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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利机构
美国的“新闻自由”是一个弹性概念，如果把视角由民办媒体转向来看，就是另一回事了。《纽约时报》（2004年11月10日）发表了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的文章，题为《我们的新闻不那么自由》，报道里美国联邦法院把全国广播公司罗德岛普罗维登斯电视台记者吉姆？塔里卡尼、《纽约时报》的记者朱迪思？米勒，《时代》周刊记者马修？库珀和其他5位记者判决入狱。他们8人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判决的唯一理由是他们都拒绝透露秘密消息的来源。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而自1663年约翰？特温因出版了一本冒犯国王的书而被逮捕起来，保护秘密消息来源就成为出版业一条神圣的道德戒律。可见美国统治者对新闻来源的控制手法已经倒退到中世纪的水平。于是20世纪80年代在新闻界一息尚存的挑战政治权威的勇气已消失殆尽，新闻已经开始玩世不恭，他们不再严肃认真地对待任何事情。20世纪最后的25年中，新闻界垄断产生的后果是，大家拼命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2002年《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资深编辑伦纳德？唐尼和罗伯特？凯泽合作出版的《关于新闻的新闻》中写道：“大多数的报刊经营商，却把他们行业垄断获取的15％－20％的高额利润，反看作是企业良好发展的最低水平。”于是报刊、电视除了广告，就是性或名人隐私秀。质量浅薄，道德沦丧。在这样的新闻自由中，美国人民的孤陋寡闻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帮喜欢轰炸、喜欢帝国的重量级知识分子”
思想是行动的源头。最近的一项民意测验说，在伊拉克战争之后，60％以上的美国人都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民众中，有着广泛的帝国扩张的思想基础，其思想的圣经是一种叫“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
新保守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学术界、舆论界与政坛上影响日益增强，其思想先驱为20世纪50—70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政治学讲座教授的列奥？施特劳斯。施特劳斯被誉为是“使古典政治哲学再生”的大师，其著作《自然权利和历史》，几乎是单枪匹马地颠覆了几百年以来的“自由主义”，构成了“新保守主义”的精神内核。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施特劳斯研究了曾经在欧洲盛行的霍布斯、马基雅维利、柏拉图、苏格拉底等先哲的古典政治哲学，构建了一个对西方思想史的全新解释。该书认为，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核心是要寻求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内容并非因人而异。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样一种追求是伟大的传统，但近代以来逐步被“自由主义”破坏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争不再是多元文化之争，而是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斗争。
施特劳斯的学生——20世纪80年代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艾伦？布鲁姆说：“当我们美国人认真谈论起政治时，我们认为我们的自由、平等原则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其他原则是合乎理性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制度以外的任何政体一概没有理论依据。”“如果说哲人的政治理想曾经变成过现实，那就是美国了，而美国几乎是一帆风顺地达到了这一目标。”“通过对人的自然权利的认识和接受，人们找到了统一与一致的基本点。沐浴在自然权利的阳光下，阶级、种族、宗教、国籍，甚至文化都已消逝，或许可以说，它们减弱了，这给人们带来的是共同利益。”
在这个“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根基上，生长出来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认为：以财产私有制为根本、人权为有机组成部分的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最终形式，放之四海而皆准，而美国的制度是这一制度的完美体现，甚至有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一种经过神恩钦准的社会形态。“新保守主义”在哲学上只承认统一性，否认差异性；在政治上忽视乃至无视因不同历史文化传统所形成的民族或国家的独特性及其存在的理由。同时，他们认为美国是西方文明自古希腊以来的正宗传人，美国价值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价值。
“新保守主义”认为，美国就是理想的普遍价值体系的化身，是民主政治的典范。因此，美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奉行的是普遍主义原则。他们鼓吹美国式政治理论与文化的霸权或垄断地位，认为美国是世界的领袖，肩负着全球推行民主和人权的政治使命。他们甚至主张美国应该不惜采取政治乃至军事行动，为全人类立言，在美国的统治下，推行美国式民主制度是一场全球性的道德圣战。
“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外交上表现为一种激进的道德帝国主义。前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曾说：“美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就是推行‘普遍性的启蒙理想’。”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应该采取“一种以国力和道德自信为后盾的外交政策”，应该成为全球组织的总指挥。亨利？基辛格也曾以傲慢的口气说：“全球化是美国统治的另外一种说法。”“新保守主义”的美国文明至上论，也被美国人用来作为美国建立全球帝国的理论依据。
