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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内忧外患情况下，办洋务就尤为困难了。曾纪泽在出国前两宫召见对话中表达了他对办洋务的远见卓识。曾纪泽认为“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慈禧对曾纪泽说：“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曾纪泽对曰：“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
两宫召见之后，曾纪泽去接被朝廷上下讥讽辱骂从而罢了官的郭嵩焘的缺，可以想象是什么样的压力。面对时局，曾纪泽认识到必须做到“办事之人不怕骂”。他不仅要做到“不怕骂”，还要不辱使命。郭嵩焘为国人士大夫所骂，而郭的杰出外交作为却为西方人士所赞赏，所以曾纪泽对内要顶得住，对外还要拿得出手，至少不能表现得比郭嵩焘差，辱没父亲曾国藩。曾纪泽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出使前的心情：
奉旨以来于此二者（道路遥远和风涛凶险）尚不甚措意。所惧者，事任艰巨，非菲材之所堪称。现任名望，海外闻知，偶有失误，上累前徽。郭筠仙长在欧洲甚得西人敬重，承乏其后，深恐相形见绌。夙夜兢兢，实在于此。
曾国藩晚年就是栽在天津教案处理的外交上的。曾纪泽深知外交事务其中的艰难，能够忍辱负重，要何等勇气和胸怀！后来的实践证明，曾纪泽不仅没有辱没先人盛名，而且由于其卓越的表现，弥补了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所受的委屈，难怪左宗棠说他“孝不违亲”。
为了不被骂成“卖国贼”，当时多少英才不敢作为。连恭亲王、李鸿章这样的人物都束手束脚，畏首畏尾。在郭嵩焘的日记里有这样一则，他“与威妥玛论两宫、恭王及李鸿章”，威妥玛谓中国无意求进步。郭对曰：“……恭王能谙悉一切情形，不敢任耳。”威问何故，郭曰：“直苦人言尨杂，不敢任耳。”威曰：“亦知之。动辄怕说是汉奸。合淝伯相亦是半明半昧”郭曰：“合淝尽透彻。”威言：“吾与办事甚多，纯是一种猜疑。”郭说：“合淝直是不能主持，无从直切定议。但使恭王肯任事，外得合淝助之，天下事尽可为。中国地利、人才原自不乏，勿轻视也。”威曰：“我持论亦如此。政府无人便无如何。”郭亦不能置对也〔2〕。中国有人才，政府又无人才，真是一对矛盾，而后来恭亲王和李鸿章还是没有逃脱卖国贼的骂名！
在中国开始办现代外交的草创期，奠定制度基础是很重要的。作为开局先锋的曾纪泽凡事从长远打算，从以下两件事情可见一斑。一是驻外国买房还是赁房的小事。慈禧问：“你去住房如何定局？”曾纪泽答：“郭嵩焘早经赁定房屋，臣去悉当照旧。近与总理衙门王大臣商量，将来经费充足时，宜于各国各买房屋一所作为使馆。外国公使在中国，其房屋皆系自买自造。中国使臣赁房居住，殊非长局；且赁价甚贵，久后亦不合算。”二是学习语言文字与做外交官的关系的处理也是从制度建设上着眼。慈禧问：“你既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依仗通事、翻译了。”曾纪泽答：“臣虽能通识，总不熟练，仍须依仗翻译。且朝廷遣使外洋，将成常局。士大夫读书出力后再学洋文洋语，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齿易转口齿难转之别。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臣将来于外国人谈议公事之际，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亦可借以停顿时候，想算应答之语言。英国公使威妥玛，能通中华语言文字，其谈论公事之时必用翻译官传话，即是此意。”
在这段对话里，使用翻译又反映出曾纪泽考虑的是朝廷体制，是“常局”。语言文字能力和办外交办洋务确实是两种才干，“术业有专攻”，后来纪泽与沙俄谈判，他并不通俄语，而获得了大成功，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曾纪泽说翻译之不可少，但同样强调学习外语的重要，自己听懂了，可以在翻译传述的时候想应对之策，他自己就是身体力行学习外语的，不仅英语，还有法语。
面对天朝的崩溃中华文化的先进和落后，曾纪泽试图找到中国文明和文化自信的地方，以求获得自信和勇气，才能在外交上有底气。比如这样一则日记：“二十三日夜，与松生一谈。松生言，西人政教多与周礼相合，意者，老子为周柱下史，其后西到流沙，而有周之典章法度随简册而俱西，但苦无确证耳。其说甚新而可喜。余谓欧罗巴洲，昔时皆为野人；其有文学政术，大抵皆从亚细亚洲逐渐西来，是以风俗人物与吾华上古之世相近……或者谓，火轮舟车、奇巧机械，为亘古所无。不知机器之巧者，视财货之赢绌以为盛衰……观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华；观今日之中华，亦可以知后世之泰西，必有废巧务拙、废精务朴之一日……”从这里看，曾纪泽认为中华文明仍然是先进的，西方文明依然是落后的，而且西方学习的是上古时代的中国。
