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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批评”的焰火
当勇气十足的老哲学家、剧作家、历史家、小说家及所有宗教与政治暴君的危险敌人伏尔泰开始在他的《风俗论》里掷出批判的炸弹，抨击法兰西现存秩序里的一切东西，整个法国都为之鼓掌叫好。由于观众太多、太踊跃，伏尔泰的戏剧只能在仅售站票的戏院里上演。当让·雅克·卢梭点染着热爱自然的感伤油彩，为他的当代同胞描绘出一幅原始先民如何生活于纯真和快乐之中的美妙画面（像对儿童一样，卢梭对原始人的生活也毫无了解，可他却被公认为自然与儿童教育方面的权威），所有法国人都倾心不已。于是在这片“朕即国家”的土地上，人们带着同样的饥渴捧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并为他“重返主权在民，而国王仅仅是人民公仆的幸福时代”的呼吁，流下感动而辛酸的热泪。
伟大的孟德斯鸠也出版了他的《波斯人信札》。在这本书里，两个思维敏锐、观察力非凡的波斯旅行者揭开了当代法国社会黑白颠倒的实质，并嘲笑了上至国王下至陛下的600个糕点师傅在内的一切事物。这本小册子很快风行起来，在短时间内连出四版，并为孟德斯鸠下一本著作《论法的精神》招来了成千上万的读者。书中，一位虚构的男爵将优秀的英国政治制度与法国的现行体制进行了细致比较，大力宣扬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进步制度取代法国的绝对君主专制。当巴黎出版商布雷东宣布，他将邀请狄德罗、德朗贝尔、蒂尔戈及其他一系列杰出作者，合作编写一本“包罗所有新思想、新科学、新知识”的百科全书，来自公众的反应相当热烈。22年过后，当28卷本百科全书的最后一卷也付诸发行时，警察方面珊珊来迟的干预已无法压制公众对此书的热，惰。它对整个法国社会所做的重要但异常危险的评论，已经广泛地传布开来。
在这里，我想给你们一个小小的告诫，当你阅读某本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或观看某部有关的戏剧和电影时，你会很容易得到一个印象：即这次革命完全是一帮来自巴黎贫民窟的乌合之众们所为。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虽然革命的舞台上通常站满了乌合之众的身影，但他们通常是在那些中产阶级专业分子的鼓动与领导下发起冲锋的。这些人将饥渴盲目的大众用作他们威力无比的盟军。然而，引发革命的基本思想最初是由少数几个拥有杰出智慧的人物提出的。一开始，他们被引荐到旧贵族们迷人的客厅，为腻烦透顶的女士先生们展示智慧与奇思异想的火花，作为新鲜的娱乐。这些赏心说目但危险无比的客人们玩起了“社会批评”的焰火，几粒火星不小心从与这座大房子一样老旧腐朽的地板裂缝里掉了下去，不幸落到了堆满陈谷子烂芝麻的地下室，引起了火苗。这时，惊起了一片救火的呼声。房主尽管对世上的一切事物都倍感兴趣，可就是没学会如何管理他的产业。由于他不懂得如何扑灭火头，所以火势蔓延开来，导致整座建筑都被吞噬在熊熊大火之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国大革命。
为叙述的方便，我们可以将法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从1789到1791年，是人们还或多或少努力为法国引人君主立宪制度的阶段。这种尝试最终失败了，部分是因为国王本人的愚蠢和缺乏诚信，部分是由于局势的发展已经无人能够控制。
从1792到1799年，出现了一个共和国和第一次尝试建立一个民主政制的努力。不过，法国大革命最后以暴力的形式爆发出来，这是多年的骚动和许多真心实意的改革尝试统统付诸流水的结果。
理论教授、生意人和讨巧家
当法国背负起40亿法郎的巨额债务，国库总是空空如也、面临倒闭的边缘，并且再没有一项新的税目可以用来增加收入，连好国王路易（他是一位灵巧的锁匠和优秀猎手，可极其缺乏政治才华）也模糊地感觉到，应该是做点什么来补救的时候了。于是，他召见了蒂尔戈，任命他为自己的首席财政大臣。安尼·罗伯特·雅克·蒂尔戈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德·奥尔纳男爵。他刚刚60出头，是一个正处于迅速消失之中的贵族精英阶层的杰出代表人物。作为一名成功的外省总督兼能力出众的业余政治经济学家，他确实用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挽救危局。不幸的是，他无法创造奇迹。由于再不可能从衣衫槛楼、面有菜色的农民身上榨取更多的税收，因此必须让从未出过一个子儿的贵族与神职人员也为国家财政尽一点必要的义务了。不过，此举也使得蒂尔戈沦为了凡尔赛宫最招厌憎的人物。更糟的是，可怜的财政大臣还不得不面对皇后玛丽·安东奈特的敌意。这位女士对任何胆敢在她的听力范围内提到“节俭”这个可恶字眼的人们，都—一报以冷若冰霜的怒容。很快，蒂尔戈便为自已赢得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家”和“理论教授”的绰号，自己的官位当然也发发可危。1776年，他被迫辞去了财政大臣的职务。