新现实主义
和“新保守主义”构成了理念和方法上互补和对应的，还有“新现实主义”。所谓“新现实主义”，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具有追求绝对安全和鼓励动用军事手段上的新的特点，是进攻的现实主义。约翰？米尔斯海默是这种“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
米尔斯海默看来，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是错误的，他说，没有什么理由表明民主国家之间一定是善良友好的，他们同样遵循实力平衡的原则行动。针对人们认为“国家的主要目标是经济繁荣，当所有强国都获得繁荣时，它们就不再有发动战争的动机”的观点，米尔斯海默认为是不正确的。首先，地区性和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会破坏繁荣，现在就很可能处在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之中。在危机之下，国家没有繁荣，战争也就不会带来进一步的损失。即使没有危机，也有一些国家不如其他国家繁荣，因此它们也不会在战争中损失，反而有可能从战争中得到利益。比如，伊拉克对科威特的战争。第二，一个国家总希望进行一场快速的战争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针对一两个国家的战争只消耗一个国家的少量财富。此外，征服他国还可能为自己国家带来巨大的财富。 第三，从历史上看，1900—1914年之间，欧洲各国有广泛的经济联系，而且各国也处在经济繁荣之中，但是1914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有学者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现实主义所讲的那样，完全由实力结构所决定。各国对国际政治的态度影响了国家的行为。西方世界700年来，都使用现实主义的语言说话，因此导致了战争，如果各国放弃现实主义的观点，世界就会有和平。对此，米尔斯海默说，既然现实主义通行了700年，那么它就已经深深地进入了人们的思维，各国都按照这一理论行动，人们怎么可能轻易放弃这种思维习惯呢？如果放弃了现实主义，又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它？如果有这样一个替代物，那么人们又怎样知道它会更好还是更坏？即使一个国家放弃了现实主义，它会不会又在某一天卷土重来？对于这些问题，社会结构主义都没有提供答案。
尽管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利益冲突，但是仍可以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规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战争是否由此可以得到避免呢？米尔斯海默说，国际机构无法阻止国家不按照现实主义原则行事。比如，联合国并没有阻止1992到1995年间巴尔干半岛的战争。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票使得很多决议无法通过。现在，亚洲不存在有影响力的国际安全组织。欧洲虽然有北约组织和欧盟，但是它们也不能阻止各国不按照各自利益行动。此外，一些强国实际上按照自己的需要影响国际组织的面貌。比如，当美国不想让前安理会秘书长加利连任时，它就设法迫使他退出，尽管当时安理会所有其他成员国都想要他留任。美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国家，美国经常撇开国际组织，去做它认为符合自己利益的事。
反对战争的人说，战争一方面消耗本国的国力，破坏自己的经济；另一方面又得不到好处，各国应当致力于创造财富而不是发动战争。对此，米尔斯海默回答说，战争未必会毁坏自己的经济，美国在两次大战中，普鲁士在1862—1870年的战争中，都得到了经济上的好处。虽然美国在二战中花费巨大，但美国今日的经济是世界最强。英国曾经是个殖民地遍及世界的大英帝国，如今这个帝国已经崩溃，英国经济也大不如前，但是很少有经济学家将此归咎于英国的国防开支。英国的国防开支实际上少于它的竞争对手。苏联确实由于国防开支过高而崩溃，但是学者们对苏联崩溃的原因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有理由认为，苏联崩溃是由于其经济结构不好，而不是由于国防开支过大。
反对战争的人还说，即使战争胜利，征服者依然无法得到经济上的好处，尤其是在信息技术时代。在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国家中，征服者将会遇到民众的广泛持续的反抗，在信息时代，镇压民众的反抗是很困难的，如果阻止信息交流，那么经济发展就会窒息，如果开放信息，那么反抗意识就会到处传播。对此，米尔斯海默说，即使在信息社会中，征服者依旧可以从被征服国家的经济中得到好处，征服者可以通过收税，没收工业产品，甚至没收工厂来获利，还可以没收该国的自然资源。即使不靠上述方式，征服者还有三种方式可以为自己获利。一种是让被征服国家的人到征服国的军中服役，或者强迫他们在征服国中做劳工；第二种是占领有战略意义的地区；第三种是取消被征服国的强国地位，减少征服国的一个竞争对手。
2001年约翰？米尔斯海默出版的《强权政治的悲剧》一书是其“新现实主义”理论的集中体现。该书认为，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生存本能决定了强国的基本行为是恐惧、自我帮助和实力最大化。米尔斯海默认为，所有强国都会进行实力扩张，扩张实力的基本动机是保障本国的安全，一国的实力扩张会使另一个国家感到不安全，促使另一个国家也进行实力扩张，导致各国追求实力的竞赛，实力的竞赛是没有止境的追求。因此，米尔斯海默的“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用米尔斯海默的话说：“战争是由各国实力结构的变化所造成的。”只要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就会引起实力结构的变化，必然将引起战争。
“新现实主义”认为，强国的特点就是“实力极大化”，“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一个国家的所得就是另一个国家的所失，因此每一方都要争取在竞争中取胜，从而获得对其他国家的统治地位。为了生存，一个国家不得不用进攻性态度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