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武松毫无防备时，将金银器皿偷偷塞入武松的箱子里，然后诬武松做贼，将其打入死囚牢。
江湖人士做这种下三烂的“局”，尤可理解，可朝廷命官也用这种下三烂的伎俩，今人也许有些不解。其实这些居庙堂之高的人，品行又比草寇高多少。也许他们根本不认为这是“下三烂”的骗局，而是政治智慧呢。
《水浒》中最常见的局就是孙二娘、李立那些开酒店的，用麻药将客人迷倒，然后谋财害命。梁山人劫法场、顾大嫂化装成送饭的妇人前后去营救解珍兄弟和史进，也都是一种“局”。
杨志、林冲、武松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行事谨慎，远非李逵这样的人能比，但都毫无例外地陷入设好的“局”。他们的聪明为什么一下子就短路了？是因为那个世道陷阱太多，骗局太多，花样翻新，以设“局”为业、为荣的人太多，正直的人防不胜防。
前不久，我看了贾樟珂导演的电影《盲井》，对古老的“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感到不寒而栗。
《盲井》讲述了两个农民合伙“做局”，害死一同挖矿的矿工而骗取抚恤金的故事。山西某地矿井下，宋和唐趁元某毫无防备时将其杀死在矿井里，然后伪造被砸死的现场。在此之前，宋和唐引诱在劳务市场找活的陌生人元某，对其说他俩和唐的弟弟三人已经在一个小煤窑里找到了活，弟弟突然生病。他俩可以带元某去干活，但元某必须假装成唐某的弟弟，否则老板不予接收。两人然后为元某假造了身份证，向矿老板证明元某是唐的亲弟弟。元某被害后，唐假装哭悼“弟弟”的死，而矿主为了掩盖安全事故，只好用3万元打发唐，让唐和宋拿着“弟弟”的骨灰滚蛋。
拿钱之前装得悲痛欲绝的唐和宋，拿了3万元钱后立即进城住进酒店，将元的骨灰倒进马桶里，然后唱歌嫖妓，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两人在一个劳务市场捕捉到一个“猎物”——无钱交学费而出来打工的16岁少年元凤鸣。利用凤鸣急需找到活的心理，二人让凤鸣假装宋的侄儿，并同样给凤鸣做了假身份证。
宋的家里有个成绩好的儿子，看到满脸稚气、十分好学的凤鸣，他有了些犹豫，尤其通过凤鸣的全家福得知凤鸣就是他们前一个“做掉”的元某的儿子时，心里更有隐隐的不安。最后在矿井里，唐已经看出内心矛盾的宋某即将妨碍自己致富大业，便先杀死了宋，就在他想对凤鸣下手时，煤块真的砸伤了唐的腿，凤鸣得以虎口逃生，而坑道中放炮把唐某也砸死了。最后元凤鸣以宋亲侄子的身份领了3万元钱，被迫与矿主私了。
戏剧性的结局似乎符合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和中国人普遍的人生哲学：恶有恶报。因果循环。
罪恶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中都存在，但可怕的是，唐、宋（注意很有意思的两个姓，代表中国历史上两段辉煌时期，这是否是有意安排？）这两个看上去纯朴勤劳的农民，作恶后不仅没有丝毫的良心谴责，而且对自己杀人行为有着那样坦然的开脱与解释。“你可怜他，谁可怜我们？”“谁断了我的财路，我就杀了他。”在利己的驱动下，所有的罪恶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一条生命以及生命背后的妻儿和区区3万元钱，是何等不等值的对比。但生命是属于别人的，痛苦同样是属于别人的，而钱才属于自己的，所以唐和宋才能为区区3万元钱不怕杀人，拼命演戏。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能天下人负我”的信条在两位农民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这个片子揭示了中国人普遍的道德危机，不仅没有罪感，连耻感也没有了，也充分揭示了为了生存不择手段带来的人与人之间普遍的不信任。中国古代的盗墓只能兄弟一起干，外人不能合作，因为担心墓中的人将珠宝递出去后，会被墓外的人堵住出口将其闷死在里面。
