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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曾国藩提出教育计划前，容闳曾经多次向丁日昌提出过他的教育计划。丁日昌时任江苏巡抚，也是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丁日昌本人思想也比较进步，对于一切革新措施，都跃跃欲试，给予支持。为了使自己的计划得以顺利通过，容闳还煞费苦心，在向曾国藩提出教育计划的同时，还提出了三项其他的计划作为“陪衬”，以减轻教育计划可能对某些官员带来的刺激。天津教案的发生，最终促成了容闳的教育计划的实施。
1870年，天津发生教案，曾国藩奉调直隶总督，与丁日昌等人负责处理教案。容闳借钦差大臣都在天津的机会，又向丁日昌重提其教育计划，敦促他向曾国藩提出这个问题。经过各方努力，以曾国藩为首联名签署的奏折，由邮传飞递入京了。是年冬，清廷朱批“着照所请”，同意了容闳的教育计划。
接下来，筹设“出洋肄业局”，遴选官员，选拔幼童，设立预备学校。终于，1872年夏，第一批幼童横渡太平洋，踏上了留学美国的道路。1875年，最后一批留学生也到达了美国。
但是，随着这批幼童的到来，酝酿已久的矛盾和冲突也终于表面化了。这场冲突实际上也是中美文化的一次冲突。对此，容闳早就预料到了，他说：“因为我这个教育计划的基本原则和宗旨与中国原有的教育理论是相抵触的。同时，中国政府的保守思想极为牢固，一旦招致反对，我的教育计划轻而易举地就会被毁灭。”因为，在留学教育问题上，本来就矛盾重重，而负责人陈兰彬、吴子澄等人顽固保守而又不妥协。容闳说，“这些人对一切进步和改革或促使中国前进的任何措施都切齿反对”，“完全按他的中国标准来衡量一切事物和人，尤其是对这些学生。在新英格兰的影响下，这些学生的行为和态度随着学识和年龄的增长，逐渐有了缓慢但是明显的变化，文化和环境使他们的言谈举止大不同于刚刚踏上新英格兰土地时的样子。像陈兰彬这样一个人，他生来只习惯于看到被压抑的青春，不能发挥的活力和独立精神，以及不能把真诚坦率胸怀形之于外的举止”。但是，尽管容闳费尽周章，还是没有能够避免悲剧事件的发生。1881年，全体学生约一百名，被迫返回中国。
四
由于以往人们把视线过多地放在了容闳在派遣留学生方面的贡献，就常常忽略了容闳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其实，容闳也是一位思想敏锐而成熟的人物，他不仅与时俱进，而且在每一个时期，也都是时代的弄潮儿。
如上所述，容闳考察过太平天国，但是他也发现太平军所具有的致命的弱点而不为所动；他曾依附曾国藩，并帮助曾国藩办洋务，但是，他对于曾国藩以及清朝并没有寄予希望，而是一心一意地促成其留学计划。后来，容闳也做了很多事情，这并不意味着他支持清朝政府，只能说明他是一个爱国者，是一个改良主义者。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容闳的家里成了维新派人士聚集的地方，容闳因此受到牵连，只得离开北京逃往上海，并在那里继续开展宪政运动。1900年7月26日，中国国会（“张园国会”）在上海愚园的南新厅宣告成立，容闳当选为会长。
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容闳又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从下面他的活动，我们就可以窥见容闳思想之一斑了。1900年3月，香港兴中会首脑杨衢云、谢缵泰会见容闳，讨论政治局势，密商合作事宜。9月1日，容闳变装易服与孙中山、容星桥等乘“神户丸”赴日。容闳与孙中山一见如故，彻夜长谈，纵论谋求强国富民之道。11月，清廷公开通缉容闳等“要匪”。1908年10月10日，布恩与容闳父子会见，制定关于在中国的行动计划。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容闳给孙中山写信，敦促发动武装起义，随后孙中山应容闳之邀赴美国商讨，促成他和美国友人制定推翻清朝政府的“中国红龙计划”。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容闳给未来的新中国领导者写信，声称“中国人民正处于自己主权的最高峰”，呼吁革命党人顺从“民声”，建立自主、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同样，革命者也没有忘记这位曾经鼎力支持他们的革命事业并远在异乡的容闳，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即写信邀请容闳回国参加建设。
1912年4月12日，容闳在美国哈特福德市沙京街二百八十四号寓所中逝世，享年八十四岁，葬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城西郊的雪松山公墓园。次日的《哈城日报》刊登消息称容闳为“学者、政治家及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弥留之际，容闳仍牵挂的是祖国的繁荣富强，他对身边的两个孩子说：“你们回国吧！”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均作了报道，美国人评价容闳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最后，我们还是用容闳在《西学东渐记》自序里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的评论。在这篇自序里，容闳这样写道：“一直由西方文明作为例证的西方教育，如果不能在一个东方人内心起作用，使他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感到自己倒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话，岂不是怪事吗？这正是我个人的情形，然而我的爱国心和对同胞的热忱却并未因此衰减，反而更加强烈了。……推行我的教育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不可磨灭的热爱的表现，同时也是我认为的使中国走向改革和复兴的最适宜的办法。”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华书局1991年版）
