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两难之际，从东北传来另外一个信息：有人在黑龙江的昂昂溪附近，发现新石器遗址。梁思永立即打点行装前往那里。
1930年9月19日，梁思永从北平出发，于28日到达发掘现场。
工作三天之后，因为天气变冷而被迫停工。
有着高度责任心的梁思永先生，当时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马上决定取道东北，南下热河。1930年10月下旬，梁思永到达林西。
梁思永下决心，准备在林西县作一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以解决这些遗物在地下的分布问题。
发掘的地点被当地百姓叫做“哈拉海”，这是一块沙窝子地，距离县城大约4公里。当时，从林西到赤峰的南北大道由它的中心穿过。
位于大道西侧的锅撑子山高高耸立，它也是发掘遗址的最好标志。
但是，梁思永到达林西几天前，这里就飘起了雪花。他到达的那天，林西县又刮起了西北风，温度也降到零度以下，遗址地表上的土层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在这种情况下，他将挖掘计划改成在赤峰一带进行地面采集。
在赤峰，梁思永收获了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
11月27日，梁思永结束了在热河的考古工作，回到了北平。梁思永回到北平不到一年，就从东北传来了令人更加不安的消息。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四个月之内，东北三省沦陷。
1932年2月25日，日本军队继续进犯热河省各县。
3月2日，日军侵占赤峰。
1933年的3月4日，日军占领热河省会所在地承德。
刘国祥：“日军占领热河刚刚4个月之后，也就是1933年的7月23日，打着学术研究旗号的日本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团，迫不及待地来到热河，在朝阳、凌源、兴隆、承德、赤峰等地，对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调查，两个月之后返回日本。”
受到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团的诱惑，有日本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滨田耕作亲自出马，于1935年的夏天到达赤峰，在这里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大规模发掘。
席永杰：“当时，日本内阁制定了欲灭亡中国，必首先灭亡满蒙的所谓大陆政策。日本的史学界、考古学界，按照日本政府的这一政策对中国东北、内蒙古的东部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为炮制满蒙从来就不属于中国和满蒙独立论，寻找所谓的历史依据。”
按照原来的打算，滨田耕作准备在红山的山后，发掘几座青铜器时代的石棺墓地。但是，一个偶然的发现，使他改变了计划。六月中旬的一天，一位日本人在红山后调查遗址分布时，突然发现了史前遗址。
滨田耕作意识到了其中的宝贵价值。于是，立即修改了原来的发掘方案，放弃了正在挖掘的青铜时代墓地，集中力量发掘史前文化遗址。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在红山后，日本人发掘了两处新石器时代居住址、31处墓葬，出土人骨29具，动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颗，骨器33件，青铜器14件，采集品1000多件。
最后，日本的考古学家们将他们攫取的所谓“成果”，全部带回了日本，放在了京都帝国大学教研室。
三年之后，滨田耕作等人发表了名为《赤峰红山后》的发掘报告。认为红山后遗址包括赤峰第一期文化和第二期文化。
就在日本人在赤峰等地进行文化掠夺的时候，梁思永因为患肋膜炎病倒了。直到1934年的春天才逐渐康复。刚刚恢复健康的梁思永，急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整理在热河采集的材料。
1934年秋天，梁思永的热河考古报告发表。梁思永的这篇考古报告，是由中国考古学者书写的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的文字。
在梁思永的热河采集报告发表九年之后，一位23岁的青年教师来到了日本人发掘过的红山后遗址上。1942年，佟柱臣来到辽西地区的凌源中学担任历史教师，教课之余，他把兴趣全部放在了考古调查上。
一天，佟柱臣来到了辽宁省凌源县与建平县交界处一个叫牛河梁的地方，土坡上的石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河沟里的石块是怎么跑到山上来的？它们是干什么用的？佟柱臣不知道他发现的就是后来轰动考古界的红山人的墓葬——积石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佟柱臣离开赤峰，到沈阳博物院任职，从此走上专业考古的道路。
日本投降之后，在四川宜宾李庄的梁思永得以回到北平休养。
1949年春天，梁思永迎来了北平和平解放。
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成立，梁思永为副所长。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个年头，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将自己撰写的部分学术论文，准备取名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发表。
在病中的梁思永仔细看了尹达撰写的论文以后，建议他把赤峰红山新石器写进文稿。
1955年12月，尹达著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出版。根据梁思永的意见，尹达专门加写了《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作为补充。
而此时，梁思永已经因病去世一年多了。
在《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里，红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它的分布范围，包括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
在红山文化命名一年之后的1956年暑假期间，裴文中教授和教师吕遵谔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三年级的7名学生，登上了前往赤峰的列车。
当时24岁的严文明就是这7名学生中的一个。
