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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人押送卢俊义时，经过官场沉浮与历炼，董超变得和薛霸一样成熟了。当卢俊义哀求再过一天上路时，薛霸骂道：“你便闭了这鸟嘴！老爷自晦气，撞着你这穷神！沙门岛来回六千里有余，费多少盘缠！你又没一文，叫我们如何布摆。”即使李固不贿赂二人，就冲卢俊义无钱送给二人，一路都可能九死一生。联想到宋江到了江州银子开路，武松杀人潘金莲、西门庆后被刺配一路把别人送给自己的银子让押送的公人任意使用，两人均享受“贵宾待遇”，可见罪犯有没有银子所受的待遇大不一样。从薛霸的话中，我疑心当时由当事人出办案经费已很正常，否则费公家的盘缠，他心疼什么？
而董超骂得比薛霸还恶毒：“你这财主们，闲常一毛不拔。今日天开眼，报应得快。”在害卢俊义时，薛霸动手，董超在外面放哨。薛霸在实施杀人行为之前，讲了一番为自己开脱的理由：“你休怪我两个。你家主管李固，教我们路上结果你。便是沙门岛也是死，不如及早打发了！你阴司地府，不要怨我们，明年今日是你周年。”
这些公家人的心态与人生哲学和黑社会的何等相似！杀人已不是罪恶，而是遵循“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交易规则，如此枉法残暴，如此的用权力谋私在公门中已成为不需要道德和法律约束的“准职业化”行为，就如京剧《苏三起解》中那个押送苏三妹妹的衙役说的：“说公道，道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我们的传统政治中，公道就是这样的软泥，公人们任意捏这块泥团便不需要有负罪感。那么官府和黑社会还有什么区别？
金圣叹评点董超、薛霸押送卢俊义时说：“林冲者山泊之始，卢俊义者山泊之终，一始一终，都用董超、薛霸作关锁，笔墨奇逸之甚。”第一个被逼上梁山的林冲和最后一个逼上梁山的卢俊义都是社会精英，一个是勤勉敬业的禁军教官，一个是本分守法的富翁，他们没得理由去做强盗。可官府中的人用权力或因收受贿赂陷害他们，使他们做良民而不可得。
金圣叹只看到了施耐庵的“笔墨奇逸”，而我认为施氏用董、薛二人押送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逼上梁山的人，不仅仅为了增加戏剧效果，而是匠心所在。董超、薛霸正是纲纪坍塌、律法残败、官吏昏庸贪墨的朝廷象征，这一始一终上梁山都是董超、薛霸押送，便说明所有被迫做贼的都是朝廷送上山的。
董超、薛霸固然是恶吏，死有余辜。可这恶吏是怎样炼成的？
※版本出处：天涯社区·煮酒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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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看水浒 第三编 避免黑暗伤害的智慧
官军为何不如民团
《水浒》中梁山诸人造反后，官府派军队一再进剿，而且一次比一次规模大，统帅的军官级别越来越高，可结果一样，都落败而去。
如果说晁盖刚刚劫了生辰纲，上了梁山后，济州府尹派团练使黄安带领千人——出动的仅仅是地方武装，第一次攻打梁山，翦羽而归，是因为视梁山等人为普通打家劫舍的草寇，犯了轻敌的兵家大忌。后来朝廷逐步重视梁山的危害，进剿的力度加大，会巫术的高廉落败后，高太尉大兴三路兵，从大宋王朝的辖区内调拨精兵良将，并让名将之后呼延灼拜下连环阵，照样败北；最后高太尉亲任兵马大元帅，征调河南河北、上党太原、京北弘农、颖州汝南、中山安平、江夏零陵、云中雁门、陇西汉阳、琅琊彭城、清河天水等十路节度使各率一万兵，会剿梁山泊，此时已是集大宋政府各地部队之精锐，大举进剿，可结局仍然惨败，“齐声唤，前头捉了高太尉。”“不周山下红旗乱。”梁山好汉们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与官军的无能相反，真正让梁山泊焦头烂额的竟然是民团，——套用中学历史课本的说法，给起义军添大麻烦的是当地地主武装。
和梁山毗邻、一个小小的祝家庄，就使宋公明三次兴兵，前两次不但没有搞定，还让许多大将被人俘虏，最后离间了祝、李、扈三家，使用了连环计，让反水的登州府军分区司令员孙立假装前来帮助祝家，才最后攻陷了祝家庄。
攻打曾头市时，曾氏五兄弟加上一个家庭教师史文恭就让梁山好汉们纷纷落败，连梁山首义的领导人、梁山群雄名义上的最高领袖晁天王也中箭身亡。
和官府那帮吃干饭的混蛋们比较，这些自筹钱粮、自练兵马的民团战斗力太强了。原因何在？
原因之一是攻守之势异也。打祝家庄、打曾头市，梁山泊部队是攻，民团是守，强龙对地头蛇当然花的力气要更大。而官军进攻梁山泊则是攻，此时的梁山部队是守。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三山的义军合兵打青州，也是主动出击，照样取得了胜利。我认为民团比官军战斗力强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同的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