曾纪泽还将西方近代科学技艺的发展溯源于《易经》。“西人不信五行而言水、火、气、土，以为创论。不知《易》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即水、火、气、土也。……即大地全体，中心皆火，大力相摄，斡旋不息，故得自转以成昼夜，绕日以成岁之说也。……震、既济皆言‘七日得’；则礼拜之数，亦圣人所前知。西人纪数号码，九与六颠倒相背；《易》则九为老阳，六为老阴，凡爻之阴阳皆为九六别之。……则火轮汽机以制舟车，以勤远略，圣人亦于数千年前见之矣。……即以西学而论，种种精巧，亦不能出其范围，安得谓之无关学问哉！”这种将西学比附中学的说法，也不是曾纪泽独创，颇能代表当时一些人的想法。今天看来，这类比附实在牵强。关于中西文化的优劣与落后和先进问题，见仁见智，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但这种比附确实可以为曾纪泽找回一点文化上的自信和自尊。
尽管有这种不当的比附，曾纪泽还是以扎实的西学为起点和基础，走的是从西学到洋务的路子。平心而论，曾纪泽学习西学的机会与他是曾国藩的儿子也有关系。曾国藩的幕府人才荟萃，有西洋经验和西学背景的人才如华蘅芳、徐寿、薛福成、容闳等，并接触西人如马格里、戈登等，交往颇密，成为朋友，同时对西方传入中国的器械新玩都有见识的优势。比如，1871年，在其父两江总督府邸中，他可以见到寒暑表、自鸣钟、千里镜、天文灯、照相机、显微镜、洋书、手枪等等西洋器械设备。因此，曾纪泽写出来的《〈几何原本〉序》、《〈文法举隅〉序》和《〈西学述略〉序》，都有着对西学的真知灼见。在《〈几何原本〉序》里，他说：“观其象而通其理，然后立法以求其数。《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点、线、面、体。……譬诸闭门造车，出门而合辙也，奚敝敝然逐物而求之哉？”但是，这种物质环境条件只是提供了可能，并不是充分条件。那么，另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是，曾纪泽没有执著于科举，而是实事求是地学真学问，这是非常难得的见识和罕见的选择。在当时士大夫看来，科举才是正途。曾国藩洞察到了科举的弊端，一直不赞成曾纪泽早学八股时艺，而曾纪泽在科场上也实在运气不佳，两次应试，皆告落第，难得的是他绝意企求科举，转而专注于经世致用的学问，还自学了外语。
因此，曾纪泽熟悉了现代科学包括物理、化学、天文等等，更容易了解西方工业社会的发达之物质基础；熟悉了西方的法规制度和国际关系规则，更容易了解西方社会的运作，从而采取应对措施。没有西学做基础的洋务是肤浅的，曾氏重视了解西方，从日记中长篇大论录写下马建忠的上书，即是一个好例子。在现存的日记中，这种长篇幅日记确实很少。
现在来看看曾纪泽的杰作：对俄谈判。无论曾纪泽如何博学多才，而且出使英法，如果没有新疆一场惊天动地的叛乱发生，都不会有我们的杰出外交家曾纪泽。曾纪泽在对俄谈判中的杰出表现，证明了一个真理：弱国同样有外交。
沙俄借口阿古柏叛乱影响了俄国边界的安全，为中国“代收”了伊犁九城及附近地区，视新疆为其囊中之物。由此，在清廷引发了一场“海防”和“塞防”的争论。当时以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认为，国家积弱，势必不能两面作战，即使侥幸收复新疆，也是“千里空旷无用之地”，成为国家鸡肋，食之无味，不如许其“自为部落”，成为朝鲜越南模式的藩属国，“略奉正朔可矣”。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却相反，主张武力收复。我们经常佩服左宗棠，就是因为收复新疆的伟业，但是很少谈到另一位收复新疆的关键人物：曾纪泽。
当时对俄谈判最佳人选就是曾纪泽，但是，清廷还是以他历练不足为借口用了满人权贵“尚能办事”的户部右侍郎署盛京将军崇厚（地山）为驻俄使臣。此公无勇无识，又怕吃苦，不到新疆实地勘察了解情况。在沙俄的威胁下，在清廷不知情的情况下，崇厚于光绪五年（1879年）12月2日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除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里斯河流域大片富饶的领土外，还赔款五百万卢布。伊犁名义上归还中国，实际上却是“已成弹丸孤注，控守弥难”的残破空城了。据说，当时是因为崇厚家里出了点事情，造成急欲早日归国的私念，为沙俄所利用。崇厚路经巴黎返国，曾纪泽问到对俄交涉，崇厚回答是：“事已了结，十分周妥！”这一不平等条约激起朝廷上下的愤怒，不但没有批准，而是要“重谈”。经多方努力，俄国又被迫同意再次坐到谈判桌前。在这种“反悔”前约、天下汹汹的情况下，曾纪泽被推上了历史的大舞台，虎口夺肉，无疑是一个荆棘场，充满凶险的战场，这次真是“仓卒珠盘玉敦间，待凭口舌巩河山”。沙俄代表在谈判中傲慢蛮横，语言放肆，曾纪泽不卑不亢，据理力争。谈判伊始，沙俄代表坚持不让步，“吉尔斯面冷词横，始言约不可改，继言各国订约诚有商改之事，惟未经商改即罪其全权之使，增兵设防，有意寻衅等，诘难良久”。曾纪泽也利用了大国持久战的思想，“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数十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能无损”。曾纪泽对俄国内外困境和国际局势熟谙于心，加上左宗棠和李鸿章的军队后盾，巧妙运用外交技巧，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