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调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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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调女性- 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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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透视与分析
  爱情可以轰轰烈烈,婚姻必须注意细节。决定婚姻的成败,往往不是大的问题,而是细节问题。很多人忽视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发出了“爱情很美,婚姻很累”的感叹。
  综观马小菲的爱情和婚姻,属于“爱情轰轰烈烈”、婚姻没有注意细节的现象。现代人对婚姻双方的条件和看法越来越宽容,只要两人相爱,其他的都可以先抛在一边。男友的收入高也好,年龄小也好,迷信也好,本来都没有造成他们感情的瓦解,而是他们的思想观念本身瓦解了爱情。这些其实都是双方在同居中没有去考虑的细节问题。
  注意,细节左右婚姻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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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封情书灭杀我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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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莫施妮39岁  情书竟都是“枪手”代劳的我跟一个年轻工程师有缘没分我想要一个家


情书全部是他一个同事代劳的



  姓名:莫施妮
  年龄:39岁
  职业:深圳福田区上海正章干洗店老板
  简介:大专,重庆籍,任过深圳某国有企业材料采购员,现为个体老板。
  那些情书全部是他一个同事代劳的,没有一封是他亲笔写的。他的字写得很差,所以一直有点自卑感,怕我不同意嫁给他,所以请来了写作高手帮忙。而那位写作高手是个文学青年,为了练字和练文笔,几乎每周寄来一篇含情脉脉的散文习作,把我这个简单的女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作者手记:
  跟很多人一样,莫施妮也是看了记者在报纸上的专栏文章后,才打来电话,说出自己的心事。6月18日上午,她给记者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打到记者的小灵通都没电了。下午,她又通过另一位同事的热线电话找到了记者。
  可以看出,她的性格是执著的,态度是真诚的,她的内心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她甚至很爽快地愿意接受记者给她拍照片。




100封情书打动我的心



  我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庭,父母亲都是文化人。1988年7月,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在重庆做小学教师。
  当时,深圳正是一个很火暴的城市,很多年轻人认为这是个理想的天堂。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我1989年就大胆地辞掉公职独闯深圳。
  由于我只是中师毕业,在深圳这个人才济济的地方,找了两个月还找不到工作。等到身无分文时,我不敢回去丢脸,只好咬一咬牙,去建筑工地拣废砖头去卖。
  这事实上跟拣垃圾没什么两样,一个小女子,整天顶着烈日去建筑废墟拣废砖头,辛苦和落魄的感觉,可想而知了,手掌磨起了几个泡,有时手上还破皮流血,晚上躺在铁皮房里睡觉,偷偷地哭了起来。
  我的性格很倔强,自己下决心要做的事情会很执著地去做。我觉得既然出来闯,就要争一口气,再苦再累也要混得回老家时有点积蓄。
  1991年年初,我回了一趟老家,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个船务局的干部。我对婚姻是很挑剔的,见了面,我对他没什么好感,所以也没放在心里。
  那时没有手机,打长途电话很不方便,我回深圳后,他就经常给我写信,一般每月写三四封信,不管我有没有回信,他都会坚持写。
  他给我每封信的语言非常美,字体也是非常刚劲洒脱。渐渐地,我的心扉为这些情书而开启了。我不再回避和拒绝他,有时甚至还会蠢蠢欲动地想他。
  直到1994年,他还是坚持给我写情书,这三年期间,算起来,他给我写的情书至少有100封,我感觉,很少有这么痴情而有耐心的男人。
  1994年年底,我终于回重庆跟他结婚了。我心想,嫁给这样一个痴情的男人,应该是很幸福很放心的事。




情书竟都是“枪手”代劳的



  结婚后,我一心一意地爱他,想把一生交给他,也一辈子好好爱他,所以我沉浸在幸福的感觉中。
  不久后,他被调到成都工作。我一个人在重庆孤独而甜蜜地守着空房子。
  1995年4月,我怀孕四个月时,收到了他从成都汇来的第一张汇款单,我一看,字体和行文风格跟以前信上的相差十万八千里,以前的情书写得简直可以参加书法和文学比赛,而汇款单上的字简直是小学生写的。我追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刚开始不肯说,在我的再三追问下,他才告诉我真相。
  原来,那些情书全部是他一个同事代劳的,没有一封是他亲笔写的。他虽然是大学毕业,但总体素质并不是很高,字也写得很差,所以一直有点自卑感,怕我不同意嫁给他,所以请来了写作高手帮忙。
  而那位写作高手是个文学青年,为了练字和练文笔,几乎每周寄来一篇含情脉脉的散文习作,把我这个简单的女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知道真相后,我的心全凉了,整个人一下子像掉进了万丈深渊。这种被戏弄的感觉,简直是没有比这更糟糕的。
  没想到,我的爱情就是这样被当成靶子来训练,我成了世界上被嘲弄得最可怜的女人。不要说一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年轻女人,就是一个土生土长于农村的女人,对这种事也会感到是莫大的污辱。