紧接“理论教授”的，是一个讲求实际的生意人。这位工作勤勉、任劳任怨的瑞士人名为内克尔，通过做粮食投机生意以及与人合伙创办一家国际银行而大发横财。他野心勃勃的妻子赶鸭子上架，硬把他推上这个他力所不及的政府宝座，以便为她的宝贝女儿谋取更好的攀爬之阶。后来，他的女儿真的嫁给了瑞士驻巴黎大使德·斯特尔男爵，成为19世纪初期文化界的风云人物。
和蒂尔戈一样，内克尔带着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1781年，他递交了一份关于法国财政状况的详细回顾。可路易十六除了被这份复杂的报告弄得满头雾水外，便再未能明白更多的事情。他刚刚派遣了一支军队去北美，帮助当地的殖民者反抗他们共同的敌人——英国。事实证明，这次远征耗资之巨超出所有人的意料。国王要求内克尔搞到急需的资金。可是他非但没捧着大把现金来觐见陛下，反倒呈上了另一份充斥着更多统计和数字的枯燥报告。更有甚者，他居然也开始用起“必要的节俭”之类的讨厌字眼来了，这意味着他作为财政大臣的日子也所剩无几了。1781年，他因“工作无能”被国王解职。
在“理论教授”和讲求实际的“生意人”相继下台后，接着登场的是一位伶俐讨巧、极其使人愉快的人物。他向所有人许诺，只要他们信任他无懈可击的完美政策，他保证每月付给每个人百分之百的回报。此君就是查理·亚历山大·德·卡洛纳，一个一心只想飞黄腾达的官员。他靠着自己的工厂和不择手段的撒谎欺瞒，在仕途上混得一帆风顺。他发现国家已经债台高筑，可他是一个聪明人，不愿意得罪人。于是，他发明了一个简便迅速的补救办祛：借新债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这个做法并不新鲜，可它带来的立竿见影的后果却无疑是灾难性的。在不到三年的短短时间内，又有8亿法郎添加到法国的总债务上。可这位魁力非凡的财政大臣似乎从不知道担心为何物。他彬彬有礼笑容可掬，总是在国王与可爱的王后陛下的每一项开支要求上欣然签上自己的大名。要知道，王后年轻时在维也纳便养成了花钱大手大脚的脾气，此时此刻要她节俭是不太现实的。
最后，甚至连对国王一直忠心耿耿的巴黎议会（一个高级的司法机构而非立祛机构）也无法坐视局势发展下去，决定要做点事情了。而卡洛纳还一心想再借八千万法郎的外债。那个一个特别糟糕的年景，粮食歉收，饥饿与悲惨的生活在法国的乡村地区蔓延。如果再不采取明智的措施，法国将完全破产。国王一如既往地对局势的严重性浑然不觉。征询人民代表的意见难道不是一个好主意吗？自从1614年被取消以来，全国性的三级会议就从来没召开过。不过，以路易十六典型的优柔寡断，他拒绝走得太远。
为平息公众的不满，路易十六在1787年召开了一个知名人士的集会。这仅仅意味着全国的显贵们齐聚一堂，在绝不触犯封建地主和神职人员的免税特权的前提下，讨论该做点什么，能做点什么？要指望这个社会阶层为属于另一些社会阶层的悲苦同胞们的利益，做出政治和经济上的自杀行为，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最后，与会的127名知名人士断然拒绝放弃他们的任何一项古老特权。于是大街上饥肠辘辘的群众便要求重新任命他们信任的内克尔做财政大臣。显贵们说“不”，街头的人们就开始砸碎玻璃并做出其它种种不象样的事情来。知名人士逃跑了，卡洛纳随之也被解职。
红衣主教洛梅尼·德·布里昂纳，一个平庸无奇的家伙，被任命为新的财政大臣。迫于饥饿民众的暴动威胁，路易十六只得同意“尽量可行地”迅速召开三级会议。这一含糊其辞的允诺当然不能使任何人满意。
三级会议
近一个世纪以来，法国从没出现过这么饥谨难熬的严冬。庄稼要么被洪水冲毁，要么完全冻死在地里。普罗旺斯省的所有橄榄树几乎死绝了。虽然有私人救济在试图尽一点微薄之力，可面对1800万嗷嗷待哺的饥民，这点救济实在是杯水车薪。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哄抢粮食和面包的骚乱。在一代人之前，这些骚动本来可以靠军队的武力镇压下去。但是，新的哲学思想现在已经结出硕果。人们开始意识到，靠枪杆来对付饥饿的肠胃，将是完全无效的。况且，士兵们同样来自于群众，他们对于国王的忠诚是否继续可靠呢？在此危急关头， 国王必须做出明确的决断，来挽回民众对国王的信心。可路易再次犹豫不决。
在外省的许多地区，新思想的追随者们纷纷建立起一些独立的共和国。在忠实的中产阶级中间，也此起彼伏地响起了“没有代表权便拒不交税” 的呼声（这一口号是 1／4世纪前由北美殖民者首先喊出的）。法兰西面临全国性大混乱的边缘。为缓和民众的不满，挽回王室声誉，政府出人意料地突然取消了以往异常严厉的出版审查制度。一时间，一股铺天盖地的印刷品的洪流席卷了法国。每一个人，不管地位高低，都在批评别人或被别人批评。超过2000种形形色色的小册子被一齐抛到市面上。洛梅尼·德·布里昂纳在一片斥责与叫骂声中黯然下台。内克尔被紧急召回，重任财政大臣，尽其可能地安抚这场全国性的精神骚动。消息传出之后，巴黎股市暴涨了30％。在普遍的乐观情绪下，人民暂缓了对专制王权的最后判决。1789年5月，三级会议即将召开，全法兰西最杰出的头脑将汇聚一堂，这肯定能迅速解决所有问题，将古老的法兰西王国重新建设成健康幸福的乐园。
有一种普遍的思想认为，人民的集体智慧能够解决所有的难题。这种看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往往引来灾难性的结局。特别在一段极其关键的时间里，它反而束缚了所有个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