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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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1-01- 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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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察世界产生的;冒牌哲学家则相反,他的疑难是从一本书中,从一个现成体系中产生的。”(该书中译本第65页,商务1982年版)
  引述这段话,是想说明无论是叔本华还是尼采,他们的“高贵”在哲学上就体现为一种超脱式的对个人生命的沉思;他们最为关心的是哲人在现代处境中的位置,这种关心反而使他们显得愤世嫉俗,而且竭力要使自己在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激情后面,透露出个人的生存性需要。与尼采不同的,就在于叔本华更多悲情的直露(人生来就在痛苦与无聊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晃动),不像尼采还说些“沉醉”或“超人”的谎话。到西美尔,叔本华的悲情更具有了一种对现代性的“幽雅的厌倦”。也正是这种感伤主义的情绪性体验才使得西美尔在世纪之交走向了一种可称之为“寂静主义”的社会哲学,一种与各种喧嚣着的社会批判理论截然不同的文化哲学。
  就这样信笔写来,我已分不大清哪些是叔本华、尼采的话,哪些是小枫的,哪些是自己的,特别是一些让人有所感受的话。人其实只能注意到自己想注意到的东西。所以移花接木,借别人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尽管倒并不一定真有“微言”要曲折地表达。说关注于哲人在现代处境中位置,这话还太高妙了一点,说虚无主义已成为我们共同关切的问题,这倒比较切合实际。虚无主义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尼采说了“上帝已死”,也不是因为我们都终于认识到生存和认识的有限,而是因为生活中“巨大的偶然性”已把每个人都抛到了完全“无序”的境地之中。这种“无序”从感知、认识到制度性的形成,几乎使人不相信世界(至少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曾有过或还会有一种类似于“自生自发”的“自然秩序”。当然,与“自生自发的自然秩序”相对立的,也决非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然权利”,而是全无任何信念可言的“知识人的畜群道德”,就如前面第八点所引用的小枫的话所说的那样。
  于是有人想到遥远的过去,想到人类几个主要文明地带都曾差不多同时出现过的“轴心文明”,想到中华元典精神,想到一去不复返的古典贵族制度和依稀尚存的古代智慧(难道我们真有理由相信现代人比古代人更明智吗?),总之想呼唤回想象中的“自然秩序”(就如也曾呼唤过想象中的‘社会契约’一样),然后再让这种“秩序”扩展开来,但目标却跟当初的“契约论”不一样,它不是直指宪政的演进,而是那种只有古典的贵族制度才能培养造就的超验意识与绝对价值。这里面交织着更深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融合——如果不是在古典而是在现代的意义上承认这种融合也不过是些“教士伦理的子孙”的话,至少在我看来也是诸多“不肖子孙”中“稍好”的一个。
  全部原因就在于无论是相对于个人还是人类,都发生过一些无可挽回的“灾变”;也无论是相对于所曾有过或只存在于头脑中的自然的或超验的“秩序”而言,过去的也就都无可挽回的过去了。
  这使我又想到了麦克太尔的另一个与此有关的“假设”:
  假设出现了这么一场政治运动:公众把一系列周围环境的灾祸归咎于科学家,于是在当局的授意和支持下,普遍的骚乱发生了,实验室被焚毁,自然科学家被处私刑,书籍和仪器被焚毁,废除了各类学校和大学中的科学教育。若干年后,开始“平反”,科学重新得到了“复兴”,但人们已在很大程度上忘记了科学本来是什么样子,只好根据一些残存的片断争论相对论、进化论和元素说的优劣,儿童们继续背诵着元素周期表和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但没有人或几乎无人认识到,他们正在从事的并非是本来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因为那合乎具有稳固性与连贯性的一定准则的言行和那些使他们的言行具有意义的必要的背景条件都已丧失,而且无可挽回地失去了。”麦金太尔称之为“大灾变”。在这样的“大灾变”后,尽管“中微子”、“质量”、“比重”、“原子量”这些词汇还可能重新启用,但“作为使用这些词汇的前提的许多信念已经丧失”。也许就自然科学的发展史而言,这确实只是一个“假设”,但就“一个足以把道德的语言和实践抛入严重的无序状态的灾变”而言,它又确是“我们历史中的重要事实之一”。比如相对于“轴心文明”、“中华元典”而言,发生在今天的各种学院派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争论或转型,都只能理解为某种“灾变”后的“复兴”,而且它恰恰表明“我们正处在一种几乎无人认识,或者说,可能根本就没有人能充分认识的状态之中”。(《德行之后》第一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在一个民族漫长的历史中,这样那样的“灾变”总是难免的。我也依旧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学是否要办的问题真成了一个问题,直到毛主席他老人家出来说理工科大学不妨试办几个才算暂时平息了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争论。回头去看,在当时的“背景条件”下,哪怕就是理工科大学又能办成怎样其实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这都是些题外的话,但又会使我们猛然意识到也许今天有关那些完全是从西方引进的自由、民主、共和、人权的争论,对我们来说也发生在一个“背景条件”完全不同、作为使用这些词汇的前提的许多信念从未有过的地方。
