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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那拉曼查的骑士绝不因旁人的凌辱施暴摆脱了奇思异想，这堂吉诃德一般的神学家绝听不进争辩，受不住批评。如若改革领袖们听不懂他，如若谨慎隽志的人们不在书房听他的宏论，他必得在大庭广众下面启衅宣战。整个基督教世界，得读到他的文章才行。他要印行一部著作。于是二十二岁上，塞尔维特倾其所有，在哈根瑙把他的观点印行于世（《De Trinitatis erroribus libri septem＇论三位一体之谬误七章＇》，一五三一年）。这引发了一场暴风骤雨。比塞毫不迟疑，声称这无赖该当“活生生扯出他的肠子来”；从这一刻起，整个新教世界，便把塞尔维特看成撒旦活脱的帮凶。
不消说，一旦谁持有这样的挑衅姿态，一旦谁扬言天主教与新教教义一概大谬不然，他便无法在基督徒当中落脚栖身。自从米圭尔？塞尔维特犯下那奉行“阿里乌派异端”的冷酷罪名，他便像野兽一样，给人追亡逐北。他躲到后台，隐姓埋名；其实他舍此别无它途，因他早已经恶名昭彰。于是他回到法国，改名米歇尔？德？维尔纳夫，并以这假名在里昂的特莱许塞尔兄弟印刷所寻了个校对员的工作。换了新的生活范围，他那虽不专业然而极富想象的洞见，却迅即找到全新的刺激与论争。在校对托勒密《地理学》的校样时，塞尔维特昼夜苦读，竟至于学成个专业地理学家，还给这书写了篇详尽的引言。同样，当他校对一部医书，这灵活多变的人又学成了医生，并很快真的开始投身医学研究。他为此而移居巴黎，在维萨留斯附近工作，准备解剖标本，开设解剖学讲座。然而恰似从前在神学领域一样，这情急的人刚刚完成了学业，取得医学学位，便迫不及待地登堂授业，与旁人争强斗胜。而后在巴黎医学院，他宣布将要开设数学、气象学、天文学和星占学的课程；然而大学里的医生们，给这掺杂了星占学和医学的大杂烩搅得火冒三丈，对他那自吹自擂大张挞伐。当局对塞尔维特—维尔纳夫斯开始冷淡；巴黎高等法院得到举报，说他用那套“天谴星占学（judicial astrology）”捣乱滋事——这学问可是受到人法神律同声谴责的呀。这时还未曾揭露出，这“米歇尔？德？维尔纳夫”便是那受通缉的异端米圭尔？塞尔维特，但为保命计，塞尔维特只得再次逃亡。于是教员维尔纳夫人不知鬼不觉地离开法国，一如从前神学家塞尔维特无声无息地离开了德国。很长时间里，没人听说他在做什么；待到重新出现，他已经换上了新面孔。谁会怀疑维埃纳的总主教皮埃尔？保罗迈耶，雇的个常任医师，竟会是个异端分子亡命在外，还被巴黎高等法院判为骗子？可米歇尔？德？维尔纳夫毕竟小心翼翼，在维埃纳再也不讲他那套异端邪说。他屈心抑志，忍气吞声；他上门替许多人治好了病，也大大赚了笔钱。于是当他外出散步，碰见有钱的维埃纳自由民，他们会以西班牙式的礼节，向总主教阁下的常任医师米歇尔？德？维尔纳夫大夫脱帽致敬。“瞧他多出色，多虔诚，多渊博，多谦逊！”
真正讲来，这激昂急躁的西班牙人，他的异端思想绝未泯灭。从前那穷根问底的不懈精神，依然激励着米圭尔？塞尔维特。一旦有谁全身心沉溺于一种观点，那情形活像患了热症：他的心里充满无羁无绊的活力，它寻求着发展与自由。每个思想家都会遇到那样的时刻，他有些迫切的想法免不了自寻出路，一如棘刺要从化脓的手指里排出来，婴孩要从母亲的子宫里爬出来，或者胀大的果实要从果壳里爆出来。人若像塞尔维特那样热情洋溢，信心过度，总忍不下自己独有的迫切想法给人长久压抑；他难以抑制地渴望着，要强迫这世界与他同步思考。新教领袖们不断宣扬其婴儿受洗和三位一体之类教条；在塞尔维特看来，目睹这些显然谬误的教条大行其道，不啻每日的受罪。基督徒怎能还被这“反基督”的谬误污染了身心？为真正的信仰公开宣示自己的使命，难道这不是他的责任？毫无疑问，在那些被迫箝口的岁月，塞尔维特在精神上必是备受了痛苦。纵使三缄其口，那些话语却激荡在他的心胸；然而身为亡命之徒，最要紧的便是安全，他得避人耳目，闭口不语。到头来，塞尔维特决定找个同情他的人通信，做一些思想方面的讨论。因在他目前的居所，他断不敢与任何人口头讨论自己的神学信念，这样的讨论只能秘密地书面进行。
