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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文章指出：“与纽蒙特矿业公司的斗争，进一步强化了公众日益形成的普遍想法：矿业开采和能源公司牢牢地抓住印度尼西亚法规系统薄弱的这一有利情况，大肆掠夺当地资源。很多人都谴责那里发生的腐败、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还有从苏哈托将军时代遗留下来的落后的法制体系。当初正是那位在1998年被赶下台的独裁统治者，以一定价格的回报，急切地对外国投资者敞开了印度尼西亚的大门。”
盯着这些报道时，贝茨维尔市长和那位布吉斯土著居民的指控，似乎以文字形式出现在我的电脑显示屏上，映入我的头脑，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事实上，美国的确将他们的蝙蝠派遣到其他国家，大力掠夺资源，污染他国的环境。驾驶古老的木质船舰的水手，用大砍刀武装自己。然而要保卫自己的家园，以这种装备抵御五角大楼派出的强大力量，胜出概率几乎为零。
或者说，以此抵御被公司收买的更为隐秘的武装力量，同样没有胜算。
在我演讲的过程中，有时候听众会告诉我最新的媒体报道，说耐克和其他类似公司的状态正日益改善。我和多数我见到的人一样，都想相信这是真的。我们都希望耐克创始人菲尔·奈特和领导层其他高管行事负责。我联系到莱斯利和吉姆，就是那对曾在印度尼西亚像耐克工厂工人一样生活过的夫妇，他们正在制作一部反映血汗工厂的纪录片。他们给我回复的邮件让人不容乐观：
自从2000年在印度尼西亚实地考察、生活后，我们又去了两次，一直和那里的工人及工会领袖保持着联系。从最好的情况来看，情况得到了最低限度的改善，但工人工资和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这些最关键的问题，绝没有比2000年的情况好，尽管耐克试图让公众改变看法。
印度尼西亚政府规定的工人最低工资已经提高，但是物价水平同步上升，食品、水费、食用油、服装、住房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无一例外。那些工人仍然被迫做出这样的选择—自己吃饱，还是让孩子吃饱。我们最后一次去印度尼西亚时，是耐克工厂的一个工人迎接我们的。她从2000年以来一直在接受我们的采访，在耐克工厂工作了8年。她神情忧郁地拥抱我们，挤出一点笑脸，勉强地说：“一切照旧，跟以前一样。”
发生变化的是汽油价格，以及伴随而来的车费，来回工厂的交通费用都上涨了。现在，仅来回工厂的交通费，就能占到他们本已入不敷出的微薄薪水的30％。上涨的那部分交通费用从哪里来呢？那些每周工作6~7天，为那些跨国巨头努力卖命的男女工人，有时候不得不以米饭加点盐，作为每天两顿的饭菜。
20世界90年代晚期，耐克公司这样回应有关血汗工厂的指控：那些批评人士简直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讲什么；外包工厂被其他企业家所拥有，因此耐克根本就没有权力去做出改变。2002年，耐克公司对此的回应是“事情提到点子上了……不过却找错了对象”。2002年之前，耐克公司官员一直在全美跟踪我们的行程，无论我们是在高校，还是在高中就此问题演讲，都能发现他们的影子。在我们造访每个学校之前，他们会给这些学校一些资料，谴责我们即将要演讲的内容，然后会在学生报刊中发表一篇社论，声明我们讲的全不是实情。如今，耐克公司的策略似乎发生了变化，开始参加社会责任会议，开始承认他们的确也有问题，不过，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于，全体利益相关群体齐心协力，共同努力（耐克的说法）。
同时，全球耐克工厂发生的类似事件持续增多。20世纪90年代不断曝光的丑闻包括：工资过低，上班时只准许上两次卫生间，恣意谩骂工人，实施肢体虐待和性虐待，威胁工人领导人，实施人身攻击。
如果耐克真的将印度尼西亚耐克工人的工资翻番，这将用掉耐克公司将近7％的广告预算，即16。3亿美元。如果耐克公司真的愿意将其一小部分广告预算拿出来，用以给工厂生产的产品支付更高的单价，我们将会看到，多数血汗工厂的恶劣条件将会改善。
莱斯利和吉姆站在经济杀手的对立面，他们也跳不出那些帮凶、走狗的魔掌。他们给我讲述了他们亲身经历的、骇人听闻的遭遇。那天晚上，他们一行人—他们两人、他们的主席乔尔、他们的印度尼西亚司机和翻译，被一伙武装歹徒所追杀。
“他们骑着摩托车围住我们的车。”吉姆说，“司机一路狂飙，将车开到附近的一个军队检查站，然而那个士兵示意我们过去。”
“那个士兵发狂似的想尽快摆脱我们，”莱斯利补充说，“他可不愿意开罪那些家伙，它们简直就是印度尼西亚的黑手党。”
“最后，司机被迫把车停下来。那些人用枪指着我们，命令我们赶快下车，把我们推来搡去。”莱斯利说话的时候，身体明显在颤抖，“我当时想，这下可完了，我们的名字将被列入‘失踪人员’名单。”
他们逃过了这次劫难，但他们的司机却遭到毒打。“一次警告。”乔尔小声说。
“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我问他们。
“以后，我们会更加小心。”吉姆回答说，“要特别留意我们将前往的地方，留意应该何时行动。不过，我们还会去印度尼西亚。我们将完成纪录片，让世人都能看到。”
