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源地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连绵万顷、层峦叠嶂的石峰。据统计，武陵源共有石峰3103座。
武陵源独特的地貌现象刚刚被关注的时候，曾经有不少人误认为这里的地貌为丹霞地貌。所谓的丹霞地貌，是指红色砂岩经长期风化剥离和流水侵蚀，形成孤立的山峰和陡峭的奇岩怪石，是巨厚红色沙砾岩层中沿垂直节理发育而成的。
但经过对岩石成分的检验分析，发现岩石中石英砂的含量非常高，有的甚至达到95％。石英砂的硬度很高，这就推翻了由红色砂岩所构成丹霞地貌的说法。
在距今3亿5千万年以前，武陵源还是濒临大海的沙滩。被海水冲刷夹裹而来的坚硬石英砂在沙滩上反复沉积，形成了300米至500米厚的石英砂岩地层。在距今7000万年前，地球内部强大的造山运动使这里平整的石英砂岩层被凸出水面，并发生断裂，最终形成这方向一致的峡谷。由于武陵源石英砂岩的结构使岩层中石英砂的含量并不均匀，所以含量较低的岩层极易受到外力的影响而发生碎解。碎解后的砂石，在雨季来临时被雨水冲走，流经之处夹带的沙砾的雨水，如同研磨使岩缝扩大、坍塌，逐渐将岩石雕磨成形态各异的峰石，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奇峰怪石的模样。
武陵源这种特殊的地貌形态，被命名为“石英砂柱峰”地貌。这一地貌，属世界独有，因而，具有非常突出的科学价值。
大自然的神奇，为神话传说提供了极好的素材。“金鞭岩”，上细下粗，顶端尖削，宛如一根长长的鞭子插在地面。据说当年秦始皇手执仙鞭赶山填海至此，被东海龙王发觉，龙王即派女儿出面阻止。龙女用假鞭换走仙鞭，秦始皇发觉后，弃假鞭于此，变成了这座石峰。
“劈山救母”、“夫妻岩”、“千里相会”、“采药老人”、“仙女献花”……，在武陵源，这些被人性化了的石峰比比皆是，那些传说或是神话，无不浸透着当地人对生活、生命的理解。
在距今100万至300万年前，地球进入了第四纪。第四纪最大冰期时，冰川覆盖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32％。冰川所到之处，生物都灭绝了。一些动物逃避到受冰川影响较小的地区生存下来，而这些地区也为一些地质年代为第三纪的植物提供了庇护。武陵源就属于这样一个地方。
武陵源地形复杂，气候温和，雨量丰富，森林发育茂盛，给众多物种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千百年来武陵源从未发生过较大的气候异常、水土流失、岩体崩塌或森林病虫害大发生等现象，保持了一个结构合理而又完整的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科研价值。
有山必有峡谷，像金鞭溪、十里画廊、黑槽沟等峡谷都是武陵源幽深绵长，林木遮天蔽日之地。武陵源还有“水八百”之称，形成“久旱不断流，久雨水碧绿”的特色。
武陵源森林茂盛，生长着原始次森林植物群落。森林覆盖率达到88％，仅木本植物就达到770种，其中武陵松为世界独一无二的植物。另外珙桐、伯乐树、南方红豆杉、白豆杉、篦子三尖杉等第三纪孑遗植物都在这里生长着。
1999年国家颁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武陵源有一级保护植物4种，二级保护植物19种。
生长在武陵源溪流中的大鲵，因叫声酷似婴儿哭声，又被称为娃娃鱼。大鲵是和恐龙同时期的动物，不仅对生物进化的研究，而且对研究动物生态系统和区域生态系统极其两者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
目前，在武陵源密布的森林中，还生活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云豹、金钱豹等大型猛兽，也有众多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武陵源被科学界誉为“天然植物园”，“生物基因库”和“天然博物馆”。
早在2300年前，土家族就在武陵源繁衍生息。
由于地理地貌的限制，武陵源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致使这里长期保持着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
这里的人们以姓氏做寨名，同宗同姓的人聚集成一村一寨，宗姓成为人们生活关系的纽带。
由于地貌环境的影响，这里的耕地非常匮乏，因此，只有将自家的水稻种植到远在几里之外，甚至十几公里之外的高山上，形成了壮观的空中田园和 “身在田园里，如上彩云间”农家景象。
吊脚楼是土家族、苗族居住的传统房屋建筑，是当地人为适应这里石峰广布，溪水密集自然环境的一种创造。吊脚楼一般建在正屋的边上，楼台腾空。
“西兰卡普”是土家族著名的传统工艺，又称“土家织锦”，与蜀锦、壮锦并称为中国三大织锦。这些古老的工艺品已经成为今天旅游者抢购的礼品。
茅裸丝舞，是以茅草着装的原始舞蹈，是土家族戏剧的活化石。在武陵源许多偏远的山乡，还存活着古老的傩戏。这是一种源于土家族祭神还愿仪式的古老艺术，集戏剧、说唱、诗词、音乐、舞蹈为一体。
“野趣、原始、人迹罕至、地球上尚存的无人之境”，这是武陵源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刚刚被外界知晓时，人们对它的评价。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武陵源被开辟为旅游景区，游人蜂拥而至，武陵源闭塞的历史走向了终结。1992年，武陵源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评定为世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4月，几位在重庆躲避战乱的中国历史学家在四川境内进行系统的田野调查。一天，他们到了一个被称为大佛湾的地方。当他们走进一个石窟，拧亮手电筒时，一个奇妙的世界呈现在他们面前。这就是大足石刻。