电影中的那口井极具有象征意义，电影中的人们其实都生活在这口井里。就如宋说：“这世界除了娃他妈其它可能都是假的。”而唐的回答是：“连娃他妈都有可能是假的。”那么他们只相信什么呢？
有人说中国人最有戏子人格，最能表演。电影中的宋和唐在自己的家人面前，是个负责任的父亲，宋一直惦记家中孩子的学业，而在矿主面前又是个卑微谦恭的农民。当他们把元某杀死后，唐在矿主面前哭自己的“弟弟”，那演技太高了，而宋居中调停，表演亦是十分娴熟，分寸拿捏得相当到位。
最后的结局好像有些偶然，但又是某种必然。因为罪恶的结盟都是利益结盟，没有真正的相互信任。当宋有些犹豫时，唐毫不客气像他痛下杀手。而宋的犹豫正是因为他“厚黑”不如唐，最后不够厚黑才误了卿卿性命。至于他们引诱凤鸣去发廊嫖妓，让其完成一个男孩到一个男人的历程，然后才决定下手，并非是犯罪者还有某种温情，而是他们心里寻求解脱罪恶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已经对得起即将被他们杀死的人，那么下一次犯罪更没有心里障碍了。这是种犯罪心理，是犯罪者自我安慰。
最后，目睹宋与唐自相残杀的凤鸣，拿着3万元钱和两人的骨灰，劫后余生他一脸迷茫地望着火葬场的大烟囱，他真的成人了，因为他清清楚楚看到了人世间的种种的“局”。
他会怎样处理二人的骨灰和3万元钱？像二人处理他父亲骨灰那样，倒进马桶？3万元钱拿回去供妹妹和自己读书还是挥霍？这是一个悬念。
也许他会像唐和宋那样，因为在这个黑矿井里，许多作恶者曾经也纯洁善良。
也许他不会走上唐和宋的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是有希望的。
比《水浒》还要古老得多的“做局”，一直做到《盲井》里面。
※版本出处：天涯社区·煮酒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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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看水浒 第二编 赌生存的技巧
替人做嫁衣的三个小人物
梁山的一百单八将中，征讨方腊，第一个阵亡的是宋万；当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时，攻打清溪县时，最后阵亡的几员战将中，杜迁在混乱中被马军踏杀。两位水泊的开山鼻祖、超级元老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阵亡，决不是无意用笔，我理解作者隐含的深意是：哪怕资格再老，功勋再高，不进入核心层的小人物总是最容易被牺牲，在事业成功的时候，他们往往已做了嫁衣裳。
宋江领兵南下，第一仗智取润州城（镇江），云里金刚宋万和焦廷、陶宗旺也是马踏身亡。宋江在祭奠宋万的时候，才以致悼词的口吻对其进行评价：“想起宋万这人，虽然不曾立得奇功，当初梁山泊开创之时，多亏此人，今日作泉下之客。”对死去的人，是不用吝惜赞美之词的，反正是做给活着的人看，而远隔幽冥的人什么也不知道了。
可是，在宋万阵亡前，我们何曾看到过晁盖、宋江这水泊的两代最高领导人对宋万、杜迁委以重任，做过较高的评价？梁山中本事稀松平常的人多了，不仅仅是宋、杜二人。他们活得都没有偷鸡摸狗的时迁风光。从林冲火并王伦后，宋万、杜迁几乎就淹没在队伍日益扩大的梁山群雄中，他们不但失去了话语权，日益被边缘化，就是像戴宗、汤隆、时迁那些人出去单独建功的机会都不给他俩。一个人基本上被雪藏在梁山里面，自然“不曾立得奇功”，连准入资格都没有的人，哪会有经营业绩。