有宋一代，国富而兵弱是出名的，不但在大辽和后来的大金面前屡战屡败，连地处西北一隅的西夏都敢侵掠大宋疆域。中国历朝历代，恐怕没有比大宋朝更窝囊的了。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制得失》中说过，宋代是因养兵而亡国的。养兵本是为了护国，最后走向了其反面，这恐怕是太祖皇帝没有想到的。一个殿前检点（羽林军头目）赵匡胤发动兵变，就能黄炮加身，好比非洲一些小国，一个少校衔的总统府警卫队长，就敢赶下总统自己做。赵匡胤深知武将坐大之祸，杯酒释了兵权，在文官地位持续提高的同时，武将地位较低。宋代军队分禁军、厢军两类，基本上都是募兵即职业兵，从少小当兵到60岁退伍，这样的兵还有什么战斗力？另外一种兵就是配军，像武松、宋江、杨志这样犯了罪的人，刺了字进军队服役。这样的兵闹不好像牧野之战的纣王部队一样，给你来个反戈一击。厢军就是些杂七杂八的地方部队，他们并不归军事首领统帅，而是由当地的文官如知府管理，——而文官是流官，常常调换的。平时不修战备，纯干些地方的建设项目，如苏东坡至杭州时，浚西湖修苏堤的主力是当地的厢兵，有些地方部队还经商，如《水浒》中的张团练就是“快活林”的后台老板。这样的部队，只有到了战时，才临时征调稍加训练就上前线，能有什么战斗力？而且这些临时征调的地方部队，其统帅并非平时朝夕相处的将领，也是临时选拔的。如《水浒》五十四回，高太尉集合了一些兵马准备去剿梁山，临时找了呼延灼做兵马指挥使，“（呼延灼）火急收拾了头盔衣甲、鞍马器械，带领三十人从人一同使命，离了汝宁州，星夜赴京。”呼延到了东京后，又临时找了韩、彭二人做先锋。这样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如何能打仗？呼延带去打梁山的数万部队，恐怕只有从汝宁带过去的那个三十人的警卫排真心听他的话。
禁军是从各地选拔，拱卫京师的，战斗力稍稍强一些，但开国日久，这些模范部队的战斗力也下降了。——就如唐代的神策军、满清的八旗一样，最后徒有其名。因为禁军在皇帝身边，他更不敢长期让能干的军事将领统帅，大多交给高俅这样只会哄皇帝开心的弄臣管理。对付梁山这样的造反者，也只能多用各州厢兵，不敢轻易劳动禁军，因为如果京师空虚，北面大辽南下如何办？
中国从秦始皇郡县天下后，真正的封建已经消亡。封建社会才是家中有家，国这个大家中有无数小家。国王对各地割据的贵族内部事务并不多加干涉，碰到外敌就像周幽王遭遇狄戎入侵一样，用烽火召集各地诸侯来擒王。各地诸侯自己养兵，自己保卫自己，自然积极性很高，部队也有战斗力。但这样做最大的害处就是诸侯拥兵自重，不把老大放在眼里，像楚子那样，“吾有弊甲，欲观中原之政。”后代的皇权社会，皇帝老儿最大的担忧是武将拥兵自重，因此处心积虑地削弱军事将领对部队的影响。——宋代和明代这方面做得最彻底，宋、明皇帝恨不得天下几百万兵卒只听皇帝一个人的，而不受制于任何一个将军，——管他是岳飞、还是戚继光或者袁宗焕。三人的悲剧也是源于此。既希望平时将兵分离，又希望打仗时将兵一体，英勇善战。这怎么可能呢？只有现代民主社会，真正做到军队国家化，文人统军、武人治军既能避免军人干政，又能保证常备军的战斗力。所以在皇帝用文官不断干预军事，不断折腾武将时，军队人数再庞大，如宋代一百多万，明代决不少于这个数字，在胡人和流寇的攻击下，一溃千里。就如那些去打梁山的官军一样，兵不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眼里也没有军事统帅，临时抽调的将领也心里不平，受制于高俅那样的人，打不好还要当替罪羊，谁愿意死心塌地地打仗？
和官军正好相反，民团有具体的战斗目的。——就是保护自己的庄园，保护自己的家。无论是祝家庄还是曾头市，他们厉兵秣马、修建壕垒的目的明确，抵抗那些动不动就来“借粮”，实则是烧杀抢掠的梁山人。这些人世代聚族而居，同声共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练兵的目的明确，练兵的方法、防御的模式也很有针对性。他们不像官军那样，中间有无数的层级，决策者和战斗人员之间隔膜重重，信息不畅。这些民团的将兵之间，或亲戚、或世交、或师生，因此这样的民团，最小的成本能产生最大的效益。
尽管秦汉以后，割据减弱。但各地的庄园主，还是喜欢训练民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官军，即自己纳税养起来的政府军极度不信任。时迁上《水浒》之前，偷了祝家庄一只鸡，引发了三打祝家庄。实际上有没有时迁的小偷小摸，梁山和祝家为代表的当地豪强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宋江要生存，要四处“借粮”，自然不会放过梁山门前的富裕庄园；而对于这些盗寇，祝家庄需要自保。在梁山和祝家的战斗中，我们看不到官军的影子，这些靠百姓养活的军队任凭祝家用自己粮、养自己的民团来抗击强盗。祝家在战端开始前，已经对官府没抱多大的希望，他寻求的是和李家庄、扈家庄的联盟互助。如果硬要说官军在三打祝家庄中起什么作用，相反是有利于梁山的。登州提辖孙立投靠梁山后，利用当时的通讯不便以及师兄弟栾廷玉对自己的信任，假装职务调动来协防祝家庄，从而赚开了祝家庄的大门。——这极具戏剧意义的情节恰是对官军作用的反讽。
在封建和民主社会之间，皇权制实质上是个很糟糕的政体。封建社会是责任分解，用许倬云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总公司给各子公司极大的自主权，你自己练兵保护自己，只要别造董事长的反就行了。而现在民主社会，所有的股民买了股票，给你交了税，别的事情就不用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