然而在塞尔维特，要命的却是他太嫌盲目，竟选了加尔文当他可信赖的神学家；巴望这革命的勇敢改革家会准备同意他的观点，更加大胆地解释《圣经》。或许在与加尔文交往时，塞尔维特只是在跟个老相识叙旧，恢复很久前进行过的讨论。他们一准曾经在巴黎共同求学；然而直到加尔文成了日内瓦的主人，米歇尔？德？维尔纳夫也当上了维埃纳总主教的常任医师，两人才开始通信，还拿里昂的学者兼书商让？弗莱隆作为中间人。塞尔维特首先写信，他急着向加尔文不断要求，希望自己反三位一体的观点能得到这宗教改革至为卓越的神学家支持。为这目的，塞尔维特不停地写信。起初加尔文回复的语气，全是在纠正对方错误的信条；他笃信自己有责任将迷途的人引回正确的道路，把走失的羊领回正确的羊群，于是竭尽全力要塞尔维特认识到错误。然而到头来，塞尔维特傲慢放肆的语气终于令他火冒三丈。加尔文本是独裁固执，最纤小的龃龉也常会令他怀恨在心；塞尔维特却给他写了这样自大的话：“我已经一再解释给你，你看不见三个神圣本质的重大差异，于是误入歧途”，这便触到那危险对手的痛处。最后塞尔维特竟敢送一本《Institutio religionis Christianae（基督教原理）》给它著名的作者——而且这西班牙人像老师批改小学生的作文一样，在空白处将他认为错误的地方一一标记。于是不难理解，一个业余神学家的如此傲慢，准会令那日内瓦的独裁者大为震怒。“塞尔维特抢来我的书妄加评论，把它搞得脏兮兮，像条狗叼块骨头啃个没完，”他便这样轻蔑地给朋友法里尔写道。为何他还要费时间，与这无可救药的白痴辩论问题？他一脚便将塞尔维特的论点踢在了一旁。“我不理这厮的言语，一如不会理睬驴子的傻叫（le hin…han d'un ane）。”
这背运的堂吉诃德，未曾及早料到自己软弱的长矛，要对抗顶盔挂甲的自满之徒，竟还要重启战衅。加尔文绝不想同他打交道，然而在他眼里，加尔文却比旁的所有人更可信任。用加尔文的话讲，塞尔维特简直就像“魔鬼附了体”。他未曾把加尔文当成顶可怕的潜在敌手而退避三舍，反把自己尚未出版的一部著作抄下一份送给加尔文——这部神学著作，单是书名就足以叫加尔文大发雷霆。塞尔维特给这书起名叫《Christianismi restitutio（基督教补正）》，为的是向世界表明，加尔文的《Institutio（原理）》必得以《Restitutio（补正）》来抗议。在加尔文看来，这病态的好斗家伙热切地劝他改变信仰，加之那西班牙式的纠缠，而今都已经走得过了头。他便写信通知给他们充当中间人的书商弗莱隆，说他加尔文时间宝贵，不想费来读这妄自尊大的白痴写的信。与此同时，他写下的话便预示了日后的恐怖。他给法里尔这样写道：“塞尔维特不久前写信给我，除开这封信，他还给了我好一顿破口大骂。在信里他硬是从前那套叫人无法相信的傲慢，说我会在他的信里找到些前所未闻的大事情。他声称如若蒙我允许，他准备前来造访；然而我却不欲向他保证。若他竟来此地，则只要我在本城尚有权威，定然叫他休想活着离开。”
我们不晓得塞尔维特是否得知了这威胁，还是在一封散佚的信里，加尔文给了他含混的警告。仿佛这西班牙人到头来确乎悟到，他已经激起加尔文凶恶的仇恨。还是头一遭，他因“sub sigillo secreti（加盖私章）”送给加尔文的手稿而惴惴不安，因这手稿既在如此公然示怒的人手里，不啻一场灾难。“你既以为，”塞尔维特惊惧中给加尔文写道，“我是魔鬼撒旦，则我便不欲多做解释。那末，请退还我的手稿，随你做什么去罢。可若你笃信罗马教皇堪称反基督者，也定然确信三位一体和婴儿受洗，就其为天主教教义之组成部分而言，亦是魔鬼的教条。”
加尔文对此不做回答。他自是不想把塞尔维特的手稿返回作者，而把那异端的文字仔细藏在抽屉里，一旦需要，便可以对此痛下杀手。斗争的双方都心知肚明，待到他们将刻毒的言语宣泄干净，更其残酷的短兵相接势必无可避免；此时此刻，塞尔维特充满了黑色的预感，他给一位神学家写道：“我注定因这一事业而蹈死地，对此我非常清楚。然而这想法绝不至动摇我的勇气。我是耶稣的信徒，必遵循我主的踵武而行。”
卡斯特利奥，塞尔维特，以及其他成千上百的人，都需要了解到一点，便是如欲跟加尔文这样狂热的教条主义者作对，或是即便在微不足道的教规上面向他们挑战，都极端危险。在这一方面，加尔文堪称典型，他僵化刻板，有条不紊。他不似路德那般狂暴，也不至屈从于迸发的激情；他绝不粗鲁鄙俗，那原是法里尔之流的特征。他的仇恨有如利剑，正是一样的苛酷，一样的锋利，一样的尖锐：那绝非路德式的仇恨，得自于血缘、气质、激情与积怨。加尔文的仇恨顽强又冷酷，那乃是从他的头脑腾生出来；这样的仇恨，记忆力好得骇人。加尔文绝不会忘怀。德？拉？马雷牧师这样描写过他：“quand il a la dent contre quelqu'un ce n'est jamais fait（令彼怀怨，怨而无畔）”。若是有哪个名字，给他记到了记忆的书板上面，除非这人自动从生死簿上除了名，便休想给他抹了去。因此，尽管加尔文多年听不到塞尔维特的下落，这事情也便不了了之；然而加尔文，却一直把塞尔维特铭记在心。塞尔维特请求和解的文件，闭着嘴躺在抽屉里，给保管得安安全全；袋里的箭矢已经齐备，仇恨郁积在他无情的灵魂之中。
塞尔维特好几年按兵不动。他再不去努力说服那说不得碰不起的人，一门心思发愤著书。这位总主教的常任医师，以最最动人的献身精神，秘密投身于写作《Christianismi restitutio（基督教补正）》的艰辛当中；他希望这部著作的作用，远胜于加尔文、路德和茨温利的改革事业。他们的改革在哪里犯了错，他则必会正确无误。塞尔维特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