  但在这里我要赶快申明一下:我是完全不同意麦金太尔企图从他那耐人寻味的“假设”中所要引申出的结论的;不仅不同意,而且很有些反感。就是我们全都浑然不觉地生活在这样那样的“灾变”之后,我也不想听到一个貌似“先知”的人物出来告诉我们“过去”曾是什么样子或多么美好,特别不想听那些与共同体利益结合在一起的类似于“修养”的美德教诲——这也许和自己中“教士伦理”的毒太甚有关,但我们考虑问题总不能不生活在现实之中。而且无论怎么说,奴隶解放和男女平等都是任何一个可想象的“人类美好生活”的必要前提。
  尼采也是一位貌似“先知”的人物。他与麦金太尔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都赞美古代希腊的贵族等级制度。(海德格尔大约也如此)但尼采骨子里是个不安分的人,如果生活在古代希腊,他恐怕是另一个苏格拉底。所以他事实上享受到了苏格拉底所未曾享受到的权利,尽管按照他对社会状况的衡量标准来说,他是一个与所有的民主理想完全对立的人物。(西美尔:《尼采与康德》)在对一种“国家秩序的基础”的选择上,我宁肯选择“权利”而不是“美德”。这是另外一个更大的话题,尽管就那种怅然的、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感伤主义的情绪性感受而言,我面对麦金太尔的“假设”也无所应答。
  如果以一种感伤主义的心态去面对当前的各种争论,难免会走向一种“寂静主义”的文化哲学。这种“寂静主义”的文化哲学是对“哲学本质上是政治的”这一无可奈何的命运的无可奈何地反抗。而就我个人的哲学努力而言,无非是想试探一下在一个充满政治的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着一种“非政治的”个人生活的可能性。
  还是我过去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一种消极而又微弱的声音。
  当然这要看你怎么理解“消极”。就对各种喧嚣着的“批判哲学”,特别是自以为自己是国家医生,要引导人民甚至要给国家、民族治病的“建构学说”的抵抗而言,“寂静主义”的文化哲学同样体现着一种“高贵”,即“自求解脱一种疑难”,“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生命”,为了个人思想的生存性需要。前面说过,这种“高贵”在现实生活中更多表现为神经质地愤世嫉俗。“詹姆斯·乔伊斯有一次对朋友说:‘我反抗英国的成规积习,不管是文学成规还是其它成规,都反抗,这是我才能的主要源泉。’”(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中译本第209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年版)不管尼采怎样区分“微言”与“大义”,也不管他在“隐瞒”与“谎言”上下了多大功夫,他的力量同样来自对一切(首先是德国哲学的)成规积习的反抗。这一点,就是再没有“稀罕的思想”的人也能从尼采的书中看出。
  当然,就我们生活的现实而言,这种反抗也包括着对那种“人的金属品质贵贱论”的反抗;如果它曾是一种“自然秩序”的话,这种“秩序”的“自然性”(其实也就是一种合理性)不但永远地消失了,而且还会不断地以各种形式的“血统论”或“阶级分析法”的面目出现。这种反抗可能与自己的“非贵族血统”有关,于是无形中把“小人的道德”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事实上已经生活在类似于贵族等级制的存在秩序之中。尽管对人的自由(哈耶克)、权利(诺齐克)、公正(罗尔斯)的强调多少也带有某种理想性,而且这种理想要成为现实是祸是福也真说不定,但对于现存秩序直接表示不满,这恐怕是尼采的文章之所以不需要解释就可以直接变成知识文化人的大众话语的根本原因。在这一意义上,尼采是不死的。
  就现实的感受性而言,其实最关紧要的也就只那么几句话,甚或只是几个词,说穿了也无非是些“大白话”、“大白词”,然而却就是说不穿,哪怕在一个言论完全自由的环境里也一样。尼采说他沉思到真理但不能明说,因为这真理即“无真理”——世界的本质是混乱(根本虚无)。不管这话是否在绕圈子,从哲学与人民的关系这一角度来看,尼采确实是位现实感极强的高超哲人。这种高超的本领在学问之外。也许通过小枫的解读,我们更体会到尼采的“难言之隐”,这种“难言之隐”越成为一种“富于哲学意味的情绪”,也就越使尼采成为了一位真正的哲学家。想到这里,觉得那些“大白话”、“大白词”之所以说不穿,就在于这种“难言之隐”一旦成为了哲学问题,也就势必在学问上是绕圈子的,是自相矛盾、自我抵牾的。西美尔曾说过,如果有人想避免似非而是地解释尼采,那他就一定远离了尼采。
  小枫在《金钱、性别、生活感觉》(《开放时代》2000年5月号)中说,“现代性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对于事物的微妙差别和独特性质不再能够做出感受同样细微的反应,而是用平凡一律的方式去感受一切。”这我是完全同意的,所以才在尼采的基础上如福柯那样强调人的身体性(生命的本原现象)存在,因为它真正涉及到一个“如何恢复对事物有差异的魅力的细腻感受”。这也是我所理解的哲学本来意义上的“高贵”。

  艺术的辉煌——读残雪《辉煌的日子》

  艺术的辉煌
  ——读残雪《辉煌的日子》
  ? 唐 俟
  一 老 友
  《辉煌的日子》描述的是作为艺术家的人、人的精神的光天化日。
  人的精神,就是人在“自我”之内建立起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区别——这种区别归根到底是没有区别,而人之为人就是要创造出区别——并在区别(两极)之间保持联系:这就等于去寻找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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