从晁盖等人上山，到他们丧命江南，期间轰轰烈烈的事业没他们的份，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夹着尾巴做人，以免引起别人的猜忌。因为这时候，开创梁山的超级元老身份对他们而言，已经不是福，不是可以炫耀的功劳，而是动辄引火烧身的祸根。因为，他俩原是王伦的铁哥们，是权力易手后前朝留下来的旧臣。他们在晁盖、宋江眼里，必定永远是异类，按照非我族类，其心必乖的逻辑，必须尽可能消除其影响。
杜迁、宋万是两条忠厚朴实的汉子。王伦这个落第秀才，手无缚鸡之力，与人怄气不得已和杜迁一起来落草，后来宋万来了。两位并不因为王伦心胸狭隘、本事低微而生取而代之的心思，反而一心辅佐。当林冲雪夜前来投奔时，王伦惧惮林冲的武艺，不愿意收留。杜迁、宋万和朱贵却以义气为重，劝说王伦。杜迁说：“山寨中那争他一个！哥哥若不收留，柴大官人知道时见怪，显得我们忘恩负义。日前多曾亏了他，今日荐个人来，便恁退却，发付他去！”宋万也劝道：“柴大官人面上，可容他在这里做个头领也好，不然见得我们无义气，使江湖上好汉见笑。”王伦做书生，却没有读经史的通达智慧，做强盗连杜迁、宋万这样恪守江湖起码规矩即不能忘恩负义的职业操守都没有，真正该死。如无杜、宋、朱的规劝，林冲也许投奔其他的强盗那里去了，谁人两番定鼎梁山？
当晁盖诸人上了梁山后，杜迁、宋万的心情恐怕和对待林冲不太一样。他们知道林冲孤身一人走投无路来梁山，基本上为什么威胁。可晁盖一来，新旧力量的天平立刻发生倾斜，但他们大概已明白既然开门纳盗，送神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他俩至少有接受现实的心理准备。当林冲火并王伦时，看到昔日的革命战友即将做刀下之鬼时，心中一定十分矛盾。看到阮氏三兄弟看住了自己，两人心里已如明镜似的，火并王伦，虽是林冲具体实施，实乃晁盖等人具体策划。在此关键时刻再强行站出来，只会白白送死。因而在道义和生命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赢者通吃，暴力最强的说了算，承认新桃换旧符也是江湖的规矩之一。他们立即表明对权力上层政变结果的认同，跪下说：“愿随哥哥执鞭坠蹬。”为什么无论是朝廷，还是江湖，政变失败就是全民共讨之的乱臣贼子，死无葬身之地，而一旦成功就具有广泛的民意，大伙儿争着写劝进表，大讲破旧立新的合理合法性。因为人家政变是用血来赌的，因此也是用血来维护他们的红利，在刀剑的面前，人能不识时务么？当年燕王朱棣带兵南下，夺了侄子孝文帝的皇位，让方孝儒写劝进表，这个死倔老头拒绝了，最后被株连十族。方孝儒这样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的，他不写自然有人写，永乐帝的皇位不是坐得好好的么？因此，对新来的征服者，大多会像杜迁、宋万那样，跪下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当林冲力主晁盖、吴用、公孙胜坐了前三把交椅后，自己做了第四把。晁盖让宋万、杜迁坐第五位、第六位，“杜迁、宋万却那里肯，苦苦地请刘唐做了第五位，阮小二坐了第六位，阮小五坐了第七位，阮小七坐了第八位”，最后的九、十、十一位让前朝旧臣包揽。按理说晁盖的提议是合乎情理的，人家两人毕竟有开山之功，可面对强大的外来集团，保命是最重要的，他们不至于傻到当仁不让地紧挨着林冲的座位。
后来，随着上梁山的人日益增多，他们的位置便一天天往后靠。
杜迁、宋万已承认火并后的新格局，而且那样的谦虚谨慎，应当有出头之日呀。可是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