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凡是大规模的造反，其事先的宗教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必将先有一个宗教人物长期在民间秘密传教，制造各种舆论，宣传自己的神迹，一点点扩大信徒群。张角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汉末，首先打着治病救人的幌子出现，等一旦拥有三十六方的教徒，匹夫振臂一呼，完全可以使朝廷震动。元末也是彭和尚、韩山童利用波斯传来的摩尼教，扩大影响，而黄河挑出一只眼睛的石人，无非是因势利导，利用黄河工地民工聚集，事先安排的一幕戏准时出演而已。太平天国起事之前，拜上帝教的准备活动更为漫长。无论从理论还是舆论、骨干、基本群众、地域选择，都经过反复的考虑调查，最后在紫荆山起事，立即如滚滚洪流席卷大地。
梁山集团和上述这些造反来说，简直就是一场临时凑在一起的械斗而已。首先他的两任领导都不是宗教领袖，甚至没有任何的宗教情怀。宋江只会死扣从儒家借过来的“忠义”二字，加上传统的权谋术。晁盖整个儿就是个没有长远目光的莽夫。最初起事仅仅为了财富，事败后不得已上了梁山，合并了王伦，但接下来怎样干，谁也没谱。梁山在滚雪球似的发展中，队伍的壮大、训练、整合从来就没有一定之规。小偷、小商小贩、落难的贵族、倒霉的军官、不安分的小官吏，通过各种途径来到梁山，他们没有共同的精神领袖，没有共同遵循的铁的纪律、没有对某种神或教义的内心信仰，完全为活命、为利益而聚。为利而聚，必然容易为利而散，这样的队伍的战斗力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我们看到他们在几次偷袭中成功了，但在大规模的运动战中吃尽了苦头。
宋江接手这个集团后，他除了要养活他们外，最大的问题就是用什么凝聚他们。梁山上一帮流浪汉，除了快乐的喝酒吃肉，快乐地杀人放火，实在没有什么让他们敬畏的。李逵这样的人，效忠公明哥哥，因为宋公明哥哥能给他银子，能带着他去打仗，满足其杀人欲望，对所谓的忠义，他能理解什么？在忠义堂前，他还时不时奚落这位哥哥，就像在村前打谷场兄弟间的斗嘴一样。更甭说让他有某种信仰和敬畏呢。他的信仰就是“遇鬼杀鬼，遇人杀人”。宋江本身的先天不足不能使他克服梁山一盘散沙的缺陷，他看到了这样的部队没有拼死打下去的牺牲精神，搞不好一场策反就分崩离析了。还不如趁着股票还没有套牢，找个好时机抛出去算了。这也是小吏的精明之处。
而有着宗教信仰的集团往往有种视死如归的气概，使敌人不敢小觑。湘军攻进天王府后，死守天王府的太平军将士集体举火自焚，这样的精神才是造反者和当权者拚杀的最大资本。历史上是否宋江征伐过方腊，已无定论。但方腊确实是在浙南起事的，而且方腊部众多是明教教徒，——外人说他们“吃菜事魔”，因而也叫他们“魔教”。宋江部征辽、田虎、王庆都无一伤亡，惟独南征方腊，十亡七八，是否因为方腊部有宗教的凝聚力。方腊的皇叔，弟弟、女儿、丞相、尚书，不是惨烈战死就是自杀。《水浒》中写道：“按宋鉴所载，斩杀方腊蛮兵二万余级。”这仅仅是守护方腊老巢帮源洞的将士。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梁山集团不是被招安，真的让宋兵攻破城寨，宋江的手下有方腊手下这种忠诚么？
连本身是道士的公孙胜都没有什么信仰，还能苛求梁山人用信仰团结起来么？公孙胜是一个标本，正说明梁山人物除了一味的杀人放火外，没有集体的宗教信仰，因此没办法打造目标一致、敢于献身的无敌部队。
※版本出处：天涯社区·煮酒论史※
…40…
闲看水浒 第五编 末路时的决断
杨志的买官、卖刀与渎职
《水浒》中的职业军人落草为寇，各有不同的路径。后期的呼延灼、徐宁、关胜、孙立等人是在宋江的极力招揽下，半推半就。前期几位武官中，杨志落草的原因和家破人亡的林冲、包打不平的鲁智深不一样，他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划清与贼寇的界线，甭说泄漏国家机密的宋江没法和他相比，就是鲁达、武松这些公人，对国家的忠贞都不如他。
杨志在北宋末年的乱世中，能时时警惕自己不同流合污的原因，除了职业军人的素养之外，他还有种家族的荣誉在激励和约束自己。他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从大宋开始，“杨家将”几乎是国家之柱石、朝廷之忠臣的代名词。他的祖先在无数的冤屈、陷害、征战与死亡中，都没有改变家族的忠贞传统，他自然不会随随便便做个不肖子孙。
可是对外战争消停后，作为功勋盖世的杨门之后，他只能流落关西，而无数高俅那样的弄臣却手握权柄。即使这样杨志还是勤勉地办事，试图在体制内靠自己的能力一点点往上走。他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使官。他对人生道路的企盼和林冲一样中规中矩，无非靠一身武艺安身立命。可命运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他先失陷了花石纲。——他的时乖运蹇，看似无数偶然促成，但仔细分析起来，却是那个黑白颠倒、奸佞当道的社会现实产生的必然结果。