放洋杂记应逢时
？ 宗义耘
黎庶昌生活在十九世纪后半期，这正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年代。他出生后的第三年就爆发了鸦片战争，青少年时代正逢太平天国运动和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时代的动荡使黎庶昌这个出生偏僻贵州的读书人的命运变得变幻莫测并富有戏剧性。
黎庶昌所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经世致用的观念在他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他出生于小官僚家庭，父亲早逝，生活艰难，但他自幼便勤奋好学，深受亲友喜爱。在《答李勉林观察书》中他这样写道：“庶昌方十七八岁时，读古人之书，即思慕古人之为，思以瑰玮奇特之行，震乎一世。”为了实现自己的宏愿，他留意观察社会、考核时务，追求修身、治国之道，对匡时济世的文章情有独钟。
太平天国运动和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贵州废省试、府州先科、岁考有近十年，一些冀图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利禄的读书人断了前途，在这种背景下，黎庶昌决定去顺天乡试。就在进京的前一年，英法联军焚烧了圆明园，慈禧太后转而垂帘听政。连续两次，黎庶昌的“八股文”没有对上考官的胃口，名落孙山，被迫滞留京畿。同治元年，清统治者鉴于天灾人祸的不断出现，想出了一个消灾弥变的办法：下诏求言。诏书下了一个多月，“中外大小臣工”没有一个献只言片语。穷困潦倒的黎庶昌审时度势，上“万言书”，向朝廷提出了“振元气，求贤才”等项主张，在这一朝廷虚应故事、掩人耳目的策举中，黎庶昌颇富戏剧性的绝处逢生，被恩加以知县用，发交曾国藩军营差遣委用，以资造就。从此黎庶昌走上了他的幕僚及宦海生涯，成了“曾门四大弟子”之一。光绪二年，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檄调黎庶昌充三等参赞。
自光绪二年至七年，黎庶昌在欧洲前后居住了五年时间，主要担任英、法、德、西班牙等国的外交官，并游历了欧洲其他国家。他把这段时间的见闻写成《西洋杂志》一书，副题为“光绪初年在西班牙英法等国所见之风土民俗”，该书内容丰富，所涉及内容遍及欧洲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黎庶昌在英期间，有两件事可以体现他是一个合格的外交官。第一件是喀什葛尔事件，这事发生于同治六年，浩罕酋长阿古柏从中亚入侵我国南疆，自称王，在英国扶持下，依附土耳其建立了所谓喀什葛尔王国。是打是和，朝廷中李鸿章、左宗棠意见相左。光绪二年，左宗棠出兵与阿古柏作战，阿古柏派使者去伦敦求援，英国外交大臣出面调停，提出三个条件，促中国与所谓喀什葛尔王国“议和”，使阿古柏政权合法化，成为英的保护国，只是在名义上向中国皇帝称臣。英外交大臣特向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递送照会，要求将所提条件转奏朝廷。黎庶昌向郭分析新疆的形势，认为“喀什葛尔业已破坏，万无久存之理”（《西洋杂志·郭少宗伯论喀什葛尔事》），极力请求郭嵩焘不上这两个奏折。就在这年十二月，阿古柏势力被彻底消灭，南疆光复，黎庶昌此时已调任驻德参赞，在柏林听到捷音，他兴奋地赋诗一首：“轻车度幕不惊尘，矫矫将军号绝伦。回准降幡齐入汉，图书旧版复收秦。雪消葱岭鸿难度，草长蒲梢马易驯。索地陈兵君莫让，乌孙西去付行人。”这件事显示了黎的政治眼光和外交敏感性，也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精神。另一件是在古巴任领事时，他履行一个外交官的职责，竭力保护本国侨民，几经周折，为华人争取了出入自由的权利。后来在日本做外交使节时，他有效阻止了日本对朝鲜的入侵。这些都说明黎庶昌是一个清醒的懂得维护国家利益、善于处理外交事件的爱国人士。
西洋各国以富强相竞，内施诈力，外假公法，与共维持，颇有春秋战国遗风。黎庶昌逐渐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性后，想到国内的局势，内心忧心忡忡，在《上沈相国书》中进言，“朝廷处此时势，宜常有鞭挞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然后退而可以自固其国”，因此须交际一二大国邦，结为亲密关系，内修战备以御外辱，扩充商贾以利财源。如果仍然自大，不思通变，恐怕被列强蚕食的灾难还会再次发生。
当时国内洋务运动始兴起，朝臣显要还以“匈奴、回纥”看待西洋诸国，黎庶昌忧国愤时，极为详细地向国人介绍西洋各国的政体。他考察各国的政治制度，介绍英、德、西班牙等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认为其“虽有君主之名，而实则民政之国也”，“特其国政之权操自会堂，凡遇大事，必内外部与众辩论，众意所可，而后施行”（《与李勉林观察书》）。国家主要政事由议院决定，国主签押而行。黎庶昌认为，这种“君民一体，颇与三代大同”（《与莫芷升书》），这一类比说明他对这种制度极为欣赏，且是他理想中的社会。中国历史上历来有朋党之祸，但西洋的朋党却截然不同，他详细论述：“西洋朋党最甚，无论何国，其各部大臣及议院绅士，皆显然判为两党，相习成风。进则俱进，退则俱退，而于国事无伤。与中国党祸绝异。”（《日国更换宰相》）同一文记述了西班牙“保党”与“公党”之间的斗争，结果“保党”首相下台，一夜之间，各部院大臣全部更换，并未因此引起国内局势的动荡。法国为共和制，总统由民众选举，议院的权力比西班牙的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