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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又一年，卡斯特利奥认清了他的对手，也熟悉了他的策略。他清楚，加尔文会将对他个人的进攻，转变为对教义，对真正的宗教，甚至对上帝的进攻。因此在《驳加尔文书》的开篇，卡斯特利奥便要摆明，对米圭尔？塞尔维特的观点他既不赞同亦不谴责，同时也不建议对宗教及解经的问题进行任何的判断，而只是针对那一个人，针对约翰？加尔文，做谋杀的指控。他决计不叫诡辩的歪曲引他离开自己的目的，以杰出律师精确的风格，为他要辩护的案件进行了陈述。“今天约翰？加尔文享有重权，而我希望，比起我对他的了解，他的性情还要更温和。然而他最后一次重要的公开活动，却是一次血腥的死刑，而后便是对大批虔诚人士进行的威胁。正是因此，我本来厌恶流血（岂非整个世界都是如此？），也要依靠上帝的帮助，将加尔文的居心昭示天下，至少将他引入歧途的人带回正路来。
“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西班牙人米圭尔？塞尔维特因其宗教信念的缘故，在日内瓦被烧死。煽动这次火刑的便是加尔文，该城大教堂的牧师。这次处决，特别在意大利和法国，引发了大量抗议活动。为回答这些抗议，加尔文刚出了本书，显然经过了最巧妙的着色处理。作者的目的，在于为自己辩解，在于攻击塞尔维特，也在于证明塞尔维特其罪当诛。我建议，对此书来一次批判性的考察。根据加尔文往日里喜好争论的态度，或许他会将我说成个塞尔维特的门徒，然而我希望没有人因此误入歧途。我并不为塞尔维特的观点做辩护，而单是批判加尔文的错误观点。我绝不想讨论受洗，三位一体，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我甚至没有塞尔维特那本书，因加尔文已经将他能够得到的尽数烧掉；因此，我不晓得塞尔维特提出过怎样的观点。我所做的惟有嘲笑加尔文的错误，这绝不涉及原则的分歧；我也希望让所有人清楚，这嗜血的人发起疯来是怎样的模样。我不会像他对塞尔维特那样对待他，像他那样将塞尔维特判了火刑，还将他写的所谓坏书一并烧掉——甚至现在，塞尔维特已经死掉，加尔文还继续对他进行辱骂。烧死了作者，烧掉了他的著作，加尔文竟然厚颜无耻，断章取义向我们提及这些著作。那仿佛一个纵火犯，先把座房子烧成灰烬，然后请我们参观房间里的家具。至于我，我不会烧死作者，亦不会烧掉他的著作。我要批判的书已经公诸每一个人，伸手可得，还有拉丁文跟法文两种版本。为避免可能的反对，我将在每处引文里加注章节的出处，而我对每段的批驳将标注于原书的同一页上。”
再没有哪次讨论能够如此坦率。加尔文既在那书里明确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卡斯特利奥便将这“展品”示诸众人，恰如同检察官使用被告的物证。他将加尔文那书一字不漏重印下来，于是无人还能够说，他批判时对敌手的观点进行了篡改，或者怀疑他删节了加尔文的文字。于是对塞尔维特案件的这再度审理，便比之日内瓦的初次审理公正许多——那时被告是关在潮湿的黑牢，拒绝了证人，禁止了律师的辩护。卡斯特利奥下定决心，要叫整个的人道主义世界自由讨论塞尔维特一案的全部细节，也要让案件当中的道德问题真相大白。
对若干基本事实，原不会引起争论。这一个人，在被火焰吞噬的时候，依然高声宣示自己的清白无辜，却在加尔文的煽动下，在日内瓦市行政会的批准下，遭到残酷处决。卡斯特利奥便提出这样的问题：“米圭尔？塞尔维特究竟犯了什么罪？约翰？加尔文既无政治权力，而只掌宗教大权，他何能将这纯粹的神学事务，提交给市政当局？日内瓦的市政当局，又如何有权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塞尔维特处死？最后，又根据何种许可，依据哪家法律，将这个外国神学家在日内瓦处以死刑？”
对于第一个问题，卡斯特利奥为查清塞尔维特究竟犯了什么罪，考查了审讯记录和加尔文的发言。他能够找到的惟一指控，是讲塞尔维特“受某种莫名的标新立异渴望所驱使，轻率曲解了福音”。则加尔文对塞尔维特的全部指控，便是那西班牙人独立不羁地解经，导致他塞尔维特得出的结论，不同于加尔文宗教教义表达的方式。于是卡斯特利奥进行了回击。在宗教改革的战士中间，难道惟有塞尔维特被目为独立不羁地解经？有谁敢说，既然他解经的方式颇为独立不羁，他便悖离了宗教改革的真正意义？个人如此独立地解经，难道不是宗教改革的一项根本要求？那般福音派教会的领袖，除去确立重解《圣经》的权利，还有什么至于忙忙碌碌？难道加尔文本人，还有加尔文的朋友法里尔，在这些致力于由此重建教会的人们中间，岂非最为坚定勇敢？“不仅加尔文其人显得对革新过分热中，他过多的作为，竟令到人们产生了危险的抵触。十年来他所做的革新，多过天主教会六百年来进行的改革。”加尔文本人，便是顶顶勇敢的宗教改革家，他并无权在新教教会内部将新的解经观点诬为罪行。