到达赤峰的第二天，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就沿着崎岖的小路，来到了红山前。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严文明：“日本人没有在红山前做过工作，所以红山前，当时也算一个新发现，这个红山前，就相当日本人讲的所谓赤峰第一期文化，那个赤峰第一期文化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红山文化。日本人所谓赤峰的第二期文化，当时我们把它分了好几段，这些我们就把它叫做夏家店上层文化。其实在红山上，更多的还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东西。”
在红山文化发现、命名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更新的文物出土，自然也就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然而，1986年《人民画报》第八期，刊登了一幅5000年以前，红山文化c形玉雕龙的大幅照片。
玉雕龙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二集《龙之溯源》
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农民张凤祥，在离村子后面不远处的文冠果林里修梯田的时候，脚下的铁锹突然碰到了石头块，他俯下身子一摸，发现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面对着这个石洞，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决定把石块拣干净，看看里边埋藏着什么秘密。
张凤祥在石洞的底部，摸出一块像钩子一样的东西。它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张凤祥以为他挖到的是一块废铁，也许能到废品收购站卖上几个钱，于是，在收工的时候，就顺便把它拿回了家里。
当年，张凤祥的弟弟张凤良，还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看着哥哥扔在地下的像“铁钩子”一样的东西。他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开始拖着“铁钩子”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玩耍了起来。
张凤祥：“可能是有个七天八天的，哎，就拖出来（光泽），太阳再一晒，就能看出这是个玉。”
当张凤祥发现这是一件玉器以后，就带着它来到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化馆里一位叫王志富的干部。用了三十元钱，就征集了这件文物。
翁牛特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造型和制作的年代。他们只是按照惯例办理了入库登记手续之后，把它当成一件普通的文物锁到了箱子里。
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王时麒：“我们现在考古挖掘的许多东西，都可以测定年代，比方说陶器、瓷器，都可以测定它制作的年代，我们可以区别真假，都可以做鉴定，但是这个玉器它不行，因为玉器本身它没有测定年代的手段，测不了它的制作年代。”
1984年，红山文化的发现才有了重大突破。在牛河梁，考古队员挖开了一座5000年以前的、陪葬有玉器的红山文化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后，认为它们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
牛河梁发现5000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消息传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突然想起1971年他们征集的三星他拉出土的那件玉器。他意识到，那件被他们锁在箱子里的玉器，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他立即把三星他拉的玉器装进挎包，坐火车赶到北京，请苏秉琦先生鉴定。
苏秉琦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他告诉贾鸿恩：这也是一件珍贵的玉龙，是一件重要的红山文化遗物。当听说他要乘火车返回赤峰的时候，苏秉琦嘱咐道：小伙子，你要好好地保护它，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文物。
1971年在三星它拉发现的玉龙，终于在被忽视了十多年以后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5000年以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的、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
玉雕龙为碧绿色，高26厘米，重一千克，身体呈英文字母里c的形状，因此它以后被命名为c形玉雕龙。它的鼻子前伸，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梭子形，眼尾细长上翘，头上刻着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龙的脊背有21厘米的长鬃，长鬃占了龙体的三分之一以上。龙的脊背上有一个圆孔，经过试验，如果用绳子穿过圆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这件玉龙是用一整块玉料雕刻而成。
而红山出土的这件c形玉雕龙无足、无爪、无角、无鳞、无鳍，它代表了早期中国龙的形象。
三星它拉的c形玉雕龙的年代被确认三年以后，翁牛特旗又传来喜讯，在距离三星他拉60公里的广德乡红山文化遗址，又出土了一件高16厘米黄色的c形玉雕龙。它的造型与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龙基本一致。
赤峰发现玉雕龙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渴望了解玉雕龙的人们，把探询的目光投向中国塞外的红山。而关于龙的原型的讨论也因为c形玉雕龙出土而开展起来。
考古界普遍的观点认为，这两条色泽不同的c形玉雕龙，是以蛇的身躯为主体的多种动物的复合体。但是在龙的头部，是什么动物的看法上却引起了争论，有的人认为龙的头是猪的头颅，有人则认为是鹿头，还有人把龙的头看成是熊的脑袋。那么这两条龙最初原形是什么呢？
龙，是中华民族自上古以来一直崇尚的神异动物。但是，它的真相，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
近年来，随着古人崇尚龙的遗迹不断出现，从而引发和激起人们对龙的原型探讨的热情。于是，关于龙的最初原型的种种设想便应时而生。
辽宁师范大学文博系主任田广林：“关于龙的原型，学者们的说法是种种种种，归纳起来大概有四种，就是四大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