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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洞》描写了一个动物为保存自己的食物、自己的生命安全而精心营造了一个“安乐窝”后患得患失、想入非非、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状态。这个动物为了远离不安全的外面世界而躲进了一个自以为十分安全的、与世隔绝的地洞中，但当他身处地洞之中时，又时刻感到不安全，仿佛危险无处不在。这种变态的被迫害狂想症相当深刻地揭示了当代社会中小人物朝不保夕的处境和不安全感、灾难感，因为小说中的动物实际上是人的象征，他整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原因就在于：1。自身的弱小。他曾问自己：“作为地洞的主人，我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任何来犯者吗？我作为这样一个既宏大又脆弱的建筑物的主人，面对任何比较认真的进攻，我深知自己恰恰是没有防御能力的。”他还认为：“我正在变老，有许多同类比我更强，而且我的敌人多得不可胜数，我逃避了一个敌人，又落入另一个敌人之手，这种事情不是不可能的。”2。对周围环境及同类的不信任。他的弱小本来应该寻找别的动物来帮助，但他又对谁都不信任，这是由于他的多疑，所以他总是找不到帮助他的动物，也不愿找。他原来也曾打算找一个同类来为他放哨，但又否定了这个主意，因为他不能保证这个同类会忠实于他。总之，他因为弱小而避开外面的大千世界，但越是躲进封闭的世界似乎就越不安全，因为任何一个封闭的世界都不可能与外界完全隔绝。
《地洞》在艺术上最大特点是运用了寓言和象征手法。从表层来看，小说的叙述者兼主人公是一个中等偏小的动物，它能捕获比它小的动物，但又老是怕更大的动物。但这个动物实际上又是现代社会中中小人物 （普通人）的象征，它是一个人化的动物，因为他有一般动物所没有的、只有人才会有的复杂细致的心理活动。“地洞”象征人们逃避外在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们为了自身的安全而设置的安乐窝；而这个安乐窝仍不能给它带来安全感，则象征着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小人物难以自保的命运。卡夫卡的作品被称为“寓言小说”，本篇可以说是十分典型的。其次，小说大量运用了心理描写和内心独白的手法，小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只有大量的心理活动，“我”始终没有碰到真正的入侵者，只是时时刻刻在担心着入侵者，心理活动构成了小说的主体，而这种心理活动又是通过主人公兼叙述人“我”的第一人称独白的形式表现的，因而十分真实、十分生动。“我”的神经质的对危险的疑虑、敏感以及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活动被表现得极为细腻、深刻、生动，读来让人感到窒息，喘不过气来，“我”的这种神经过敏式的紧张，显得既可笑而又可怜。
触目惊心的异化世界——总结卡夫卡小说的主题思想
从以上的4部小说的介绍与分析中，我们可以把握卡夫卡小说的基本主题，这即是现代人的全面的异化。“异化”这个词本来是法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用以分析宗教与人的关系的术语。弗尔巴哈认为：人类出于自己的精神需要、安身之命的需要而创造了宗教和上帝，但此后宗教和上帝又反过来成为人类的异己力量、统治力量，是人为上帝服务而不是上帝为人服务。后来马克思用这个概念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异化的社会。首先，资本主义杜会的生产过程是异化的，因为生产过程本来应该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是人人乐于参予的、自由的、具有审美特点的愉快的过程，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程是非人化的、枯躁乏味的、不自由的，人们只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而参予劳动。其次，生产的产品也是异化的，因为产品本来应该归生产者所有，应当有助于劳动者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不仅不归劳动者所有 （归资本家所有），而且还加剧了贫穷悬殊，加剧了劳动者的绝对贫困化。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异化”大致上是指本来属人的、为人服务的、肯定人的本质的东西反过来离开了人的本质，成为支配和压迫人的力量。异化不仅可以发生在宗教和劳动的领域，而且也可以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机器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他人之间以及人与自我之间。可以说，西方20世纪文学就是异化的文学，它是异化的产物，以异化为描写主题，同时还以异化为理论基础。美国评论家特拉奇伯说：“艺术家的‘无家可归’和异化是现代派的基本前提。”法国评论家多内纳旋也指出：“异化几乎把全部现代文学吞没了。”美国作家劳森以美国现代文化为例指出：“异化现在成了我国文化中最流行的词语之一，它常被用以表示人同他在其生活中的环境的分离，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人失去了相爱和友善的能力及其结果——绝望、丧失信心以及道德上的虚无主义，从而使人到性生活、乖戾反常、麻醉剂和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中去寻求安慰” （劳森：《美国文化随笔》，见
