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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阳照样升起》中，海明威就指出战争的荒诞：战争使杰克这样的男人丧失了男于气质，又使布莱特这样的女人丧失了女性特征。他们无法相爱，一事无成，生活得更加荒诞。在《永别了，武器》中，海明威采用讽刺手法，进一步描写了战争过程中的种种荒诞。他使人们相信，亨利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一个讽刺性的差距。
海明威关于大撤退的描写是个最典型的实例。在一幅展示战争的愚蠢和混乱的画面上，海明威及时插入了一段讽刺特写。在满是雨水的路上，一辆救护车深深地陷在泥里，两位乘车的工兵急于追赶撤退的队伍，不肯留下来砍些灌木来垫好打滑的轮子，想徒步逃跑。这时亨利开枪打中一个上士，这个上士只是被打伤了，但在亨利的默许下，接着就被救护车司机波尼罗击毙。波尼罗还骄傲地说：“我一直想杀死个上土。”但是几个小时之后，他也跑了，主动让自己被敌人捉去，以免被打死。在塔利亚门托河大桥，亨利意识到战场警察将以他对待上士的那种方式对待他，“我看得出他们的脑子是怎样想的，要是他们有脑子而且他们的脑子管用的话。他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正在拯救祖国。……我们站在雨中，一次提一个出去受审和枪决。凡是他们问过话的都枪决。审判官偿本身全没危险，所以办事漂亮、客观，坚持严峻的正义。”亨利纵身跳进塔利亚门托河大桥，将这个残酷喜剧推向高潮。
我们再回头去看，就会发现战争中的荒诞一直存在着。亨利第一次上前线时，他所指挥的野战医院正在为接收伤员做准备，可是这时一枚敌人的炮弹正好落在他们中间，于是亨利本人就成了第一批运往后方的伤员中的一个。他还听说，因为这件事他要获得一枚铜质勋章；而他的朋友雷那蒂希望那是一枚银质勋章。
亨利在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讽刺性差距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只不过比较模糊奇怪罢了。身为一名非战斗人员，他住在舒适的房子里，有吃有喝，常常光顾妓院。并且他还在一个有同情心的指挥官的支持下得到了很长的休假。尽管如此，他仍然不满意，而且这种乐事越多，他的这种心情就越加明显。显然，亨利这时的心情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反映，而且也是被战争所破坏的人类文明的整个悲惨事件的反映。
女主人公凯瑟琳·巴克莱则是一个较为理想的人物。她可以与《太阳照样升起》中的布莱特形成鲜明的对照。虽然她们俩有一些相似之处：十分漂亮，高高的个子，白皙的皮肤；都是英国人；都曾在战争初期就失去了自己真正的爱人，而且在感情上或生活方式都变得复杂起来。除此之外，她们就大相径庭了。
布莱特终究是个有一半自暴自弃的半女性的人。她留着跟男人一样的短发，戴一顶男式毡帽；把男人们称作“伙计”。皮得罗要她把头发留起来，让她更女性化一些，跟他结婚，结果遭到了她的拒绝。布莱特反对这种女性化，也不喜欢别的女人，在女人中间，她没有也不希望有真正的朋友。她只能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从一个酒吧间到另一个酒巴间，从一个男人投向另一个男人，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周而复始，不能停止。
凯瑟琳·巴克莱则是一个完全的女人。她温柔体贴，有求必应，对亨利的爱明显含有母爱的成份。她很少喝酒，也不需要任何别的男人。她只要求与亨利一起生活，这样她就会很幸福。她的气质十分符合一夫一妻制。她在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家。这一点在米兰的旅馆里有非常细致的描写：
凯瑟琳坐在床上，望着吊灯。她已经脱了帽子，头发在灯光下
粲然发光。她在一个镜子里照着，用双手理着头发。我在其他三个
镜子里看到她。她的样子闷闷不乐。她任凭她的斗篷掉在床上。“怎么啦，亲爱的？”“我从来没有当妓女的感觉，”她说。我走到窗边，拉开窗幔
向外望望。想不到会这样子。“你并不是妓女。”“我知道，亲爱的，但是感觉到自己好象是妓女，并不是愉快
的事。”
我走过去，挨着她身边坐下，吻她。“你是我的好姑娘。”“我的确是你的，”她说。
我们吃了晚饭以后，精神愉快，过一会儿，我们快乐自在，仿
佛这房间就是我们的家。医院里我那间房间，过去是我们的家，现
在这房间又是我们的家了。
巴克莱用女性完整的柔情，为不知所措的亨利营造了一处精神避难所，在这里，她使亨利得到完善，并使他们的结合也完善起来。因此，凯瑟琳·巴克莱之死标志着亨利的最后幻灭：
但是我赶了她们出去，关上门，灭了灯，这也不顶什么用。那
简直是在跟塑像道别。过一会儿，我走了出去，离开医院，冒雨走
回旅馆。
亨利先是“永别了，武器”，接着又“永别了，怀抱”，但亨利对待这两者的心情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亨利和巴克莱的悲剧是一个超越时代的悲剧，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最明显的相似之处是这四位主人公都是命中注定的不幸的情人，虽然这两个故事一个以奥意战争为背景，一个以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家世仇为背景。
