑问，玛雅人将与你战斗到底。”
“啊哈，”他接着说，“这你就错了。你可以说他们愚蠢，但他们了解我和我的家族是谁……”他的嗓音归于沉寂，然后咧嘴一笑，“我确信我们能跟他们达成一致，而且要不了什么代价—只要一点儿钱就够了，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个。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公司需要像我们家族这样的伙伴的原因。如果过来一个全是老美的谈判团队，那么一切就都完了。相反，我们能搞定他们。”他注视着我的眼睛，“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点点头，然后朝旁边望去。我当然明白，不过，正是这些话激怒了我。我朝水塘的另一边走过去，捡起一块石头，朝水泡翻滚的水中扔去。随石头而去的，除了我的愤怒，还有我的敬意，对那些玛雅神灵的敬意，或对那些不为人知的神秘力量的敬意，是他们带来了如此难以思议的景观。
返回城市的途中，正好碰上车流高峰期，耽误了很长时间，结果我错过航班。这不是佩佩想看到的，因此，他和他的飞行员通了电话。工作人员随后到佩佩居住的大楼把我接走，朝他的私人飞机停机坪开去。但佩佩没想到，他调动两个飞行员，花掉上万美元的航空汽油，一路把我送回遥远的迈阿密，从而更快地使他的项目流产了。想起来，这简直太具讽刺意味了！起初，接受他的好意乘专机回来，我有一种负罪感，后来，我又如释重负。我猜想，玛雅萨满法师和地热水中的神灵会为此感到欣慰，为此而感激我。
很多年来，佩佩说的一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头脑中：“记住我的话，未来几十年间，我们面临的挑战就在于如何统治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在我们的世界即将步入下一个千年之时，这番话有了新的意义。
从1998年开始，南美洲7个国家的总人口，占据了整个拉美大陆3。7亿人口中的3亿，他们都把选票投给了向外国剥削宣战的总统候选人。尽管美国媒体和政客都大肆宣扬其中的威胁，但事实上，这些选民并不是拥护无政府主义或恐怖主义。他们是在争取民族自决权利。我们的这些邻国通过民主、选举流程，给我们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他们没有期望获得我们的无私协助，他们想要的仅仅是要求美国公司停止伤害他们，停止破坏他们的家园。
1770年，潘恩、杰斐逊、华盛顿及其领导的男男女女甚至孩子，勇敢抗击了英帝国势力，如今，拉丁美洲人民走的是同一条自由之路。战斗在反抗帝国革命一线的，竟然是当地的土著民。历史的这种非常规演进，实在让人不解。我们的开国祖先根据易洛魁联盟① 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