宋徽宗贪图享受，盖万岁山大征花石纲，不但搞得民怨沸腾，作为将门之后的杨志也深受其害。花石纲在黄河里给风打翻，掉进了水中。这本是不可抗力造成的，如果有机会申诉，朝廷能查明真相，其过错大概是选择押送时对气候、水文条件判断有所失误而已，不至于逃到他处避难。可上面的大官是不会给你讲理的，否则就不会有水浒世界了。在流亡中他依然没有放弃对体制的幻想。罪过被赦免后，他想到了“跑官买官”——五尺热血男儿、功臣后裔、武艺高强的前制使也不得不走这条路。“今来收的一担儿钱物，待回东京去枢密院使用，再理会本身的勾当。”金圣叹为此评点道：“文臣升迁要钱使，至于武臣出身，亦要钱使，岂止为杨志痛哉！”此时的杨志，违背自己家族刚正的传统，主动去适应官场的潜规则。但即使这样因为没有靠山，他买官未能成功。
王伦为了找个本领不相上下的人制约林冲，热情主动地邀请杨志入伙，杨志不为所动，但决非表演宋江第一次被晁盖挽留在梁山，为表示自己的忠心和所谓的名节，拿一把刀要自杀那样的“秀”，而是非常艺术委婉地拒绝了王伦：“重蒙众头领如此带携，只是洒家有个亲眷，见在东京居住，前者官事连累了他，不曾酬谢得他，今日欲要投那里走一遭，望众头领还了洒家行李，如不肯还，杨志空手也去了。”连跑官的钱财可以不要，但决不屈身做贼，言语温和却态度坚决，话中无一字自表忠于朝廷，但耿耿忠心可昭日月。
可是，“将出那担儿内金银财物，买上告下，再要补殿司府制使职役。把许多东西都使尽了，方才得申文书，引去见殿帅高太尉。”钱花光了，官没谋成，反而被高太尉臭骂了一顿。——拿了钱不办事，此时大宋朝枢密院连潜规则都不讲了。前朝先烈的后代杨志碰到了高太尉这种不讲理的新权贵，他能有什么办法？杨志已经将全部家产赌在“谋官”上，可是输得干干净净，此时连生存都成问题。那么他剩下的生存赌资是什么呢？
此时，杨志对朝廷的怨恨更深了：“王伦劝俺，也见得是。只为洒家。只为洒家清白姓字，不肯将父母遗体点污了，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不想又吃了这一闪。高太尉，你忒毒害，恁地刻薄！”他最后只能去卖刀。杨志此时卖的不仅仅是一把宝刀，将出卖的是代表军人尊严和家族荣誉的象征。读杨志卖刀我不由得想起秦琼卖马，英雄落魄，将出卖他最珍爱的物品时，也在出售自己的理想与抱负。
即使是虎落平阳，碰到牛二这种地痞的纠缠，杨志依然表现出一种职业素质：忍让谦恭。牛二活该倒霉，将一个人逼到忍无可忍时，连兔子都会咬人，何况连日来饱受委屈的杨制使？牛二死不足惜，可惜是世代忠良的杨家后代，与体制渐行渐远了。
刺配到大名府后，蔡太师的女婿梁中书还算眼力不差，看出了杨志的价值。梁中书也不得不如此，大名府地处大宋北疆，是对付第一强敌辽国的最前线，完全靠一帮吹牛拍马的混蛋是不及事，任何一个当领导的人都需要两类部下，一类是会奉承自己，了解上峰心事的可人儿，否则当官就没有乐趣了；另一类是有本事能办事的人，因为要对付朝廷不能什么事都不干。
杨志接受了一项最艰巨的政治任务，为梁中书押送给蔡太师的生日礼物上京。当然现在看来，这女婿兼下属的送礼行为行为是私人事务，可在公权力私属化的王朝内，送礼自然也是最重要的公家事务。
有着丰富底层经验的杨志对完成这项任务的风险是有充分估计的，他对大宋朝廷在民间的威望与基层控制力也是清醒的。可笑的梁中书在前一年给老丈人的礼物被人劫了后，虽然明白要选个有能耐的押送官，可竟然提出在运送生辰纲的小车上，插上“敬贺太师生辰纲”的黄旗。这位镇守北疆的重臣天真得可以，他以为官场内吓人的名号能够吓住江湖上的盗贼。在官场内时间呆长的人，总有权力能包办一切的迷信。——别人认可你这种权力，你的权力就有用，如果人家压根儿不认可这种权力，再大的名号，哪怕把道君皇帝的圣旨搬出来，也许连吓鸟雀的稻草人都不如。
对于靠裙带关系上去的官员们的智慧，杨志恐怕只能心中嘲笑。他历数了途中的险恶：
“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冈、白沙坞、野云渡、赤松林，这几处都是强人出没得去处。”堂堂大宋太平世界，从大名府到首都，竟有这么多的坎。开始迷信权力的梁中书这回又迷信武力了，吩咐多派军校押送。杨志一语道出“天机”：“恩相便差一万人去，也不济事，这厮们一声听得强人来时，都是先走了。”千古官军，在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面前，很有战斗力，一碰到真正的强盗，大多如此。最后梁中书只得依照杨志的建议，让押送人员化装成生意人，悄悄地连夜往东京赶。
堂堂大宋地方政府办公事，却如做贼一样不敢声张；明明是政府军，却不敢穿戴官服，只得装成百姓。和政府关系越近，安全系数越小，对应当保境安民的朝廷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梁中书也非完全信任杨志，他派了夫人的亲信奶公谢都管，并两个虞候，以押送夫人私人礼物为名，随途监视杨志。
杨志据理力争，甚至以撂挑子威胁，争来了他在押送队伍的指挥权，此非杨志贪权，而是他敬业的表现。深知路远途险，必须号令统一。饶是杨制使算无遗策，但作为一个配军出身的押送总指挥，那些梁中书的亲信是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当杨志催打军士快速通过危险地带时，谢都管显出了他的威风，他责骂杨志：“我在东京太师府里做奶公时，门下军官，见了无千无万，都向着我诺诺连声。不是我口贱，量你是个遭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