凯瑟琳和朱丽叶一样，都死于偶然事件，并非邪恶社会环境的直接结果，也不是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凯瑟琳的身体条件妨碍了她的正常分娩，她的死纯属生理上的偶然原因。朱丽叶的死是因为误会，更主要的是带消息的修士耽误了时间。如果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凯瑟琳和朱丽叶之死都表现了一种艺术上的必然。正象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蒙太古家族和凯普莱特家族因世仇而形成的邪恶势力一样，第一世界大战决不会从根本上促成亨利和凯瑟琳的结合，尽管他们心心相印，情投意合。
在这部小说中，海明威还特别注重烘托气氛，他用阴雨的天气给全书奠定了低沉悲凉的格调。连绵不断的阴雨一直伴随着灾难和不幸。亨利伤愈后还没有重返前线时，雨就开始下了，连绵不断，继之又断断续续。亨利从大撤退到逃往施特雷沙，到与凯瑟琳重新团聚的时候，整段时间都在下雨。当他们俩重逢时，雨就停了，他们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窗上洒满阳光。这时晴朗起来的天气，益发衬托出他们爱情的美好。气候的好坏和主题的发展直接相关。然而晴天是短暂的，到了三月冬天开始消退，夜晚又开始下雨了，一直到凯瑟琳死去。最后，亨利冒雨走回旅馆。
《丧钟为谁而鸣》
三、四十年代，卓有成就的海明威在创作上毫不松懈，满怀热情地耕耘和收获，先后发表了关于西班牙斗牛的专著《午后之死》（1932年）、短篇小说集《胜者无所得》（1933年）、关于非洲狩猎的专著《非洲的青山》（1935年）、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的》（1937年）、剧本 《第五纵队》（1938年）和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年）。
海明威的小说历来有这么一个特点：主人公是美国人，但故事发生的背景却远离美国，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或者非洲。这自然与作者的经历密切相关。海明威从欧洲返回美国定居大约十年后，试图写一本反映美国的小说，这便是《有的和没有的》。但在这部小说中仍然有一部分事件发生在古巴。
主人公哈利·摩根的名字取自英国十七世纪海盗亨利·摩根。摩根为了养活老婆孩子，不惜铤而走险，违法从古巴往美国贩运甜酒和人口。最后他在抢钱中和人发生火井被打死。临终前他明白了一件事：“一个人不行……他妈的干不出事。”他认识到一个人单独行动绝对没有希望。然而这个结论不是从情节上发展出来的，让人毫无必然的感觉。书中将有钱的与无钱的人进行对照，用来构造与支持这小说和它的教训，但这整个事件不能使人信服。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不成功的。
但对于揭示海明威的思想来说，这部小说又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是他思想发生转变的一个标志。他从尼克·亚当斯私订和约开始的流放历程至此告终；海明威在思想上不再与世界分离。实际上到了1937年，这部小说出版那年，海明威已经再度接受他二十年前抛弃了的社会，又回到另一个“为民主而战”的战争。
1938年发表的剧本《第五纵队》证实了这一点。《第五纵队》的主人公菲利普·罗林斯是为忠于共和政府者作间谍工作的。他伪装成一个酗酒、放荡的战地记者，很难得花时间和精力去完成一篇报道。后来美国女记者多萝西·布里奇斯爱上了他，决定改造他，同时也要与他结婚。对待那场战争他们两人有很大的差距：菲利普无论是在喝威士忌时，还是和妓女上床时，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他完全沉浸在政府军的斗争里。女记者多萝西·布里奇斯则是个旁观者，她对菲利普缺乏理解。当多萝西提出他们离开西班牙到圣卓别兹去寻欢作乐时，菲利普建议她玩点儿别的：春天钓鲑鱼；秋天去匈牙利打猎：在马林第海滨玩冲浪板等等。菲利普告诉她：“你可以去。但是这些地方我都去过了，我已经把它们抛到脑后。我现在要去的地方，我一个人去，或者与那些有共同的理由的人一块去。”《第五纵队》虽然也不是一部杰作，但它无疑指明了海明威思想的流向。
因此当1940年《丧钟为谁而鸣》出版时，人们就不会对这本书扉页上的题词感到突然了。海明威在这里引用的是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一段话：“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褒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丧钟为谁而鸣》也是反映西班牙内战的。故事的背景是：由于1937年3月中旬，政府军在首都东北瓜达拉哈拉城附近大败意大利侵略军，首都已转危为安。俄国上将戈尔兹这时正准备在首都西北向瓜达拉马山区叛军山上防线发动进攻，为了切断敌人的增援路线，派美国志愿人员罗伯特·乔丹到敌后深山中和游击队接上关系，等战斗一打响，就炸毁一座铁桥。
乔丹在老向导安塞尔莫的引导下，与住在山谷下面山边洞里的一伙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并与他们为伍。游击队员的“士气”很低。他们的领袖巴勃罗当年曾是个马贩子，给部队和斗牛场供应马匹，后来在斗牛场做帮手时结识了和斗牛士菲尼托同居的比拉尔，菲尼托被牛挑死后，比拉尔就跟巴勃罗待在一起。革命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