一个叫韦君靖的人是大足石刻的始作俑者。韦君靖原是一名地方小官，趁唐朝末期社会动乱之机，占据了大足。韦君靖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担心自己大开杀戒，死后会下地狱。于是他招募了一批跟随唐熙宗李儇流亡四川的画师工匠，于公元892年5月的一天，在大足北山的崖壁上开始陆续凿刻毗沙门天王和千手观音，拉开了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继云冈、龙门之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石刻造像的序幕。
韦君靖在大足大规模的造像活动，后来被不同信仰的人效仿，大足县境内的摩崖造像活动此起彼伏。
在大足石刻群中，存在着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北山，石刻造像以佛教人物为主，而在南山，则是道教的石刻造像。各教的造像有的独据一山，有的又共居一窟。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三大主体之间复杂关系的演化发展过程。
孔子创始的中国儒家学说，至今被中国人视为正统文化。道家学说由老子所创，讲究“清静无为，大道无痕”。而佛教则讲究“吃得今生苦，修得来世福”。三教的哲学体系和思想观念各不相同。
公元325年，东晋大臣瘐冰上书皇帝，对僧徒见了皇帝不行跪拜大礼提出批评。从那时开始，儒家思想就逐渐渗入佛教教义。
公元3世纪，一个叫帛远的和尚和一个叫王浮的道士经常在一起争论佛教和道教的优劣短长。王浮为了证明道教的正统地位，冥思苦想了几日便编出了《老子化胡经》，讲的是道教始祖老子去了印度，派他的弟子投胎变成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佛教徒也编印了《清静行法经》，加以回击。佛教在反击道教同时也把儒家当成自己的攻击对象。
佛教与儒道两教的矛盾一步步激化，最终演变为暴力冲突。公元446年北魏太武皇帝，崇信道教，在全国诛杀佛教徒，焚烧佛教经典，捣毁寺院。这样毁佛灭佛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一共发生过四起。
公元624年的元宵节刚过，唐高祖李渊就把儒道佛三教的代表人物召集在一起，他请国士徐匡讲孝经，僧人慧诚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并让陆明德分析讲评每个人理论阐述的优劣得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教论坛。
此后佛教为了能在中国扎下根来，便采用了一种引儒援佛的态度，因此孔子撰写的孝经便被刻在了大足北山佛祖造像的一侧。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能够在一座山头平安相处，正是佛教同儒家文化妥协的结果。
在大足崖壁上的《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中，佛祖向众人展示了自己前世的孝子形象：为了给父亲治病，佛祖日夜守候在父亲的身边；父亲病逝后，释迦牟尼又强忍悲痛，亲自抬棺送葬。事实上，源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佛教经典中从没有“孝道”两个字。所以这幅石刻集中地诠释了佛教与儒家文化相互影响和融合的历史。
在三教逐渐走向和解之际，大足石门山上，释迦牟尼和玉皇大帝的石龛，只隔了一道墙。而石篆山东段的石窟区，则有连在一起的三窟造像，分别供奉着儒家、佛家和道家的最高神灵。在妙高山，释迦牟尼，李老君和孔夫子干脆住到了同一个石窟里。
此时，中国北方战乱不息，社会动荡，大规模的石刻造像早已停止，大足石刻成为了记录和表现中国三教融会时期文化特点的石窟艺术群。三教的融合与渗透，形成了大足石刻的独特性。
公元1175年初夏，一位叫赵智凤的僧人，作为密宗六代祖师学成返乡。他为了向百姓更有效地宣讲佛教义理，决定把佛经里的故事刻到宝顶山崖壁上，使义理深奥的佛经，变成一幅幅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石刻连环画。
在宝顶山南崖的西端，有一组表现修行主题的石刻：牧牛图。通过图中各种驯牛的方法来表现佛门弟子调服心意的修行过程。在牧牛图后，又雕刻了以“问法”为主题的圆觉洞。
圆觉洞是大足石刻中的最大的一个洞窟。洞窟中，12尊菩萨，分列两侧，个个衣着华丽，神态安详，整个洞窟只有洞口上方一个天窗，光线由此而入，直射跪向佛祖问法的弟子，使之成为洞窟的视觉中心。山上渗出的水，通过暗道，从石窟里的龙嘴流下，而后滴落在老僧高举的钵中。水入钵中，发出轻响，更显得这座佛教殿堂的寂静和圣洁。
华严三圣像中的文殊菩萨，手中所托的七重宝塔，高1。8米，重约千斤。古代工匠们将建筑力学运用到创作当中，他们利用菩萨下垂的衣袖，使宝塔的重量经袈裟传至脚下的基座，使文殊菩萨能将手中的石塔稳稳地托了一千多年。
宝顶山摩崖造像于公元1252年基本完毕，把大足石刻推向了极至。在这里养鸡、牧牛这些普通百姓的生活场景，向人们传达了佛经的教义。佛祖和菩萨真正走下了神坛，走近了平民百姓。大足也因此成为了中国西南最著名的佛教圣地。
历经三百多年，大足石刻最终完成了石窟造像艺术的世俗化、生活化和民族化。由三教融合与渗透所形成的大足石刻独特的文化品位，使它成为了代表中国宗教文化特性的典范。而大足石刻之后，中国再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造像活动，这就使它在中国的思想和艺术发展史中，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青城山
在战国时期的成都平原上，一座最初为军事运输而修建的水利工程，竟然将一条大河重新改道变了流向。并且在以后的两千多年里，为成都平原赢得了“天府之国”的美名。这个水利工程，就叫“都江堰”