当我读到关于斯通–韦伯斯特公司、弗里波特–麦克莫兰铜金公司及纽蒙特矿业公司的报道时，当我听到吉姆、莱斯利和乔尔的恐怖经历时，不禁开始再次反思我作为经济杀手执行任务的后果；同时，我也想到了购买血汗工厂制造的产品的那些人，想到了购买剥夺他国资源生产产品的那些人。印度尼西亚的故事在不断重复发生，同时也构成了美帝国秘史。
2004年6月22日，我们前往尼泊尔。
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飞行员降低机头，飞机几乎贴着珠穆朗玛峰掠过，就在此时，我看到，两块巨大的冰川岭脊之间，飞机卷起的雪花呈漏斗状，不停地打转，就像龙卷风，甚为可观。世界上唯一以印度教为国教的王国，因地处中印两国边境而备显渺小。尼泊尔国土的水资源丰富，水力发电潜能无限。
对我们旅游团队而言，我们将短暂停留该国，算是作为返回发达世界的过渡。在我们的巴士快速通过加德满都的大街时，希娜向我们宣布，在这次旅途的最后一晚，她给我们预定了当地顶级、世界一流的豪华酒店—杜瓦里卡酒店，算是给我们的意外礼物。车上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杜瓦里卡酒店没有让我们失望。雅致，富丽堂皇，别具一格，和吉卜林笔下的风情是那么吻合。不过，我同样能感受到，这个酒店也是反映帝国殖民行径的象征性遗留建筑，我不禁想到，在我担任经济杀手前往他国执行任务时，入住的也是同类酒店。
我们团队中多数人，都抓住最后的机会，去附近导游认为安全的市场购物。我留在酒店，坐在我的房间内，把一些想法记在掌上电脑中，然后下楼朝枝叶茂盛的花园走去。这个花园一片苍翠，百花争妍，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油然而生，不错，和印度尼西亚洲际酒店的庭院是那么相似。此时，我不得不感叹自然的神奇。同时，又想起了那个艺妓，那个我误以为是石油高管之妻的女人。我找了一个靠背铁椅坐下来，又想了那个晚上。因为那个女人突然消失，我沮丧之极，于是沿着雅加达那个人行天桥漫无目的地向前走，意外地在餐厅碰到了她和另外一个女人。她们所说的话对我影响至深，随后的这些年来，我一刻也没能忘记：
历史上最为激烈的资源争夺战，由此展开，巨大的赌注也压在了这次争夺中。为了控制石油，他们甘愿冒任何风险，难道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奇怪吗？他们不惜玩弄欺诈手段，巧取豪夺。他们建造战舰，制造导弹，将成百上千—甚至是成千上万—的年轻士兵送上石油争夺第一线，不管他们的死活。
此后接近1/4个世纪的现在，越南战争早已结束，而如今在伊拉克，我们打的是一场新的战争。为了同一个原因—历史上最为激烈的资源争夺战，无数人为此失去生命，而帝王—公司帝国—更加富有。对此，大多数美国人毫无察觉。
在我看来，帝国扩张势力惯常应用这种新手段的主要区域，就是亚洲。传统的老方法没能帮我们在越南实现预期目标，但是我们采用的新手段在印度尼西亚却卓有成效，在其他很多国家也无不如此。然而，即便现在所倡导的政策似乎遭遇流产，但是跨国企业老板的收获仍然丰裕；亚洲金融危机让众多人民的生活更为艰难，导致无数人死亡，到头来，公司帝国赚钱无数，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印度尼西亚和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出台的政策所扼杀，因此，公司帝国最终得以掌控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众多其他国家政府。尽管从军事角度来说，越南战争是美国的失败，但美国公司却为此出售了更多的武器，占领了更大的市场，得以利用更多廉价劳动力，这些都为它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这些公司设计了更多的“创新”模式，继续利用血汗工厂和外包模式牟取暴利。
2006年9月18日，也就是世界银行在新加坡召开重要会议的前一天，《纽约时报》发表了一遍文章，大字头版，格外醒目—《援助邻国，中国角逐西方》。《纽约时报》记者简·珀莱兹言之凿凿地指出，世界银行最大的客户之一—中国，“正不动声色地对其在亚洲展开的援助项目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文章援引了柬埔寨、老挝、缅甸及菲律宾的实例指出：“较之西方附加烦琐、复杂条件的贷款，中国的贷款通常更具吸引力。”珀莱兹为此列出了大量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中国政府提供贷款时，并没有附加环保、社会标准条件，也没有将对腐败进行处罚列为条件。这篇文章重点聚焦世界银行的政策，指出这种政策史无前例地给经济杀手提供了各种便利，他们因此能得心应手地将如此多国家的经济玩弄于股掌之间。珀莱兹女士评论道：“中国几乎从不要求借款国支付高额咨询顾问费用，也不要求它们接受其他额外条款，而世界银行项目则常常如此。”
本书所探讨的地区中，在我们多数美国人看来，来自亚洲的威胁相对较小，也更容易掌控。对于我们美国人而言，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情形，留给我们脑海的印记可谓根深蒂固。诚然，这些战争并没有以美国的胜出而告终，但是战争结束后，我们却因而能继续按照我们以前的方式生活，价值观不受外界影响，而且，这些战争直接刺激了美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