“然而加尔文，既认为自己绝不会犯错，竟至于觉得自己的观点便正确无误，旁人只要跟他不同，便一定错误。”这就使得卡斯特利奥提出了下一个问题：是谁给了加尔文权力，叫他判断何为正确，何为错误？“诚然，加尔文对我们讲，每个作者只要不对他加尔文应声附和，一定是心怀叵测。因此对那些与他观点不同的人，他要求既禁止他们写作，也禁止他们讲话；这表明惟他个人有资格阐发他视为正确的观点。”而卡斯特利奥则希望坚持，并无任何个人和党派有资格讲：“惟有我们晓得真理，所有与我们不同的见解全错误。”一切的真理，特别是宗教真理，都模棱两可，易于争议。“如若对惟上帝了解的秘密如此笃定，仿佛我们分有了他最隐秘的计划，这不啻一种放肆。同时，实际上我们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却幻想能确切把握之，幻想倚靠想象代表之，这更无异于傲慢。”
自从世界诞生，教条主义者们便制造了五花八门的灾难。他们绝不宽容地坚持，惟有他们的观点与见解才算正确；他们狂热地要依自己的模式统一思想和行动——他们大吹法螺，大肆争论，搅得世界纷争不已，将本该并行不悖的思想，变成为杀气腾腾的敌对性争辩。卡斯特利奥便如此谴责加尔文精神上的不宽容：“所有宗派，都将自己的宗教建立于上帝的言语上面；而每一宗派的成员，都认为惟有他们才掌握了真理。然而按加尔文讲，惟有一个宗派才正确，其它宗派都得服从于它。诚然在加尔文大师眼里，只有他自己的教义才真确。可其它的宗派，也同样笃信他们自己的见解。据加尔文称，旁的宗派全错误；而别人则说，加尔文才是错误。加尔文要做至高无上的裁判者，旁人的希望也完全相同。由谁来断定？无论如何，有谁任命了加尔文充当惟一有权判处极刑的至高仲裁？他那垄断地位基于怎样的授权？他援用上帝的言语，为自己进行辩护。然而其他人，也同样援引上帝的言语。或许他会信誓旦旦，说他的教义无可争辩。什么人看起来无可争辩？他自己看起来而已，他约翰？加尔文看起来而已。那末，真理若是像他讲的那样显而易见，他又何必卷帙浩繁地写书？为何他从不劳神写本书，证明谋杀、通奸就等于犯罪？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这些罪行太明显。如若加尔文事实上将精神真理的每个领域揭示得清清楚楚，为何他不给旁人一点时间，好了解在他眼里如此显明的事实？为何他不给一个机会便将他们打倒在地，这便剥夺了他们像他一样认识真理的可能？”
因此，卡斯特利奥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加尔文僭取了他绝无资格的地位——那便是精神和宗教领域至高仲裁的地位。若他认为塞尔维特观点错误，他便该当告知塞尔维特在何处偏离了正路。然而加尔文并未理智友善地进行争辩，而是立即诉诸武力。“你先逮捕了敌手，将塞尔维特投入监狱。在审讯当中，除去那西班牙人的仇敌，你不允许任何人到场。”加尔文乞灵于教条主义者惯用的伎俩。这般教条主义者，若发现争论趋于对他不利，便拒不听取对手讲话，还要堵住对手的嘴巴。如此求助于检查制度，恰暴露了教条主义者其人及其教义的岌岌可危。卡斯特利奥仿佛预见到自己的命运，继续申说加尔文的道德责任。“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加尔文先生。若你因遗产问题与旁人争讼，你的对手却能从法官手里得到一纸裁决，称惟有你的对手有资格讲话，你的发言却被禁止——你难道不会立即抗议这裁决太不公平？己所不欲，你为何施之于人？我们是在就信仰问题进行辩论。那末，你为何要箝住我们的嘴巴？岂非你已经坚信自己一方太嫌虚弱？岂非你已经生怕结论会对你不利，害你丢掉独裁者的地位？”
卡斯特利奥将声讨中断片刻，好传唤证人。一位著名神学家被传来反对传教士约翰？加尔文；他作证说，上帝的律法禁止世俗当局动用武力，控制纯粹精神上的过犯。这位伟大学者，这位著名神学家，便是加尔文本人；如今他被传来作证，只好不情不愿走进证人席。“由于加尔文看出到处一片混乱，他赶紧谴责旁人，免得他自己给人家怀疑。可显然只有一件事情，造成了这样的混乱——便是他那迫害他人的态度。在他的嗾使之下，做出对塞尔维特的判决；这不仅在日内瓦，更在整个西方世界，激起了惊恐与愤怒。如今他要将自己所作所为引发的谴责，转嫁到他人的身上。可他身受迫害的时候，唱的可是另一个调子。那时候，他也曾写了大量的文字，抨击诸如此类的迫害行径。为免得读我书的人怀疑我，我要从加尔文的《Institutio（原理）》当中抄一段。”
一五五四年时的加尔文，没准儿会将写下面一段文字的加尔文送上火刑柱。卡斯特利奥征引的一段《Institutio（原理）》讲：“处死异端，不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