我跟一位年轻工程师有缘没分



  1995年,我生下小孩几个月后,就又回到了深圳。我一方面对婚姻已彻底失望,对被欺骗的爱情痛心疾首,一方面又很思念小孩。我在矛盾和痛苦中过着极度寂寞的生活。
  那时,我在一位阿姨的介绍下,进了罗湖一家国有建筑公司做材料采购员,公司给我的待遇还不错,老总也对我很好。但再好的工作和生活,也不能化解我内心的苦楚。我在公司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最忧郁的人。
  就这样,我一直待到了1999年。这时公司调进了一位年轻工程师。他很关心照顾我,为人也很塌实。他从不说甜言蜜语,但他总是会默默地帮助我,关心着我。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总是给予我情感的慰藉。本来,我的感情已经成沙漠了,没有任何生机,在异乡,有了异性的真心照顾,我的心开始湿润了起来,那种感觉就像一个掉进了悬崖的人突然在中途抓到了一棵小树,开始对生命和前途有了一点点希望,尽管还需要挣扎。
  1999年年底,我回重庆老家,那时,老公已经调回重庆了,本来,我还存着一点点挽救婚姻的希望,因为毕竟有了小孩。女人就是这样,有时为了小孩可以维持着没有爱情的婚姻。但他那时改做单位领导的司机,整天跟着领导灯红酒绿,完全没有家的观念,对我和小孩已经没有了感情。
  其实,我的恋爱本来就不是与他谈的,他只是一个恋爱的代号,所以我们之间根本没什么感情基础,分居几年后,这种感情就更加淡漠了。
  2000年年初,我离婚了,我什么都没有要,只带着小孩走出那个没有爱情的家门。小孩是无辜的,很可怜,为了让小孩跟别人一样过得好,我很快就回到了深圳,我想在深圳挣些钱回家。
  我继续跟那位工程师来往,感情逐渐加深。但那时的国有企业领导都很喜欢管员工生活上的事,老总坚决反对我跟那位工程师有亲密的举动,我也不知道他出于哪方面考虑的。
  2001年,我莫名其妙地辞职了,去了一家化工公司上班。白天我坚持上班,晚上去学习,自考大专。
  说实在的,要不是我们老总坚决反对,我说不定跟工程师有个美满的结果。




我想要一个家



  一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单身女人,在深圳这个地方,又要上班,又要学习,又要供养老家的孩子,这是何等的艰难。直到我大专毕业,两年多的时间,我每天都像被上了发条的闹钟,没有一时是感到轻松的。
  2003年年底,我自己有了点积蓄,开了一家干洗店,并加盟了上海正章干洗连锁店。我准备在深圳和周边地区开连锁店,下决心发展这一事业。
  这两年来,我的生活开始轻松了一些,但感情上一点都不轻松。39岁,本来是一个女人情感生活最丰富的时候,但我却一直孤独地生活,不管白天还是黑夜。
  我也渴望有个爱我的人,渴望有个家。但女人特别敏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既渴望有个男人,又害怕再次遭遇没有真爱的婚姻,更害怕爱情被戏弄。
  我就这样在寂寞和翘首以待中,很快就“守活寡”到了现在,不知道何时有个简单而温暖的家。
  情感透视与分析
  记得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不少恋爱中的男女都喜欢请一些“笔杆子”操刀情书,那时,写一封漂亮的情书,是很多恋爱中的男女最欣慰的事,所以,那时的情书几乎都是心爱的艺术作品。
  但到了九十年代,情书已经渐渐退出了恋爱场,取而代之的是普通电话,接着是手机,再后来就是电子邮件,最近两年来是用QQ,去年以来,一些少男少女开始时髦用MSN。
  但不管什么载体,情书的内容一般都是恋爱中的人口述或亲自过目的。很少像这种完全由别人来“练习”的。
  情书本来是爱情的见证,如果能完全委托代笔,甚至拿它当兴趣练习,爱情也就没有多少价值可言了。
  情书对女人来说,是最平凡而神圣的感情载体,女人对它比对钱财还重视。100多封情书,没有一封是丈夫写的,甚至丈夫看都没看过,这种事不管发生在谁身上,再麻木的人,其内心都会凉了半截,这样的爱情和婚姻想长久,几乎是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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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两次,我仍是你最好的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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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冯凤仪36岁  第一次结婚,我们不懂爱情第一次跟别人“非法”同居,我发觉还爱着前夫第一次复婚,我们刚基本成熟第一次“失足”后,前夫仍然选择了我


我跟前夫的关系非常“不明不白”



  姓名:冯凤仪
  年龄:36岁
  职业:连锁店老板
  简介:重庆籍,大专,做过企业财务、行政主管等,现自营3家连锁茶庄。
  我跟前夫的关系非常“不明不白”。说是离婚关系,我们又恩爱如初;说是朋友关系,我们的关系又超越了朋友;说是恋人关系,他早已是我儿子的父亲。
  作者手记:
  冯凤仪第一次打电话给记者,是在6月底,当时她看了记者发表在本报的文章《谁该安静地走开?》,打电话来谈谈她对该情感事件的看法。闲聊中,她无意中说到自己结婚两次又离婚两次,而且现在又想结婚了。一听到这样的话,谁都会认为她是两次跟不同的男人结婚,而且即将跟第三个男人结婚。
  当记者用这一很“符合逻辑”的猜测询问她时,本来声音很忧郁她突然笑出了声,她说三次都是跟一个男人结婚。这无意中引起记者的极大兴趣,三周后,记者终于约见了她。
  在离婚已经成为一种时髦或一种潮流的今天,在一些人不断地更换情侣、企图获得新爱的这个浮躁年头,冯凤仪的情感经历特别令人深思: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是最好的配偶呢?




第一次结婚,我们不懂爱情



  我是重庆人,小时候因为父母比较穷,上初中时,我跟随姐姐到雅安市读书。那时,姐姐刚嫁到雅安,姐夫家的经济条件比较好。
  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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