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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这种不足恰好是道家之有余。道家相信愈下贱的方是愈美好的，当然也是愈具冲气为和之性的；万物如此，人类亦然。这叫做“每下愈况”。在《庄子》中，随处可以碰到扑面而来的此类实例。例如轮扁论斫轮，有所谓“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之说（《庄子·天道》），它说的是技艺，实际是在褒扬轮扁之类的贱人具有负抱冲和的品性。而这样的品性，在大人先生那里，倒是恰恰没有的。
三一之诀
道家的诸如此类的睿智哲思，到了道教那里，往往变味变质，搞得面目全非。万物负抱冲和或含三为一的参一思想，也是这样；在道教，它竟成了一种“秘要诀法”，一种炼形养身的方术，所谓的三一之诀了。
其诀认为，人由精、神、炁（气）三者混一而成，“精者，虚妙智照之功；神者，无方绝累之用；气者，方所形相之法”（《玄门大论三一诀》引《释名》，见《云芨七签》卷四十九）。三者缺一，人将不人，但三者并不便是人的本体，而只是本之用和体之义，它们都以妙有为本体。那个妙有，虽有而未形，故谓之一，发而为用，则兼精神气三义。此之谓“用则三分，本则常一”、“兼三为义，即一为体”，简称“三一”。
道教的这个精神气三分常一的说法，与道家尤其是老庄，几乎没有什么思想上的关系。唯一能够拉扯得上的，只有《老子》中说过的“此三者（指夷、希、微）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那样一句话。在《老子》，那本是对“无状之状”的道体的一种勉强描述，但道教人士却一口认定，老子所说的这个“夷、希、微”，也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精、神、气；夷希微三者的混而为一，正是他们的精神气一之诀的始祖与源泉。
其实老子所谓的混而为一的夷希微，充其量不过是老子终于想出来的对于无状之状（即“道”）的一种状法，是赋予无物之物的一种形象，也就是他自己所谓的“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只是一种修辞上的技巧，并无多少微言大义可言。奇怪的是，夷希微三个字，后来在西方也引起过许多奇妙的联想（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甲·中国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29·131页）。其“三”和其“一”之间，也谈不上有什么逻辑上的必然，当然更不深含什么体用本末之类的道理。
道教出于神道设教的需要，除了攀附夷希微，对精神气作种种夸张的解释外，在三和一的关系上，也故弄玄虚，把真理解说变成了文字游戏。譬如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设问何以“言三言一，不四不二”？然后神乎其技，自己作答道：“以言言一，即成三也”（见《玄门大论三一诀》），以此来炫耀，“三一之诀”本是天生的。
所谓以言言一即成三，原是从庄子那里引渡过来的。庄子在《齐物论》里曾说过：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
庄子在此强调“无适”，强调“因”。认为学道者，纵然悟得“万物与我为一”，也不能像跃冶那样，来夸说这个“一”。因为才说这个一，便将自己放在非一的位置，失却“为一”的境界，与二为伍，“以至于三”了。
庄子这个“以言言一即成三”的告诫，无疑是十分机智而深刻的，但拿它来回答何以言三言一、不四不二的问题，不止是虚张声势，也未免近乎滑稽。要知道，老子的负抱冲和说，才是不四不二的最好答案；可惜鼓吹三一诀的人，对一和三的关系说了许许多多，竟始终未曾理解老子的这一句平凡真理。
大概三一之诀志在修炼，其于哲理，则不求甚解，但求妙玄，故多似之而非，类于符咒，譬如其说三一分合，有云：
三义虽异，不可定分；亦一体虽同，不容定混。混亦不混，故义别成三；分不定分，故体混为一。混三为一，三则不三；分一为三，一则不一。不三而三，不一而一，斯则三是不三之三，一是不一之一。不三之三非直非三，亦非非三；不一之一非止非一，亦非非一。此合重玄之致也（《玄门大论三一诀》）。
说三一圆智，有云：
圆智非本非迹，能本能迹，……本迹皆圆，故同以三一为体也。三一圆者，非直精圆，神气亦圆。……斯则体用圆一，义共圆三。圆三之三，三不乖一；圆一之一，一不离三。一不离三，故虽一而三；三不乖一，故虽三而一。虽三而一，故非一不一；亦虽一而三，故非三不三。三一既圆，故同以精智为体，三义并圆，而取精者名殊胜也。（同上）
诸如此类的所谓“合重玄之致”的解说，早已超过重玄的双遣办法，闹成三遣四遣，迷途忘返，莫名其妙了。至于一体何以三义、三用如何一本，这样的更根本的问题，反而湮没无闻，无可查询。首尾互换，轻重倒置，有如此者，可叹！
认准航道，飞出美丽的线条——关于“台语文学”的对谈
？ 陈漱渝
人物访谈
“飞！毋是干若为着beh讨吃！
飞！亦无一定爱飞真高！