《美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第451页）。实际上这不仅是美国文化的状况，而且也是整个西方20世纪文学与文化的普遍状况。而在所有20世纪西方作家中，对异化表现最为深刻而全面的当推卡夫卡。卡夫卡对现代人异化状态的揭示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l。人际关系的异化及孤独感：
孤独感多于与个体与他周围的群众、与他人的关系的疏离与隔膜。人生活在社会与群体之中，这种关系是人类为了抵御自然力而结成的，社会本应是个体的家园，是个体的安全与力量的保证。人类如果有了社会与群体这个依赖，他就不会有孤立无援的感觉。而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个体与群体的这种有力的亲密联系丧失了。代之以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疏离，代之以赤裸裸的金钱利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作品中表现的孤独不是浪漫主义作家笔下那种贵族英雄主义的孤独（如浮士德、唐璜）。而是普通平民百姓的孤独，他们被抛到这个荒诞的、缺乏爱的世界上，感到自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这种孤独感在我们已经分析过的4部小说中都有表现。《城堡》中的土地测量员有进入不了城堡的孤独，他总是孤军奋战，周围的人或是不愿帮助，或是帮不上忙。与他相似， 《审决》中的K在审诉的过程中也是孤军奋战，他连法院的门也摸不着，一个人在那儿徒劳地挣扎。最为典型的是《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和《判决》中的K，前者变为虫以后被自己的亲人无情地遗弃，惨死于父亲的重创和家人的“合伙谋杀”之中；后者被父亲的一句话判了死刑。他们的命运都告诉我们：现代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异化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即使是在自己的最亲的亲人之间，也丝毫没有理解、同情与友爱。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总是身处完全陌生的世界中，其中活动着一些仿佛互不相识的完全孤立的局外人。在卡夫卡的别的小说中，孤独主题同样极为常见。如《美国》中，卡尔不过是少年失足，却被自己的亲生父亲无情地放逐他乡；“骑桶者”因难耐严寒而向自己熟悉的煤店老板赊点煤，但被拒之门外；在《饥饿艺术家》中“饥饿艺术家”得志时人们趋之若鹜，奉承诡媚，失意时则无人理采，死了也无人关心；在《乡村医生》中，那个好心的乡村医生为了救人半夜出诊，但却惨遭毒打，被剥光衣服，道路两旁的熟人竟个个出来看热闹。这种陌生感和孤独感用《城堡》中的一位女店员的话说，即“我们房间外面的一切东西都是冷酷无情的——我得在那个陌生奇怪的大房间里和陌生奇怪的人来往。”卡夫卡用他的锋利而无情的笔否定了现代人之间的一丝一毫的美好感情联系，暴露出他们赤裸裸的灵魂。他否定了人与人之间，包括亲人之间除金钱与利害之外任何感情上的沟通可能性。在《在流放地》这篇小说中，卡夫卡把人对同类的暴虐残杀本性揭示得触目惊心，令人发指。一个士兵因为顶了他的上司——一个小小的上尉——一句嘴而遭杀身之祸。这位小上尉在行刑时使用了一台杀人机，对罪犯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机器开动时，上尉居然陪着他的客人一起欣赏同类慢慢被折磨死的情景：“我们不打算把人一下子便结果掉，而是一般要在12个钟头以后。”这样的“人”还是人么？作者把他无情的笔挖到了“人性恶”的最深处，让读者看到那被彻底异化了的灵魂，即人的不可思议的虐待欲、杀人欲。我们曾在前面指出：卡夫卡是一位自传色彩很浓的作家，他作品中的孤独主题是他在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孤独体验的艺术体现。卡夫卡是一个没有归宿的作家，他没有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宗教，没有家庭的温暖、爱情的甜蜜，甚至在职业上他也是一个介于职员与作家之间的“边缘人”。他执着地寻求人类的理解但又总是寻求不到，他曾对一位朋友说：“动物比起人来与我们更接近些……我们发现和动物相处更容易些。”这句话凝聚了卡夫卡的彻骨的悲凉与绝望。M·勃罗德在《无家可归的异方人》中对卡夫卡《城堡》的一段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小说的孤独主题的认识：“卡夫卡通过自传体小说的写法，把主人公简单地称作 ‘K’（引注：K是Kafka的第一个字母）。他的主人公走过了孤独的生活道路。因此正是我们身上的孤独成份才赋予这部小说以超自然的深度，后者以惊人的明晰性出现在我们眼前。另外，这仍然是一种非常确定的、比较微妙的孤独之感，一种深深地埋藏在我们心中的孤独之感，一种在安静的时刻就会涌上表面的东西。因为卡夫卡的主人公究竟还是一个充满善意的人，他既不追求孤独，也不以此为荣。正好相反，孤独是别人有意加在他身上的；因为就他的愿望来说，他渴望得到的莫过于成为社会的一个有活动力的成员，循规蹈距，按照惯例与别人合作；他追求一种有用的职业，打算结婚和建立家庭。但是这一切都失败了。人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把K包围起来，使他陷入孤独的那层冰冷的外壁决不是暂时的现象。”这段话告诉我们，无论是卡夫卡本人还是他笔下的人物，都不是自己想要孤独、故意远离大群，相反，他们是渴望被理解、渴望爱的，但正因为他们的渴望太强烈，他们的失望、孤独才更加深沉、不可忍受。只有当一个人渴望沟通和被理解时，他才会有不能沟通、不被理解的孤独，因为孤独作为一种心理体验与作为外在的生活方式的离群索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