只是希望置辽阔e天空顶，有一条属于自己e航道允准试飞，目的——只是想beh飞出一条美丽e线条……”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台湾静宜大学中文系举办的“五十年来台湾文学”第三场研讨会上，有人散发了一份刊物，上面有这首题为《想beh飞》的诗作。应该承认，这首诗的立意是很不错的，但来自大陆的我读起来却如同阅读半懂不懂的夹生的外文，不少外省籍的台湾学者读起来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回寓所查阅杨青矗等编撰的《国台语对照辞典》，才知道这首诗题为《想要飞》，前几句的意思是：“飞！/不是仅仅为着要讨口饭吃！/飞！也不一定喜爱飞得高！/只是希望在辽阔的天空上，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航道可以试飞，目的——只是想要飞出一条美丽的线条！”
语言不是为了人际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么？创作文学作品不就是为了让它能够广泛传播私？如果作品中夹杂了大量方言，甚至完全用方言进行创作，让人听不懂，看不明白，阅读起来不习惯，难道不是事与愿违么？为了解开心中的疑团，我跟一位台湾友人进行了一番对谈：
友：你首先必须尊重台胞对台语的感情。不爱乡土，爱祖国又从何谈起？严格地说，台语应包括高山族地区使用的高山语，台北、彰化之间的中坜、竹东、苗栗、新竹等地和南部屏东、高雄等县市，以及东部花莲、台东的部分地区使用的客家方言，还有台湾其余各地普遍使用的闽方言。现在所说的台语主要指的就是闽方言。闽方言在台湾居民中使用的比例大约占四分之三以上。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语言，它的韵母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古音中的鼻音韵尾和塞声韵尾，保存的古代词汇也相当多。上海人扎堆时爱用上海话嘀咕，广东人在一起也爱用粤语交谈。光绪年间有一部章回小说《海上花列传》，对白不就是用吴语方言写成的么？所以，你看到台语文学作品，也不必大惊小怪。
陈：我非常尊重台胞对台语的感情，也明白在文学作品中正确使用方言的作用：既可以从中择取活泼、简炼、富有表现力的词汇（即“炼话“），又可以烘托浓郁的乡土气息。但是使用方言应恰如其分，有个“度”的问题。即以闽南话而论，不仅内部分歧明显，语言现象复杂，而且跟通用语差异很大，有些词有音无字。比如通用语中的“乡下”一词，台语中写成“草地”，通用语中的“逃亡”，在台语中成了“走路”，通用语中的“很多事情”，用台语写出来成了“全事屎”。如果滥用方言，只会增加作品跟读者之间的隔膜。而且，我感到有些人提倡台语文学有些情绪化，并不是完全出于学术理智。
友：你的感觉是敏锐的，但台湾有些作家之所以对“国语”有抵触，有着复杂而可悲的历史背景。自郑成功光复台湾之后，台湾文学主要以汉语传布书写，但一八九五年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殖民者力图透过语言同化来全面控制台湾，迫使一九二0年以后出生的台湾作家无法用汉语读写，仅能用日文从事创作。一九四五年台湾第二次光复，台湾作家原本欢欣鼓舞，怀着弃儿重回母亲怀抱的欢愉。当时到处狮阵锣鼓，鞭炮响彻云霄，热烈气氛赛过了迎奉妈祖。但好梦成空，迎来的却是一九四七年惨绝人寰的二·二八大屠杀和五十年代的白色大整肃，不少台湾作家一夕之间竟成了哑口的族类。这些作家并非从本质上反对推行国语，而是在技术上、方法上不满那种剧烈而毫无缓冲余地的霸道作风。
陈：对这种情绪我非常理解，但这毕竟是历史的陈迹。当前从事的一切都应该着眼于未来。其实，关于台湾文学的定位以及台湾文学应选取的通用媒体原本是一个不存争议的问题。早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张我军就明确指出：“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原载《台湾民报》3卷1号），此前一二年，《台湾》月刊和《台湾民报》也讨论过台湾文学的用语问题。黄呈聪认为，台湾的祖国是中国，“母子”的“关系情浓”，加上地利之近便，利用浅显易懂的白话文更容易“吸收他的文化，来助长我们的社会”。他还明确指出，台语白话文“使用的区域太少”，而且“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背后没有一个大势力的文字来帮助保存我们的文字”，因此他反对用台语白话文取代中国的白话文（《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台湾》1923年1月号）。另一位学者黄朝琴也发表《汉文改革论》，指出台湾话和北京话口音虽不同，“言语的组织大都相同”，学习上有方便之处，而且“做台湾的人，将来欲做实业诸事，非经过中国不可，所以学中华的国语，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